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博简《诗论》第23号简看孔子的诗乐思想

上博简《诗论》第23号简对于《鹿鸣》一诗的评论,主要是对于《鹿鸣》乐曲意境的分析。简文"《鹿》以乐………",意谓《鹿鸣》作为配乐之诗如何。以下的简文则主要是对于这首乐曲意境的具体阐述。简文可以和文献记载互证,为认识孔子的诗乐观提供了新的证据,不仅如此,还为复原《鹿鸣》古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参考资料。     

《关雎》主旨解读的“即”与“离”

自《关雎》诞生以来,无论是古代儒学的经学附会,还是现代文学语境下的解读,都是对《关雎》“诗人始意”或远或近的“离”。遵循“若即若离”的文学解读原则,解读《关雎》主旨的维度一般有三个,该文从文学文本出发,通过训诂和考据的分析把诗歌文本视为一个艺术整体,进而把握古典文献还原解读与现代阐释之间的恰当距离。     

《孔子》戏里戏外情

电影《孔子》在全球公映后,观众毫无悬念地记住了两个人：演孔子的周润发和演颜回的任泉。特别是看“颜回救书”那场戏,很多人被感动得落泪了,纷纷称赞周润发与任泉的表演精彩。     

从《醒世姻缘传》看鲁南乡村的民俗文化

对乡村民俗的研究挖掘应具备历史发展的观点,当今乡村民俗的现状应从古代的民俗演变过程中寻找原因。《醒世姻缘传》中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山东区域民俗的历史线索,用它与当今鲁南乡村民俗进行对比,这对研究山东民俗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选取方言词汇与人生礼仪两个角度做纵向的比较,以期达到描画鲁南乡村民俗发展演变轨迹的目的。     

从《礼记》看儒家家庭礼仪规范

在《礼记》所建构的家庭礼仪中,为人子女者对父母需竭尽孝道,为人父母者对子女需疼爱教诲,家庭内部其他成员相处时亦需恪守礼节。《礼记》所构建以父母、子女之间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礼仪规范,提倡父慈子孝、家庭和睦,不仅可以约束家庭内部成员间的行为和关系,而且可以增强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至今仍具有借鉴作用。     

从《诗经》婚恋诗看女性的爱情观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包含了多个层次的歌颂,婚恋就是歌颂的对象之一。本文主要是通过对《诗经》中的婚恋诗进行简单的阐述,将纯真与质朴的感情展示出来,表达古代女性对幸福生活和自由恋爱的渴望,映射出当时社会女性的爱情观以及对现代女性在爱情观上的影响。     

从《牡丹亭》和《仲夏夜之梦》看16世纪中西文化差异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同一时期分别在中国和英国创作了《牡丹亭》和《仲夏夜之梦》。这两部作品讲述了16世纪中国和希腊妇女因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而反抗道德和制度束缚的冲突故事。作为中英两国的伟大剧作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作品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共同课题。汤显祖所处的中国晚明时期与莎士比亚所处的詹姆斯一世时代,因为历史、传统、地缘、社会经济状况等的不同,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该文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其写作背景、主人公的性格、抗争历程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等,以揭示两部同时代作品所体现的16世纪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从春秋赋《诗》的多种解释看《诗》的实用化轨迹--兼论赋《诗》的历史实质

春秋赋《诗》的形式 ,历来有歌《诗》以赋、诵《诗》以赋、歌《诗》即诵《诗》等多种看法。透过多种赋《诗》定义 ,我们发现后人歧出的赋《诗》解释并不互相抵牾 ,而是昭示了典礼上程式化和多具象征意味的歌诗奏乐向具体生活和实际政治延伸的日常化过程 ,以及诗去器乐因素、表演因素过程 :即 ,赋《诗》言志始于奏乐歌《诗》言志而亡于言语称《诗》谕志 ,中间经历由徒歌吟志到诵《诗》言志的过程。其发展的逻辑乃是基于诗乐的普遍传播 ,藉“乡乐唯欲”之契机 ,为适应礼乐文明兴盛与衰落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从《巴黎圣母院》看法语音乐剧中的语言要素

音乐剧属于歌剧的载体之一,最初源于英国,是将对白与歌唱结合起来的演出形式。现代音乐剧是20世纪产生的综合舞台艺术,集合了舞蹈、剧目和歌曲,运用了先进的舞美技术,持续优化听觉及视觉效果。现阶段,知名的音乐剧通常是伦敦西区演艺公司以及纽约百老汇包装的,而《巴黎圣母院》法语音乐剧的产生及成功,促进了法语音乐剧的发展,为听众带来了新的风格,对于音乐剧的广泛流行具有积极影响,同样宣传了法语文化。文章以《巴黎圣母院》为例,分析了法语音乐剧中的语言要素,并提出了法语教学及语言文化推广中可以参考的经验。     

超越与回归——从《桃花源记》、《游仙窟》到《仙游记》

陶渊明《桃花源记》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唐代张《游仙窟》、顾况《仙游记》、《莽墟赋》也是类似作品 ,但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和关怀视野是不同的。顾况《仙游记》、《莽墟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理想社会期望的历史回归 ,表现了作者社会关怀的广阔性 ;而张的《游仙窟》则纯粹是文士对诗酒风流的追慕和向往 ,其关注点在个体生活。顾况是对张的超越和向陶渊明的回归。     

论二《南》诗的礼教思想

《诗序》因过度附会政教,率以二《南》皆言文王之教与后妃夫人之德,逮宋之疑古风起,而废《诗序》之说大兴。虽然郑笺以礼说《诗》之事,宋之后仍有人加以回护,然而讥其拘泥形迹,纡曲于外在之礼仪制度而有害于诗情者实多。然而《孔子诗论》问世后,孔子诗教多强调礼义之思想日渐明晰,因而参照简文以深究二《南》风诗之礼教思想,可谓正得其时。职是之故,本文首先从诗教与礼教相系之立场,论述撰写本文之动机;其次,则直接专就二《南》25篇诗歌之内容,分别从男女情诗、婚礼习俗用诗、劳人思妇遣情诗、子女事亲诗以及执事行役诗五大类,以论述各类诗歌之礼教思想;最后,再总括其整体礼教思想之大要。     

从"文学观点"与"文体选目"看《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 ,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 ;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 ,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 ,“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 ,名异而实同 ,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文心》所论文体 3 4种 ,《文选》3 9种 ,两书基本相同的文体选目近 2 0种。其渊源有自 ,一目了然     

从《就职演讲》看理雅各的汉学思想

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汉语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标志着汉语言文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牛津大学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英国汉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演讲词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我们研究理雅各汉学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19世纪英国汉学和欧洲汉学的珍贵文献。本文以理雅各的就职演讲词为研究对象,解读演讲的主要内容,探讨理雅各的汉学思想。     

孔子如何评析论“言”三诗——上博简《诗论》第28简补释

上博简《诗论》第28简所评析的是《诗经》中的论"言"三诗。今缕析简文的上下文意,可以将缺失文字略为拟补。《巧言》、《墙有茨》和《青蝇》所写之言皆非良善之言,而是谗言恶语或者是不当之言。简文表明孔子就如何对待这类言语所持的态度。从《论语》等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语言观的主要方面,那就是慎言与言而有信。然而,如何对待谗言恶语却没有专门论及。孔子拈出论"言"三诗加以评析,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孔子在这个方面的态度。这对于全面认识孔子的语言观当有一定作用。     

从《子夜吴歌》韩译看金亿的汉诗翻译

韩国诗人金亿在韩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从同一原诗《子夜吴歌》的3个韩译文出发,探讨3个译文的翻译及特征,旨在找出不同译文的差异与进步性,从而归纳出金亿翻译汉诗的翻译观。研究发现,在翻译汉诗方面,金亿通过“创造性意译”重现诗的“诗想”,在“本土化意识”下,将汉诗翻译为更具韩民族特征的诗歌形式。     

从《北江诗话》看洪亮吉对妇女德艺的评章

洪亮吉在其所撰《北江诗话》中 ,不乏对其当代妇女诗艺的品评 ,这种关注的眼力是值得赞许的。尽管他论诗时所流露的女德观仍处在正统修养的范围内 ,却能摆落过分酸腐的色调。考察其中的原因 ,有助于理解中国诗歌传统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 ,以及乾嘉汉学拓展义理空间的理性力量。     

从《樱桃园》的喜剧性特征看契诃夫戏剧的民族性

《樱桃园》具有独特的喜剧性特征。面对生存困境,人类焦虑混乱,无计可施,暴露出了人性的弱点,形成了独特的喜剧效果;同时剧作又透出深沉的忧郁:对人类生存的无奈处境的同情和思索,悲喜交融。喜剧中蕴含悲剧内涵这一特征,正是契诃夫戏剧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是对俄罗斯戏剧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对20世纪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礼记》看儒家“礼乐”之政治功效

《礼记》中有关礼乐的内涵和功用的描述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念。礼乐即礼节和音乐,是为了防止人欲横流酿成大乱而人为地加以节制的,也是用以教导人民摆正好恶之心从而返回做人正道的。实行礼乐是为了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儒家治理天下之道其实就是实行礼乐之道。     

《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

《礼运》是儒学名篇,人们论述其成篇时间和学派属性,都以《礼记》中的该篇为文本,而它经过了后人的添加之后,不少的错误认识却由此而生。《礼运》又见于《孔子家语》,以前,人们以《家语》为伪书,严重影响了对《礼运》篇的认识。相比之下,《家语》中的该篇实际更为可靠,《礼运》就出于孔子弟子言偃自记,当然是儒家的作品。其他如对于《礼运》大同思想理解的失误,也可以得到改正。     

传播学视角下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叙述视角嬗变

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对后世戏曲《西厢记》的创作有着极大影响,二者在叙述视角上有很大改变。《莺莺传》看似“全知视角”的叙述模式并未深刻细致地展现人物的情感、性格、心理变化和故事发展背后的促因,而是以冷静理性的语言陈述事实,更大程度上属于“内聚焦”叙事。与此不同,《西厢记》的故事叙述更加细致入微,对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丰满细致,故事发展轨迹清晰,叙述模式属于“零聚焦”叙事。二者不同的叙事模式对作品的风格和思想内涵表达都有很大影响,也影响着作品在读者中间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