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学者治学方法集要（下）

我国古代学者治学方法集要（下）徐保均２１、北宋思想家王安石的“博览法”：“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光读经，就不能懂经。他在钻研经学的的侯，不仅认真读经书，而是“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书》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同。”...     

论师资培训中的学以致用教学原则

我国教育史上,有不少教育家提倡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孔子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他认为如果学习只是口头上能说不能身体力行,那是极其可耻的。所以“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荀子把学习过程看成是由“闻见”、“知”、“行”三个步骤组成的,强调“行”为学习的终点。他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荀子·儒效》)还说“知之而不行,虽敦而困。”(《荀子·儒效》)这里,他不仅提出了“行”高于“知”,即“用”高于“学”的见解,而且深刻地提出“学了知识不能去实行,知识学得再也多是没有用处”的观点。东汉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王充,更是强调学用一致,提出教学要注重实际的“效验”。他说:“凡贵通者,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键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关于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用游记形式写的一篇说理散文。当时,王安石任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通判。在这之间,王安石曾在扬州、鄞县等地做官,对北宋王朝的社会弊病,有所了解。他怀抱着“欲与稷、契遐相睎”(《忆昨诗示诸外弟》)的志向,要在政治上干一番事业。在舒州时期,他认真读书,砥砺志节,曾约了一些朋友在一起讲论学问。他的朋友王令在《因忆灊楼读书之乐呈介甫》一诗中说:“忆昨灊楼幸久留,乾坤谈罢论睢鸠”(自注:“时讲《诗》《易》”),就是一证。《游褒禅山记》虽然是用游记的形式写的,但却反映了王安石的思想品格和他的治学态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所”字结构中“所”后动词可省吗?——兼谈《春秋左传注》对几个“……无所”的解释

于志荣同志《对几条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注释的商榷》(《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社版)1990年第1期)一文(以下简称于文),在“勤而无所”条中解“无所”为“无所得”、“无所获”,“即不能取胜之意”。并说:“‘无所’是古汉语常用的固定结构,‘所’字是个特殊的指示代     

王安石心理学思想研究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思想家。他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在王安石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里,有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他的心理学思想与他的社会政治改革有密切联系。他的关于人的智愚“非生而不可移”和能力与禀赋关系等方面的观点,至今仍闪耀着光辉。王安石的著述收在《王临川集》里,其中《礼乐论》、《原性》、《性情》、《性说》、《洪范传》、《伤仲永》等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心理学思想。     

关于《七月》之作者问题

金履祥“安有去之七百岁而言情、状物如此之详 ,若身亲见之者 ?”姚际恒“周公去公刘之世已远 ,岂能代写其人民风俗至于如是之详且悉耶 ?”崔述“且玩此诗醇古朴茂 ,与成、康时诗皆不类” ,方玉润“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 ,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长世胄 ,位居冢宰 ,岂暇为此 ?”等种种否定或怀疑《七月》为周公作之理由 ,均似是而非 ;至于近代以来之“奴隶 (农奴 )作”及“小奴隶主作”等说 ,更近乎凭虚。《七月》为周公作 ,当无所疑     

论王安石的“元气之不动”

关于王安石的“元气之不动”的命题,中哲史界几乎是一致认为:“不动”是同“运行”相对待的哲学范畴,从发展观上讲,是说的动和静。这样一来,“元气之不动”,就是说的“元气”是静止的。由此则势必导致动生于静的形而上学结论。事实上人们也正是如此理解王安石的哲学本体论的。这样理解究竟对不对?怎样认识才是较为符合王安石这一命题的本来意思呢?笔者在教学和研究中遇到这个问题,并作了些粗浅探讨,写出来就正于中哲史界的同志们。     

文言文阅读练习

夫学者之欲至于圣贤,犹射者之求中夫正鹄也.不以圣贤为准的而学者,是不立正鹄而射者也。志无定向,则泛滥茫洋,无所底止,其不为妄人者几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则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从师,取友,读书,穷理,皆求至之事也。于是平居无事之     

论“字说”现象

在宋代的字书中,最标新立异的要算王安石的《字说》。这本书在宋代就已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但由于王安石政治地位极高,在他当政期间,主司用此书取士,读书人不敢不学习,所以也曾风行一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字说》一书也因其荒诞不经而成为字学发展中的有趣故事,知者亦复不少。可惜的是,《字说》在元初以后便散失,全貌不得而知。但从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尚可钩稽出五六十条内容,诸如“波者水之皮”、“坡为土皮”、“诗为寺人之言”、“同田为富”等等,足以窥斑见豹。此书的主要特点,正如前人所指出的,是不问“六书”,昧于形声之旨,把一切文字都看成会意字,单纯从通行字形出发而对字义作非造字本意的解释,穿凿附会,多荒谬之论。显而易见,从科学的角度看,《字说》对于中国的文字学,其价值是很低的。但是,《字说》式说解文字的现     

语文课堂提问艺术探微

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在《书洪范传后》中说:“问之不深,则其听之不专;思之不深,则其取之不周。”可见,“问”,是要讲究深度和艺术的。上海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在他的《语文导读法探索》一书中也说:“要发展学生智力,研究‘问’的艺术很有必要……问题本身要富有启发性,要激起学生思维的火花。”宝贵的经验之谈,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十多年来我在语文课堂提问的方式方法上作了有益的探索。现就点滴体会,略陈管见。直问。这里的“直问”绝非指平淡无味、一览无余的提问,而必须具备一定的难度和启发性。如教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一文时,我问文中的…     

创作谨严 古今典范

杜甫与鲁迅是古今文坛创作谨严的名人。杜甫的诗作在唐、宋时代,即被作为创作典范为人称道。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古今,(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王安石在《杜工部诗后集序》中写道:“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所能为,而为之者惟其甫也。”以诗人论诗人更见杜诗之高妙。杜甫是个天才而又勤学苦练的诗人。他由于“读书破万卷”于是才“下笔如有神”,才臻于“诗兴不无神”的境界。他的诗歌皆是他反复吟咏,精心琢磨的结果:“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     

论大学的理想

笔者认为用《易·说卦》中“穷理尽性”四字来概括和整合各种大学理想的表述是最为简约和贴切的,从“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的意义上对穷理与大学的高深学问、穷理与学术自由、穷理与大学自治以及从“完尽生灵所禀之性”的意义上对尽性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尽性与教育目的、尽性与素质教育等方面对“穷理尽性”四字所蕴含的大学理想之内涵作了简要的阐述。     

试析孔子“叩两端”的逻辑方法

《论语·子罕》篇里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吾有知乎能?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端而竭焉。” 对于这段话,旧注只是说到孔子的如何谦逊,对于鄙夫如何的穷尽心力;而至于如何解决鄙夫的问题,则涉及甚少,只是说“终盟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而已。 至清焦循,对于这段话作了一番疏证。他在《论语补疏》中说: “此两端,即《中庸》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之两端也。鄙夫来问,必有所疑。     

《〈说文解字〉新注》选(续三)

①大圭。长三尺，抒（zhu）②上，终葵首③。玉，廷。他切。[译文]大圭。长三尺，上端削薄，安上一个椎形的脑袋。玉，廷。[注释]①《记·玉藻》，“天子（插）。”注：“之言，挺热无所屈也。”是天子所持的玉笏。②抒：今《周》作“杼”，是削薄的意思。③终葵：椎。《说文》“椎”下：“谓之终葵。”把“椎”音拉长说出来，就成了“终、葵”；把“终、葵”急连拼合一起，就成了“椎”。这就是古人说的“言”、“急言”。徐《傅》：“其上作椎形。象无所屈也。”诸侯圭朝天子，天子玉以冒①之，似犁冠o。周迅）0日。“无子软调，四寸。”…     

《爱莲说》探故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是一篇托物言志的散文小品,它借描绘莲花的高洁品质,表明作者鄙薄世俗、洁身自好的君子情操,这是历史来人所公认。惟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朱舜水独持异议,认为《爱莲说》“寄意高远,人奠窥其际也。或曰‘莲出淤泥之中芬芳静好,殆如高贤之不缁不涅,故爱之。’此乃推测之智耳,果足尽先生乎?”①他还指出《爱莲说》的立意是寄予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王安石以智慧术数逢其君,为祸方烈,先生委之不可,争之不能,是故爱莲以闲神志。”②朱舜水之解颇新奇,然而缺少根据,不足徵信。据宋人度正《周声公年谱》载,《爱莲说》写于宋仁宗嘉祐八年癸卯(公元1063年)五月,此时周敦颐正通判虔州,年四十七岁。而王安石参政,推行新法是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之间相距六年。换言之,即《爱莲说》在王安石变法前六年已经写出,虽然早在嘉祐四年,王安石撰《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主张,但一直未被宋仁宗采纳,也未得到治平年间宋英宗的支持。这段时期的王安石是未逢其君,更谈     

语文课堂提问艺术探微

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在《书洪范传后》中说：“问之不深，则其听之不专；思之不深，则其取之不周。”可见，“问”，是要讲究深度和艺术的。上海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在他的《语文导读法探索》一书中也说：“要发展学生智力，研究‘问’的艺术很有必要……问题本身要富有启发性，要激起学生思维的火花。”宝贵的经验之谈．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十多年来我在语文课堂提问的方式方法上作了有益的探索。现就点滴体会，略陈管见。     

《国语》作者小考

《国语》虽然也是一部“衣被词人非一代”①的不朽之作,但它的遭遇要远比“楚辞”不幸得多。“楚辞”自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立足于文坛以来,学习、模仿、研究者不绝如缕;而《国语》则“门前冷落车马稀”。虽然也曾出现过“近代之《国语》”,然终未成蔚然之势,早在汉代,遂“《国语》之风替矣。”②《国语》问世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但人们却对它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研究甚少,甚而至于连它的作者为谁都确定不下来。虽然前     

“沉郁顿挫”杜甫诗风格成因有谁知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是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自述创作甘苦之语,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跛及也。”     

天耶?人耶?!——屈原悲剧续谈

屈原思想是以楚文化为根本,并兼容北方之学,尤其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而这两种文化精神——“巫文化”与“史文化”——在本质上有许多冲突,这种不和谐也在屈原思想中产生了终极的困惑,即天道与人道的冲荡。在他遭放逐之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时,欲去不忍,欲留难就,这种文化思想的困惑更为突出,加之对于楚国危亡的忧心,个人思想意识的疑虑困顿在崇高的背影下上升为一种悲壮。缛缠绵幽怨的《离骚》回旋飘荡的正是这种情绪。至于《天问》,这种情绪体现就更为直接了。“天问”即“天道之问”——人类社会之兴亡衰败是依天道还是人道?！ 战国以前,见诸经义的天道人道之论,皆以天命为旨。《诗经》咏叹“假哉受命,有商孙子”;《易》说“天道下济而光明”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书》言“天道福善祸淫”。《周礼.师氏》中还有“至德以为道本”的说法。“至德”的意思是从天而降之德,即天德。集经义大全的孔子当然也不例外,“天生德于余”的孔夫子,知天命信天德循天道,这些都在《论语》中多有流露——“子之所慎,齐（斋祭）战、疾”（《述而》）;“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还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天命在孔子眼里不仅是为人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