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进士总数新论辨

明代四川进士是西南边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群体,学界关于该群体的总数聚讼纷纭,新论"1 406人"说引起了新的讨论。重新审视"1 406人"说立论的基础、文献资料的运用、相关学术史等问题,在没有新的材料公布之前,"1 406人"说应该是大致可信的。     

明代四川进士总数考——兼与吴宣德教授商榷

明代四川进士是西南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学界关于该群体的总数众说纷纭,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吴宣德教授1422人说。然而,该说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经过考证,明代四川进士应为1406人,其中一甲进士6人,二甲进士312人,三甲进士1087人,1人无法确定甲第,该群体内部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形的特点。     

明代惠州府进士初探

明代惠州府进士44人,数量不多,在全国靠后。就地域分布而言,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归善、博罗并驾齐驱,占惠州府进士总量的68%以上;就时间分布而言,也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明显少于中后期。就惠州进士总量和结构而言,并没有优势可言,进而限制了其整体仕进成就。但是,庶吉士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矫正补偿作用,从而使得惠州府进士仕进情况颇有可观之处。惠州府进士之所以较多,主要有民风淳朴、士风向学、学校众多、地方官绅的奖掖等几方面的原因。     

明代惠州府进士初探

明代惠州府进士44人,数量不多,在全国靠后。就地域分布而言,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归善、!博罗并驾齐驱,占惠州府进士总量的68Z以上;就时间分布而言,也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明显少于中后期。就惠州进士总量和结构而言,并没有优势可言,进而限制了其整体仕进成就。但是,庶吉士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矫正补偿作用,从而使得惠州府进士仕进情况颇有可观之处。惠州府进士之所以较多。主要有民风淳朴、士风向学、学校众多、地方官绅的奖掖等几方面的原因。     

明代安仁进士考

据清代的《安仁县志》所载,明代安仁县共考取了四位进士,分别是邓伟奇、欧阳复、陈铨、欧阳选。经考证,其中陈铨乃永州卫人,而非安仁县人。另外三位进士学界罕有研究,现结合各地的方志以及相关文献资料,为这三人编写简要的生平年谱,以进一步了解他们三人的行事,并考察安仁进士在明代的成就与贡献。     

明代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以明代掖县为中心

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灾害频发,战乱不已,土著居民大量死亡或迁徙。明初为防御倭寇,加强海防,在胶东地区建立了众多卫、所,陆续地从刚平定的四川一带迁来大量军籍移民,与当地居民通婚并繁衍下来。由于明中期天灾不断,倭患侵扰,大量土著居民渡海移民关外,导致当地土著人口比例下降。剩下的土著姓氏,或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迁居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或因“先世失考”,后世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今莱州市）居民中明初四川移民后裔的高比例。     

明代徽州进士的处世思想初探

明代徽州进士在社会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北方世家大族尚礼教、负气节的遗风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宗族教化的影响,使得徽州进士不但清廉自律、刚正不阿,也使他们在为官时恪尽职守、勤政爱民。同时,他们的学术和思想也极大地影响和引领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推动了区域文化圈的形成。     

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的局限性

明代进士题名碑的文献价值应当重新定位。在考证明代进士出身的人物时不能仅以此作为必然的、最终的标准和依据。因为它存在诸多局限性:在数量上,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不全;在立碑时间上,具有滞后性;在立碑的方式上,具有突击性、集中性;其现状令人惋惜。     

《富顺县明清文科进士总数说》质疑

《富顺县明清文科进士总数说》对于推动四川科举史研究不无贡献,但是文中亦存在一些史实错误和失误：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榜中四川士子应为18人,非17人;资料的缺失使其统计数据有待商榷,这表明统计明代进士数量要综合明清科举文献和方志,不能仅凭一二种文献;其学术史回顾之失,揭示出学术史的撰写一定要全面,至少要把握住课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元明歌妓散曲作品浅探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一直处于非主流的补充地位．而散曲中的歌妓作家作品,就更为正统文坛所不齿．在女性主义思潮日益活跃的今天,为了对古代的女性世界有曼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本文拟对元明两代的歌妓作品进行简单梳理和比较分析,以唤起人们对这长久被忽略的群体的更多关注和重新认识．     

明初德州移民考

明朝建立之初,德州人口稀少,经济落后,民生凋敝,随着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外地移民的大量迁入,德州逐渐繁盛并成为运河东岸的经济、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     

晚明退隐士人的生计问题

晚明出现了大批以"隐"为状态的文化士人,他们或为诗词歌赋,或居山野泉林。然而在选择放弃科举和远离官场之后,隐士又不得不面临生存困境,他们或教书以续其志,或践耕以养其身,或以卖文鬻字、医卜算经等方式来维持生计,并就此展现出各种价值取向以求其治生之道。     

明代预备仓与先赈后闻探析

明太祖在总结常平仓、社仓等救荒仓政的基础上创立了预备仓政,形成了重要的仓储备荒体系。明朝统治者通过设立预备仓,一方面解决了远距离运粮的问题,避免了赈灾粮食的转运之苦,减少了救灾中粮食运输的消耗,且为灾民就近取食提供了条件,使灾区人民的生命得以维持。另一方面,预备仓的建设为实行“先赈后闻”的荒政政策创造了条件,避免了因报灾——勘灾——赈灾途中时间的消耗,加快了救灾的进程。避免了灾害来临之时流民成群、饿殍遍野的境况,为明朝前期政权的巩固提供了保障,成为了明朝重要的仓储救荒的制度。     

明代边防预警机制探略

明代边防一直遵循着"守备为本"的方针,逐步建起了以哨探为基础,以传烽为主要预警方式,以截击与应援为保障的边防预警机制。边防预警不仅使沿边守军在敌人入侵时处于临战状态,减少了措手不及的被动,也为边军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部署赢得一定时间,同时对保护沿边地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也有积极意义。     

明代吴门汤姓装裱工汇考

明代是装裱业的大发展时代。此时期装裱技艺承前启后,呈现出地域性强的特点,各地相较,吴门装裱尤为出色。而吴门诸多裱工中,汤姓可以说是一个装裱的名门望族,除装裱技艺精湛外,其书画鉴定、交友等事颇多却历来却不被重视,因此,对其进行汇总考证,对明代的书画收藏研究是有帮助的。     

明清之际民主思想浅探

我国明清之际民主思想的出现，既是我国古代反对君主专制统治，重视民权的结果，也是我国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结果。     

明代景东儒学教育初探

景东儒学教育历史悠久，早在明正统七年就设置卫儒学，至今已有500余年历史。后改府学，建书院、办社学。儒学发展迅速，至明末，科举开科中举人数在云南20个府中排名第十三位。明代景东儒学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一是有悠久的傣族历史和文化作为基础；二是陶氏土知府能顺应历史潮流。以统一大业为重，忠于朝廷；三是明王朝对景东的重视。儒学教育的兴办与发展，为明王朝培养了一批官吏和知识分子，同时也增进了汉民族与傣族等少数民族的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