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对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的启示

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认为,权威的存在不是来源于上级的赋予,而是来源干下级的认可;在农村治理中,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是来自子上级政府授予,而是来源于基层民众的认可,基层治理需以民众为导向.农村基层政府现有的选择性治理,是基于政府自身利益有选择性地展开行政工作,其产生原因是既有的压力型体制导致的内在激励不足和外在压力不强.应以制度化的手段扩大民众参与,建立公共利益有效表达机制,来代替选择性治理.     

财政分权、统筹城乡与公共服务供给

采用成都市县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分权、统筹城乡对成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体系战略目标和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践能显著促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但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重视经济绩效的政绩考核模式削弱了二者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影响。成都各县级政府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主要凭借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外部激励)和单位供给的规模效应(内部激励),而不是本级可支配财政资金;处于第二、三群圈层的县级政府更偏好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因此,成都市县级政府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规模是政绩考核压力、寻求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和规模效应的动力、统筹城乡一体化与推进公共服务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地级市截面数据,对政府透明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政府资源与能力、政治规范和法制化进程、公众压力和需求等三个方面的因素.研究发现,政府能力、上级政府压力、法制化进程以及公民的教育水平和上网比例等同政府信息公开显著正相关,而财政资源和公民收入水平同政府信息公开无显著相关关系.对研究结果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意义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改革逻辑及路径探析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现代行政管理变革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不仅体现在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制度设计上,而且体现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上。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推进行政管理改革的方向,也是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绩效,拓展行政管理创新空间,延伸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有效途径。在新形势下,不但要深化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要提高公共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努力探索与国际接轨且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新模式,在战略层面上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并发挥最大的效果。     

浅析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其职能设置、价值导向、服务水平等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地方政府如何建设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关系到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地方民生的发展,这也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概念出发,进一步探析影响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诸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巩固和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相关策略。     

社会地位、政府角色认知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 CGSS2013的结构方程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构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对全国5266个居民样本分析发现,民众社会地位越高,越倾向于“大政府”。而在控制社会地位和公共服务质量感知的情况下,民众赞同“大政府”的倾向越强,其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对民众思想观念的塑造和引导可以有效提高公共服务满意度,降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压力。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

<正>一、合作与激励: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一)合作是导向中外社会治理的经验表明: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元素和基本趋势。当前,有的地方政府"视权为命""惜权如金",从根本上说是理念创新不够、观念转变不强的缘故。因此,应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的优势,奠定合作治理的思想基础。应当看到,社会组织在发展基层民主、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公共服务等方面均有用武之地和精彩表现。社会组织能够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     

提升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能力的建议

<正>近年来,我国基层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在政府的培育支持和自身努力下,发展质量稳步提高,在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等方面都充分发挥了自身作用,成为社区建设和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基层社会组织尚处在培育和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因而必须从基层社会组织自身和政府管理两方面入手,切实提升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一、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     

依法监督,将预算审查监督工作落到实处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等任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要求,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加强预算审查监督,督促政府科学、规范、准确地进行预算编制和执行,实现科学决策,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也要促进财政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作用,促进各行业的加快发展,促进和谐城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61个地级市的事件史分析

厘清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动因能够加速政策落地,进而改善城市环境治理。本文以261个地级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问题需求、政策企业家、合法性以及能力4个维度的政策扩散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发现：①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在时间上呈现S型曲线样态,在空间上则凸显区域示范和邻近效应;②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受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同级竞争压力、财政能力、上级强制压力以及问题显著性是该政策扩散的主要动因,流于形式的政府注意力则有可能阻碍政策扩散;③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存在时空差异,财政能力和上级强制压力,同级竞争压力和财政能力,以及同级竞争压力分别是2003—2011年、2012—2016年和2017—2020年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促成东、中、西区域政策采纳的影响因素组合亦有所不同。因此,地方政府政策采纳应主动结合辖区治理实际“量体裁衣”;亟需发挥政府主体在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执行中的关键作用;最后还需辩证看待上级强制压力对于政策扩散的强驱动效应,辅之以激励考核机制以营造“竞相争先”的创新氛围。     

我国众创空间发展政策作用效果评估研究

文章以全国众创空间政策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众创空间政策“供给-需求”分析评估模型,并采取政策工具量化分析手段,研究政策工具供给结构的有效性,并以全国6959家众创空间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SPSS层次回归模型,从价值发现、企业初创、成长创造、财务绩效四个方面对中国众创空间政策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政策工具供给覆盖面较广,但政府介入力度较强的政策工具偏多,部分有效的政策工具使用不足,自由放任型、部分参与型、策略引导型和政府主导型四类政策工具,对价值发现、企业初创、成长创造和财务绩效发挥不同的作用效果,有些政策工具甚至产生抑制作用。文章提出如下建议：应不断优化众创空间政策供给体系,建立政策效果跟踪反馈机制,完善众创空间政策实施保障体系。     

国家公共财政新型科学技术投入体系初探

针对现行国家公共财政科技投入体系存在基金设立分散、缺乏顶层设计、难以统领全局、效率低下等弊端,本文建议增设公共产品类科研的资金投入的拟成果购买制,使拟成果购买制、课题制和事业拨款制三制一体相互协同、取长补短、互为补充。并建议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转型并扩充为国家科学技术基金,以兼并利用公共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分散设立的大多数科技基金;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转型并扩充为国家科学技术基金会,统筹公共财政对科技的资金投入、资源配置和管理。本文认为新体制具有统领全局、优势互补、提高效率、促进政府科技行政管理与科技资金专业化配置之间的分离以及促进项目、成果和专家的统一管理与全国共享等优越性。     

省级公共图书馆合作式数字参考咨询服务调查分析

针对省级公共图书馆合作式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现状调查,发现省级公共图书馆合作式参考咨询服务发展呈现不平衡与不完善的问题,提出以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为品牌,引导公共图书馆均衡发展,完善合作式数字参考咨询服务体系等措施,促进公共图书馆合作式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可持续的发展。     

社会网络与众创空间的创新创业——基于创业咖啡馆的案例研究

作为新型孵化器,众创空间创业模式和发展路径受到社会网络的显著影响,并与一般孵化器存的形成机理和运作模式在较大差异。本文从众创空间的行动导向出发,将社会网络解析为资本网络、市场网络、技术网络、专业服务网络、媒体网络和制度网络等六个方面,在此基础上研究影响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模式差异化的关键社会网络因素。研究发现,行动导向下的多元网络协同治理决定了众创空间的创业模式,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模式有着差异化的影响。     

以公益类地方科研院所为例浅谈事业单位员额制管理

实行员额制管理,是深化事业单位运行机制改革、创新管理体制、激发创新活力的有益尝试。以公益类地方科研院所为例,结合员额制总量调控、核定标准、备案管理、分类管理的特点,从体制机制、人才集聚、创新激励、绩效评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探讨事业单位员额制管理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尝试提出意见和建议,助力公益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用户参与式设计模式下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实践研究及启示

图书馆用户作为多角色共同体,其需求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图书馆的用户参与式设计活动,则有助于真正实现图书馆服务的个性化与多元化,推动图书馆服务的变革创新。基于文献调研,探索了PD理论的内涵以及其与UCD理论的共同点和差异性,将图书馆用户参与式设计的主要内容归纳为空间、服务两大方面,并总结了用户参与式设计的方法。通过对美国高校图书馆在用户参与式设计实践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图书馆界开展用户参与式设计活动提供思路与借鉴。     

动态化公共物品供求视角下的农技推广服务

基于对农技推广服务经济学属性的分析,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技推广服务因制度性因素而成为公共物品,现阶段已具备混合物品的特点,但由于农技产品消费活动的双重性及我国农民对农业技术的私人消费态度依然不坚决,以国家投入为主的科技服务体系仍应占主导地位。     

众创空间创新产出影响因素的协同作用研究————基于31个省市众创空间数据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文章基于系统整合观构建了众创空间创新产出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并以31个省市众创空间为案例样本，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研究了众创空间创新产出影响因素的协同作用，进而探索了创新产出的孵育模式。研究结果发现：①存在四种可导致众创空间高创新产出的政府政策与平台服务的组合，并可进一步概括为“政府推动型”和“平台促进型”两类孵化模式，其中“平台促进型”是目前推进我国众创空间实现高创新产出的主要孵化模式；②各影响因素间存在复杂的替代或者/和互补关系，政府补贴和众创平台的孵化服务之间存在一定条件下的替代关系；③结合现有理论解释和典型案例分析，提出了三个有一定潜力且可待检验的关于众创空间创新产出影响因素间关系的研究命题。研究结果从系统协同视角丰富了创新产出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并为众创空间的创新孵育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指导。     

Entrepreneurship and subjective vs objective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A decade of US hospital data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can importantl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local public service institutions. Yet, the literature explaining these relationships suffers from fiv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1) inferred direction of influence; 2) unavailability of representative data; 3) blurring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performance; 4) a lack of longitudinal data; 5) and a lack of fine-grained regional data. This paper relies on a rich dataset from the ubiquitous institution of hospitals to explore these effects and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We discriminate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suggesting that both performance categories deserve empirical attention, and may react differently to entrepreneurship. Our empirical approach applies econometric, mixed-effects regression models to a novel longitudinal dataset representing the entire hospital population in over 3000 U.S. counties between 2006 and 2018 merged with two sourc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terestingly, the results suggest divergent relationships: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positively affects objective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and also negatively affects subjective performance. Further, an institution's research designation attenuates the effect on subjective performance.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is an often-overlooked byproduct of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offer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对于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意义重大。文章引入集体行动的视角,为科学理解和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启示。我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和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能力下降,是制约农业科技进步特别是协作性技术扩散的重要原因。农村集体行动面临的困境,可以归结为十大因素。同时,也存在有利于农村集体行动的四大因素。破解农村集体行动困境,加快农业科技进步,需要着眼于农村治理的全局,全面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具体政策取向包括: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专业化服务和农村多元合作治理;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农村电子政务服务;重视和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因地制宜推进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