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日本文化

综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是日本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翻译是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鉴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日本主动地、有选择地引进和移植中国和西方的先进丈化,自觉地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并带动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诞生,使日本社会相对稳定地步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日本型发展模式中,可以看到翻译事业对文化的贡献和作用是巨大的,翻译带来了新观念、新思想,它在人们的头脑中完成了不流血的革命,并促使人们在社会变革中去实践他们的主张,翻译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丈化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新时期翻译教学新利器——《翻译工具与技术》述评

《翻译工具与技术》(Translation Tools and Technologies)是《劳特里奇翻译入门》(Routledge Introductions to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丛书中的一部新著,于2023年出版,是新时期翻译教学特别是翻译技术教学的一个新的利器。该书内容翔实全面,体现出较好的读者意识,并且颇具新颖性和前瞻性,值得国内翻译界关注和借鉴。     

《翻译经济学》述评

《翻译经济学》为许建忠教授继《翻译生态学》、《翻译地理学》之后写就的第三本专著。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翻译经济理论的专著。在翻译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里,该书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看完该书,读者会对整个翻译经济学体系有个全面了解,无论是译员,高校教育人员,翻译企业从业人员,抑或政府文化部门工作人员都能从该书中受益。     

《中西翻译简史》述评

以谢天振为首的十一位学者所著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年出版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此书将中西翻译发展史整合在一起,在共时中平行介绍二者,分别记录了在宗教文献翻译阶段、文学翻译阶段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阶段中的中西翻译史。     

《数字时代的翻译》述评

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对翻译活动的诸多方面都有深刻影响,翻译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数字革命,同时翻译研究面临数字革新带来的新的挑战。《数字时代的翻译》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诠释了这场翻译的数字革命,提出了翻译研究的诸多新课题,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著作。本文首先分析了本书的创作背景,其次阐述了书中的五大论题,最后对其学术贡献与不足之处进行了评论。     

日本江户、明治两代的《文选》版本简介与目录

《选》在日本流传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日本在江户时代以前没有刊刻版本的《选》,传世考皆由唐代古本而来。在江户时代日本开始刊刻《选》,前期有六种《选》出版：直江版、庆安本及出于明王象乾本的诸版本。在江户时代后期主要有两种版本：片山兼山的《选正》、秦鼎的《李善注选》。以上各种版本多有重印、修补,明治时期又有多种版本重排重印,形成了《选》版本众多、庞杂难辨的局面。甄别日本各馆收藏的《选》版本目录,理清《选》在日本的版本流传,对于《选》研究极具重要意义。     

翻译研究的“门槛”——凯瑟琳·巴切勒《翻译与副文本》述评

翻译与副文本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起步,从各个角度入手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尚未有一本专著对其进行详细的介绍。英国诺丁汉大学学者凯瑟琳·巴切勒(Kathryn Bachelor)2018年出版《翻译与副文本》,旨在对这一研究领域作详细的论述。这部著作起到了一个\"门槛\"作用,拓宽了翻译与副文本研究者的视野。这部著作对于想初步了解翻译与副文本的研究者,以及想透过该书得到更多相关参考文献的研究者来说都是好的选择。本文贴切这部著作的线索,梳理了各个部分的重点,介绍了副文本概念、重要案例分析以及翻译与副文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虽然该书是翻译与副文本研究的重要著作,但相关概念依旧模糊,某些陈述内容游离于主题之外。     

日本古体诗歌的一朵奇葩--论日本俳句的创作和翻译

俳句是日本文学格律诗体的一种传统形式,它是从日本最古老的诗歌样式——和歌发展而来的。俳句的创作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首先,俳句是由5、7、5三行17个音组成的;其次,俳句中一定要有一个季语。另外,俳句中还经常使用断句字、比喻,俳句还强调节奏和声音所带给人的印象。对日本俳句进行翻译,既要考虑它的格式特点,又要结合具体情况酌情处理。     

翻译语言的语言学系统分析——《语言学与翻译语言》一书述评

《语言学与翻译语言》一书通过理论的阐述说明,问题的详尽讨论和实际例子的练习很好地解释了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加强了读者对语言学是如何用来帮助翻译创作,实现翻译语言描写,进行建设性的翻译批评的理解。总体来说,本书主要有四个特色：①研究角度新颖;②内容全面;③结构合理;④语言简朴。此书为学生和老师进行更深入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     

《翻译研究方法概论》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专业研究生聚焦于翻译方法的研究,而对翻译研究方法却关注甚微。本文对穆雷等人编写的《翻译研究方法概论》进行简评,使其稍加丰富翻译研究方法这一领域。     

日本明治前期议会主义思潮的勃兴

明治前期,在西方议会政治思潮影响下,日本社会兴起了近代化的议会主义思潮。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视角论证了在日本设立近代资产阶级代议政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极力强调尽快在日本建立议会的迫切性。由此,引起了在日本设立议会是否紧迫的论争。通过论争,不仅使近代化议会政治思想观念深入民心,而且促使统治集团定下了召开议会的具体时间表。     

简析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台湾的侵略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日本曾多次侵犯台湾，都被明朝军民击退。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军事实力增强，侵略性高涨，在美英等列强支持下，日本大举侵略台湾，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使腐朽的满清政府战败割台，日本对台湾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这证明了一条真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只有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增强综合国力，才能在世界强国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化民权思想的形成——围绕加藤弘之早期几部政治学著作的思考

明治初期的日本,面对内部社会矛盾激化和外部欧美列强压迫,亟须用全新的思想唤起人民的觉醒,以促使日本人民加入到建设近代化社会的行列。加藤弘之在自己早期的政治学著作中,接受了西方传来的近代化政治观念,大力弘扬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对近代日本的民权运动和民本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明治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及其政治、文化心态

在日本文化视域中,北京的形象由虚而实、由无足轻重而变得举足轻重始于明治时期。明治时期来北京的日本文化人,既在那里\"一叶知秋\"地探察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态势与走向,更试图从中发现对中国\"一剑封喉\"的现实方策。深受汉文化浸染的汉学者的北京之行多充溢感伤情调。这种失落源于以帝都萧索破落的景观为表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孔教在近代中国的失效以及\"礼仪之邦\"国民的鄙俗化堕落等等。带着北京之行获得的高度文化自信和\"彼消此长\"的自得,为实现对华文化侵略,他们开始了理论及实践层面的谋划与探索。文化侵略之外,领土、经济利益等层面的诉求使日本对华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甲午战争中,福泽谕吉等重要文化人剑指北京的\"扼喉\"之论,对战事的展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甲午战后,作为胜利一方的日本走上了与西方列强联手侵华的道路,近代北京也因此被强制地染上了\"世界色彩\",并因其具\"咽喉\"意义,遂成为列强在华利益争衡的枢纽。《辛丑条约》中有关列强在京驻兵等条款以及作为治外法权地\"国中国\"的东交民巷,都使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遭遇极大的挑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难以抹灭的国耻,也极大地左右了大正、昭和时期来京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书写。     

黄遵选与日本

黄遵选与《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为中国近代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蓝本,是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黄遵宪在了解日本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巨变促使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既与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对日本的侵略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对外交上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趁“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日争衡,犹可克也”。否则,“隐忍容之,养虎坐大,热将不可复制”。     

明治期间日本汉语教科书中的北京话口语词

明治时期日本的汉语教学已经转为北京官话口语的新阶段，并产生了系列新教材，这些教材揭示了清末民初北京口语的面貌，是研究北京方言词汇史的重要资料。教材文献中的口语词表现灵活：同音异写，多音变，多衬字，具有浓厚的北京地方色彩，可以看作是北京话的特征词。它们为系统研究北京口语词提供了早期的书面例证，对编撰北京口语（北京方言）类词典极具价值。这些口语词产生时代不一，大多是清代中后期出现的，并在今天的北京话中留存．部分已经进入普通话中。     

论日本近代早期政治学说中的“抵抗权”思想——日本近代公权思想的表现之二

日本近代早期,由于社会转型的需求和当时特殊的社会条件,思想界受西方先进国家政治学说的影响,提出了人民拥有抵抗权的思想学说,主张人民在必要时可对实行专制统治的政府履行抵抗权利.思想家们宣传了人民抵抗权利的正当性,并就抵抗权履行的方式问题展开了讨论.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之原因

从中日两国文化的心理传统来看,日本是无我为中心型,中国则是以我为中心型。从两国文化的历史传统来看,日本外向型开放型,中国则是内向封闭型。从两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来看,日本是并存型,中国则是单一型。从两国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部分摄取型。从两国社会的协作形态来看,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中国则是亲族协作型（孝）。从两国社会的教育形态来看,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中国则是选拔,达到目的型。由于中日两国各自独特文化形态的差异,决定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