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大学评价

中国大学在世界顶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逐年大幅度提高,反映了中国一流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逐渐取得成效,中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在继续缩短。在同一标准下,2005年度中国一流大学入围数量和名单与上年相同,反映出中国一流大学具有稳定性。     

“世界一流大学”的界定标准

随着国际化加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但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学术界以及现存各大商业与非商业机构对此意见不一。本文试图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界定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轮廓——从科研、教学和外部评价三个方面透视一流大学的界定标准。     

电子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分析与启示

本文对两所世界一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介绍和深入分析,列举了特色课程和课程体系特点,通过与两所国内一流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课程体系的比较,总结提炼了面向世界一流大学电子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改进意见,为进一步完善和修订高校电子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提供了依据。     

电子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分析与启示

本文对两所世界一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介绍和深入分析,列举了特色课程和课程体系特点,通过与两所国内一流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课程体系的比较,总结提炼了面向世界一流大学电子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改进意见,为进一步完善和修订高校电子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提供了依据。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视角下的农业科学学科国内外一流大学科研绩效分析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发展战略。ESI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本文从ESI的视角出发,以2007—2017年的ESI数据为基础,聚焦农业科学领域ESI排名前列的国内外大学,从ESI 顶级论文、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论文总数、论文被引总数、篇均被引用数、研究前沿等多个指标客观比较分析国内外一流大学在农业科学领域的科研绩效情况,以资为“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提供参考。     

自然指数和基本科学指标在基础研究领域影响力的差异化分析

在学科水平评估中引入基本科学指标(ESI)、自然指数(NI)等指标直接影响到我国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效果。通过统一数据统计口径,从国家/地区、科研机构/大学、学科领域等角度比较分析ESI和NI指标的差异,根据统计结果分析两者对我国基础研究的导向,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科研差异及态势

为有针对性地推动中国高校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以41所中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应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Malmquist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角度测度其2013—2017年间的科研效率。研究发现：静态上,这些高校整体科研水平较高,区域间科研效率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的差异,不同高校属性分类中综合类科研效率最高、理工类次之;动态上,研究期限内这些高校的科研全要素生产率受技术进步指标影响,总体呈现小幅上升趋势,东部与中部和西部的科研效率区域差距拉大、与东北部的缩小,农林类高校科研效率稳步提升。总之,中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内部科研差距继续存在,但整体上差异将不断缩小。     

建设世界知名一流大学的战略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人民大学讲话不仅第一次阐述了“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从宏观、战略角度重新审视并确定了对世界知名一流大学的认识,而且在充分肯定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以来所做出的成就和贡献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把中国人民大学建设“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知名一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将积极响应,乘势而上,致力于实现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     

沪澳协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协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沪澳打造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支撑点。鉴于传统经济时代的地理邻近性特征有违当今时代发展趋势，而数字经济时代下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共享方式的改变预示着跨区域大学集群将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提出沪澳协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必要且可行的。通过研究QS世界大学排名、THE世界大学排名、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和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的评价指标体系，总结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主要包括高校声誉调查、师资队伍、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和教师收入；将沪澳5所高校与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对标比较，发现其存在缺乏国际顶尖研究成果、缺乏国际顶尖人才、国际化程度较低和缺乏中国特色四大问题，由此提出提高沪澳一流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加快培养沪澳高校国际顶尖人才、提高沪澳高校国际化程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沪澳世界一流大学和促进长三角珠三角一流产业发展等对策建议。     

发挥一流大学优势 建设一流科技园区

一流大学社会功能的延伸,必须建设大学科技园;建立包括以一流大学为依托的科技园才能形成一流科技园区;一流科技园区经济促成一流经济,一流的经济要由一流大学来支撑。因此,建设一流科技园区与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同步进行。     

新兴市场国家标准化与创新互动赶超模式及路径研究:以印度、南非为例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贸、政治和科技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标准的形式参与全球创新竞争的实践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印度和南非的标准与创新互动赶超实践,揭示了不同类型标准下的不同创新模式及各自不同的赶超路径。这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提升创新与标准化能力,理解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有益的借鉴。在实证分析印度和南非的标准化与创新互动赶超案例的基础上,总结了印度疫苗业最低质量安全标准、南非酒业的品类削减标准,以及医疗信息业的兼容及接口标准,分别通过证明、规模和协调模式来推动创新。在互动赶超路径上,印度疫苗业在识别出发展中国家基础疫苗短缺这一机会的基础上,将国际采购视作技术学习和创新的需求工具,并通过标准化将国际采购标准内化成国家产业政策;南非酒业是通过削减品种、科学种植、现代工艺酿造、严格酒标管理;而南非医疗信息业则是通过创造一个吸引子,构建一套自适应系统的层级结构型标准体系,并利用网关来克服基础设施的异构性。研究发现,在标准化与创新的互动赶超过程中,政府、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各主体扮演着不同,且协同的角色;协同之外,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合作支撑尤为重要;企业的创新战略重点,取决于标准化在互动创新中的机制定位。     

军民融合程度评价及其优化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军民融合程度内涵,从军民融合广度和深度层面研究其结构,然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视角对军民融合程度进行评价,最后提出军民融合程度优化对策。研究表明：军民融合程度是由军民融合广度和军民融合深度构成的“二位一体”的综合系统。广度上,覆盖产品军民一体化、规范军民一体化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军民一体化。深度上,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向研发、试验、生产和服务等若干环节全面渗透。微观、中观和宏观军民融合程度的值域均为[0,1]。通过构建自上而下的军民融合程度优化对策体系,可为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提供保障。     

基于面向服务架构的电信SFS与TSAP接口的设计与实现

本文首先从当前电信行业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以及不断变化的软件需求引出了一种新的软件架构模式SOA的基本概念和关键性特征。然后针对电信运营支撑系统中的两个核心系统SFS和TSAP系统接口的具体业务要求提出了一种基于SOA的设计思想,并且给出了相应的算法、实现流程和应用逻辑结构图。通过电信运营支撑系统上线以来的实践证明,该接口的设计和实现方法能很好的满足系统对稳定、高效和可扩展性的要求,缩短了开发应用的周期,使得代码的可移植性和重用性得到提高,并大大减少了系统维护的工作量,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碳中和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基于科学知识图谱

碳中和是关系到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1991—2021年间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7192篇国际学者发表的英文文献、3778篇中国学者发表的中英文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从时间分布、空间分布、研究热点冲积图、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等方面,揭示了国内外碳中和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从时间脉络上看,国内外碳中和演进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1991—2006年）、发展期（2007—2014年）和繁盛期（2015—2021年）;进入21世纪后,国内外碳中和发文量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21年中国碳中和研究爆发式增长,年发文量超1500篇。②从空间分布上看,碳中和研究地区和研究机构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美国、中国和英国等国家发文量较高,主要以高校和研究所为主。③从研究热点上看,围绕基础研究与动态监测评价、技术研发与应用、政策设计与路线图3个重大科学问题,碳中和研究主要从碳足迹、能源、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生命周期评价、碳交易市场和全球治理等热点展开。④从关键词聚类上看,碳中和相关研究可以从个体、行业、国家3个层面聚类成4个主题：个体碳中和态度与行为、碳中和技术、碳市场与碳金融体系、政策引导与全球治理。本文对每个主题的内涵和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总结出碳中和的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理论参考。     

创新生态系统:一个情境视角的系统性评述

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组织模式网络化、市场的服务导向和价值共创等趋势下，传统创新生态系统所嵌入的技术情境、组织情境和市场情境发生转变。现有创新生态系统文献缺乏对研究情境全面的、系统的关注。研究以系统性评述为基础，整合应用文献计量分析与内容分析，识别出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焦点主题、理论发展、应用方法，以及由文献簇涌现的研究情境（包含技术情境、组织情境、市场情境）。研究从情境视角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启示。     

三江源草地多功能性及其调控途径

三江源区是地球第三极典型代表区域之一,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物物种及其组成的生态系统,发育和保持着世界上大面积原始的高寒生态系统,是中国和亚洲重要的淡水供给地,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和重点区。生态系统服务、自然景观、生物多样性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保护价值。草地是三江源的主要植被类型,由草地管理引起的诸多生态、环境、社会问题,其管理和治理不仅是牧区的问题,也是包括黄河、长江、澜沧江等江河流域的问题。本文综述了三江源草地管理的现状、问题和需求;提出了基于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对草地“生产—生态—生活”多目标需求的多重管理目标及管理框架,建立三江源区域草地进行多重目标管理的调控途径及技术支撑;以期对三江源生态可持续发展、国家公园建设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及后续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     

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信息共享

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信息共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的基础性关键工具。“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信息共享”专题改造和完善了全国自然保护区数据库、全国自然保护区多媒体数据库、全国自然保护区电子分布图、中国生态旅游数据库、中国生物多样性多元化数据库、生物安全文献数据库;建立了基于Internet的Internet和Web服务器;采用ASP、ADO、SQL、ODBC、Web、GIS技术,实现了数据库与Web服务器的动态连接,建成了全国自然保护区数据查询和统计工具、全国自然保护区多媒体信息查询工具、全国自然保护区Web GIS查询工具、中国生态旅游信息查询工具、中国生物多样性元数据查询和录入工具、生物安全文献查询工具;实现上网共享信息600余M,其中数据103M,数据全部集中共享;完成了生物技术改性活体环境影响评价指标、风险评估技术准则、风险管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研究报告。     

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模式研究——以九洲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是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依据流域生态治理阶段,针对跨省重要水源地生态补偿,提出试行阶段、修复阶段、稳定阶段等3个阶段分担比例确定的思路。试行阶段以污染控制和水质改善为目标,补偿资金由流域上游、下游、国家三方共同分担,且在3年期间国家分担比例逐渐降低;修复阶段以生态资源保护为主,补偿目标是水质与水量同时达标,分担比例以上游、下游水量分配作为依据,双方共同承担;稳定阶段以上下游互利双赢、绿色发展为目标,以机会成本的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分担依据。通过对九洲江流域鹤地水库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补偿资金在3年试行阶段上游广西、下游广东、国家三方承担的比例分别为：第一年25.00%、25.00%、50.00%,第二年28.50%、28.50%、43.00%,第三年33.30%、33.30%、33.30%。修复阶段广西、广东、国家分担比例为39.30%、53.60%、7.1%;稳定阶段广西、广东分担比例为48.60%、51.40%。本文为确定九洲江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提供参考,并可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提供依据。     

美国生物经济政策及其比较性建议

美国发展生物经济有其独特的优势: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创新与综合集成、优越的资本市场和投融资手段、丰富的农业资源与农产品优势。系统考察美国生物经济发展的缘起、政策演进过程及政策措施,对于中国发展生物经济具有启发作用与借鉴意义。通过中美生物经济发展条件与态势的比较,分别从技术、经济、社会层面提出了技术系统集成、经济绿色转型、社会生态文明等3个方面的启示与建议。重点建议及其基本出发点包括:生物经济的前瞻性强,相关政策管理部门应尽快更新监管制度,以消除不适应时代之需或不必要的技术规制上的障碍;绿色经济为时代发展趋势,新兴的生物经济需要政府采购、税收减免等市场准入方面的优惠政策的扶持,从而促进农业、健康医疗、生物制造及生物能源、环保及生态服务等众多领域的绿色转型;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进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生物经济发展理念,并实施生物经济发展战略,依托与生态和民生最为密切的生物科技手段,从而促使生物经济成为改善民生与构建生态文明的内生驱动力。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ransnationalism: The Polarization of Social Space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assesses the policy orientation, social impacts, and linkages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a government deregulated policy environment and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economy. Deregulation has been driven by both ide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demands, stemming from seve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collapse of state social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greater oligopolistic competition among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 expanded infrastructure of new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is the foundation of a worldwide political economic regime of accumulation. ICT increases command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 of large corporations, together with the mobility and liquidity of capital, making it essential to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reation of global "information city" networks. At the same time, government deregulation and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are associated with a number of spatial, economic, and social dualis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