异曲同调 天上人间——变文《欢喜国王缘》与《长恨歌》之比较

敦煌出土的说唱文学作品《欢喜国王缘》是在佛教名义之下唱出的一首生死不渝的爱情之歌。本文与白居易的《长恨歌》从故事题材、结构、写法、造成爱情悲剧之原因等方面进行比较,如出一辙。从中可见优秀作家与诗人都会向民间文学学习并从中汲取营养。     

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

本对敦煌石窟发现的赋体作品的写卷情况、作、作品的创作时代和抄写时代等进行了考辨。     

敦煌文献目连变文写本叙考

本文首次对目连变文的写卷原貌作一全面系统的考述。本文认为"目连变文"至少有十四种版本,五大系统。通过对十四种目连变文原卷写本的考述,本文认为斯2614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系列,创作于公元710年之前;北8719卷(水字08号)《目连救母变文》创作于公元939年;斯4564卷《目连经》创作不早于十世纪上半叶;北8444卷(成字96号)《目连救母变文》创作于十世纪下半叶;伯2193卷《目连缘起》创作介于公元949至987年之间。关于其抄写时间,本文认为,从公元710年至公元987年都不曾断绝。关于其抄写者,有净土寺寺学生薛安俊、显德寺寺学生杨愿,有净土寺僧人宝护、三界寺僧人道真,有尚书张议潮的参谋张大庆,他们抄写目连变文的目的是学习、发愿祈福或法会宣讲。关于目连变文的创作者前人还未曾探讨过,本文认为"目连变文"的创作者有唐人张保达,宋代僧人道真也可能创作过。他们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宣扬佛教的孝道、因果轮回报应和劝诫世人布施行善。     

敦煌写本人名与断代

数万卷的敦煌写本,保存有丰富的人名资源,利用这些人名在不同写本中的重复出现,可以对一些敦煌写本进行断代.本文以具体例证对这一方法的具体使用方式进行了探讨,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     

从敦煌出土写本看敦煌佛教研究

本文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教文献为依据，指出敦煌藏经洞佛教文献对中古佛教研究的意义；介绍了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现状，以及敦煌佛教文献对佛教研究的启示，特别论述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佛教的独立发展及其意义。同时还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敦煌汉简《风雨诗》试论

本文重新释读并注解了斯坦因1913—1915年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敦煌汉简《风雨诗》,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形式、作者、题名、抄写者、创作年代、抄写时间以及风俗地理诸问题。认为《风雨诗》是八言八句的骚体诗,其中所缺"兮"字为抄者所省。作者应是汉陇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按后来制题的惯例,诗当题作《陇西太守××歌》、《天水太守××歌》或者《安定太守××歌》,其抄写者为T.ⅩⅫ.d中的烽率。《风雨诗》应创作于东汉时期,抄写则当在汉光武帝建武廿三年至汉明帝永平十年这廿年的时间内。《风雨诗》写的是一场大风雨给陇西、天水、安定三郡地区人民带来的洪水灾难,考其风俗地理,更可了解当地自然状况和水患背景,而知此次水患人民受灾之深。     

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对传统写本抄写时代判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以敦煌文献中有明确时间题记的写本为依据 ,初步总结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在我国古代避讳史上的阶段性特点 ,并以日本所藏《世说新书》残卷为例 ,利用敦煌写本避讳的一般性特点 ,考察其抄写时代     

敦煌唐写本明《诗》习业策残卷读释

英藏敦煌文献“S6082”是一件珍贵的唐写本残卷,内地尚未见有专题性研究,已有的题称和识读多有未当。残卷漫漶严重,其主体部分为两条相对完整的“《诗》论”问答,与《〈毛诗正义〉序》《诗谱序》关系密切,皆本于《毛诗序》,是唐代明经科“分经修业”制度之产物,当与“明二经”之目下“二中经”相对应。属问答结构相对完整的明经私试策文本,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从敦煌写本看敦煌民众对俗赋的接受

敦煌俗赋与敦煌当地民众存在着密切关系。敦煌俗赋写本的题记可说明部分俗赋由学郎书写,与文本字迹不同的题记显示十世纪的敦煌存在传阅俗赋的事实。与敦煌俗赋抄写于同一写卷、字迹一致的蒙书等文献暗示部分俗赋具有与同抄文献相似的性质,是当地民众的通俗读物。见于写本余白的俗赋标题、俗赋残句等写卷杂写,又可表明敦煌民众存在阅读、背诵俗赋的行为。敦煌俗赋写本不仅是文学作品或"讲诵底本",它还是敦煌民众日常生活中常读常诵的教材,是其文化接受活动的生动体现。     

从敦煌写本看现存《普曜经》的翻译及流传

敦煌写本《普曜经》共10号。文章以敦煌写本为中心探究《普曜经》翻译来源及翻译完成后的流传情况。通过比较敦煌写本与三国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可证《普曜经》部分篇章系《太子瑞应本起经》之“翻版”。从写本到刻本,《普曜经》语言经历复杂变化,通过考察异文推测南方系统诸刻本与敦煌写本最相近,中原系统刻本相似度最低,这个差异与其底本来源不同有密切关系。南方系统内部诸刻本《普曜经》有较明显的分野。     

敦煌写本;;《丑妇赋》;;校注;;补遗

敦煌写本P.3716V《丑妇赋》以讽刺、夸张的手法刻画了一个相貌丑陋、言行粗鄙的丑妇形象。经过潘重规、张锡厚、伏俊琏、项楚、萧旭、赵家栋等诸位学者的校勘审订和注释疏通,其文字上的不解之处渐趋得以清除。然而,细细研读,其间文字仍有进一步勘正和疏解的必要。这里便就“耽眠嗜睡”“以犊速兮为行,以屈淬兮为跪”及“所有男女总收取”等10处文字的形义问题加以探讨和补充。     

吐鲁番,敦煌发现的《三国志》写本残卷

１９９１年日本的《东海史学》第 ２６号,登载了片山章雄先生的《吐鲁番、敦煌发现的〈三国志〉写本残卷》一文。该文全面介绍了已知的所有《三国志》写本的存在、发表及研究的情况。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在该文发表之前,尚未发现对所有《三国志》写本进行集中介绍的文章。这是因为,过去的学者有的只了解一部分写本而不知道另一部分的存在;有的虽然对某些写本进行了探讨,但所公布的原始资料并不完全相同。这一切表明,对所有的写本残卷的情况加以介绍,对有关研究史加以整理,实有必要。因此该文的发表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掌握有关《三国志》写本的信息有着重要的意义。据吴金华教授介绍,该文综述的６种写本中,为中国学者熟知的是３号和４号写本残卷;至于５号和６号写本残卷,虽然已为一部分学者所瞩目,但对它们的研究和利用并不充分;而１号与２号写本残卷在中国尚鲜为人知。因此该文对于今后《三国志》的整理研究,尤其是对古写本残卷作全面的探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也许是因为作者所见的写本影印件字迹不太清楚的原因,文中说到的“标点本一四六四页第三行的‘乞赦其一等之罪’的’赦’宇,写本的第十六行作‘可’”,据吴金华先生说,残卷的原文不是“可”而是“丐”（）。但瑕不掩瑜,此     

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本学,又称为手稿学的界定及其对敦煌写本研究之重大意义为论点,充分论证了敦煌写本中出现的俗字与写本时代之间的关系,与写本真伪的关系以及敦煌写本俗字可供探究写本性质与来源的重要参考价值,以为写本学的建立,意义深远,既是研究敦煌文献的基础,也是研究日本古写经,乃至于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汉文写本的重要文献基础.     

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疑难字形四例

敦煌吐鲁番两地共出土六种《三国志》古写本,其中少数字形的辨认还存在问题。通过研究出土《三国志》古写本中的四例疑难字形,可以为《三国志》等传世文献整理以及出土魏晋文献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部敦煌学者的必读之作——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读后

张涌泉新著《敦煌写本文献学》独树一帜,博大精深,提供了对中古时代写本文献认识和研究的基本路径。书中呈现出作者的深厚功力:对汉字演化史了然于心;对敦煌写本的书写特征非常熟悉;实现了与写手的沟通,极大地把握了写手的原意;对研究写本的相关文献亦格外谙熟。职是之故,作者认为所有研究敦煌文献的专业工作者均应将该书列为必读之作,以便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准。文末有作者对敦煌文献中的六个口语词(色、唱、坐、臥、携、智量)的解读,或阐释其义,或提供佐证,亦可参阅。     

俄藏敦煌文献所见存世最早的《史记》写本残片及其缀合

俄藏敦煌文献中已知与《史记》相关的残纸共有五件。除此之外,笔者又发现未命名的俄藏Дх.04666残片亦为《史记》写本,并可与俄藏Дx.02670残片相缀合。二者为迄今所见存世最早的《史记》写本的遗存,它对我们了解早期北方《史记》写本的形态及宋刻本的不足多有启益。     

从日本朝鲜写本看敦煌文献省代号研究

敦煌写本省代号在东亚写本中曾普遍使用.不仅古代日本、朝鲜的汉文写本较多使用省代号,而且这两个国家的本民族文字的写本也使用多种省代号.日本、朝鲜学者根据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还创造了自己独有的省代方式.省代号的知识对于这两国古代文学的翻译研究十分重要,也是东亚写本学研究的一个方面.     

中日学者对敦煌唐写本《切韵》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唐写本《切韵》的问世,引起中日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秉承当年敦煌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正视敦煌学的历史和现实,兀兀穷年,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敦煌本《切韵》残卷,留下了许多经典著作和佳文,由此,《切韵》系韵书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在切韵性质、声韵特点、反切注音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中古音韵研究和汉语音韵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待文化遗产,我们不仅要保护,更要去研究,了解这些文化遗产蕴含的价值与灵魂,这样才能更好地将优秀文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论敦煌唐写本《鶡冠子》

本文认为,民国年间傅增湘先生介绍的唐写本《鶡冠子》残卷和１９８７年何凤奇、王洪生所述的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藏唐写本《鶡冠子》残卷都是伪作。     

论敦煌类书《籯金》写本《储君篇》与《诸王篇》的分野

通过考察敦煌类书《籯金》写本《储君篇》和《诸王篇》录事与叙文的关系,对比《籯金·诸王篇》与《语对·王部》录事可见,现存《籯金》写本《储君篇》"诸王"之后的"帝子、天孙,大王风、小山桂,瑶枝、琼萼,派裔五潢,祚土、分茅,猿岩、兔苑"等事当属《诸王篇》。《籯金·诸王篇》与《语对·王部》在录事上相似性很高,这说明唐代私修类书在编纂实践中或已逐步形成一些常设部类,部类内或已逐步凝聚了一批核心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