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晋涵的“良史”观

邵晋涵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在继承和总结前人“良史”传统的基础上，对“良史”提出了具体标准：一是史以纪实，秉笔直书，持论公允，对史料认真考订，辨其真伪，取舍得当；二是从史书的断限、体裁、体例等方面强调史法义例的重要性，同时要把史法与义例结合起来，不能以史徇例；三是史求其用，重视史学的教化功能，表彰妇女的孝行善举是化民俗之要道，表彰忠义之士，有利于扶持风教；四是叙事要准确、完备，有条理，并以此作为评判史家素养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邵晋涵的“良史”观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良史”观的内涵。     

论刘子犟《汉书杂论》超卓的史识与局限

刘子犟的史论《汉书杂论》在肯定和继承班固“良史”精神的基础上,对《汉书》所记一系列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表现了其高屋建瓴、独具慧眼的史识。其发微揭隐的精神,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的评断,使他的史论更具合理性。但其“天命论”无疑是他历史观上的一个重大缺陷。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史”的发展演变

殷周时代 ,一切学术都由统治者直接控制 ,史官之职也是世袭的 ,有着很高的地位和特质 ,所作之史书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有很高的威信。春秋中期以后 ,史官的修史逐渐受到强暴势力的威胁 ,但仍有史官冒着生命危险修史的例子 ,涌现了一批像董狐、南史氏这样的“良史”。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史官屈从于强暴势力的事例。这些事例说明春秋中期以后 ,史官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趋于低落 ,同时史官本身也出现了许多缺陷和弱点。到战国中期 ,史官的地位已低落到世人羞而为之的地步。而伴随史官地位低落的 ,则是史官修史之风的败坏 ,强暴势力的因素越来越影响史官的修史。到西汉时 ,史官的地位已经低落到和倡优差不多的地步。     

米涅《法国革命史》的良史风范论略

《法国革命史》是米涅最重要的著作,获得很大成功,不失为一部良史。《法国革命史》的良史风范表现在：史实层次高,着眼于探究事物的本质;求实精神,详细占有资料;夹叙夹议,从史实中抽象出理论;观点鲜明,对人对事评说直言不讳;学而致用,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法国革命史》也存在一些资产阶级局限性的印迹,但它在诸多方面绽放出良史的丰采,成为世界历史学的典范。     

“《春秋》褒贬”与中国古代史学

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虽然《春秋》褒贬特指孔子修订《春秋》的书法,但经由历代学者逐步阐发、深化后,《春秋》褒贬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史书编纂过程中的写作方法,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观念。作为一种普遍而又深层的历史观念,《春秋》褒贬左右着史家著史动机、良史标准、史书内容和形式,制约着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态势。     

《三国演义》的创作模式及其“范型”意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同时又是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作,它的出现,确立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模式,并从三个方面为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树立了仿效的榜样：其一,民间立场与良史精神相结合,使小说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其二,虚实相间,大的历史事件、主要的人物取之于史籍,具体的过程、小的插曲和次要的人物则不妨向壁虚构,成功地处理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第三,灵活运用了传奇手法,突出了小说的文学性。     

“ついに”“とうとう”“やつと”“ようやく”和“终于”

日语中的“ついに”、“とうとう”、“やつと”、“ようやく”这四个副词有很多相似的用法,一般的日语学习者也不易区分.这四个词和汉语的“终于”的含义十分类似,都可以用来表示某件事情经过一段时间或经过努力后得到某种结果.但是也有不少情况是不能和“终于”画等号的.因此有必要研究能否译为“终于”的情况.通过词典例句和翻译作品的句子来分析,最后得出“ついに”和“とうとう”基本上都能够译为“终于”,“やつと”和“ようやく”以过去时“シタ”的形式出现时可以译为“终于”,其他时或体的形态则不能.     

“亮堂堂”与“亮晶晶”

人们常说,这地方亮堂堂的,那东西亮晶晶的。“亮堂堂”和“亮晶晶”都是形容“亮”的形容词,看起来很相似,但两者的语法结构却不相同。这涉及到两类词的结构区别。词的结构有主谓式、动宾式、并列式、偏正式、补充式、附加式、重叠式等。“亮堂堂”是由“亮堂”和“堂”构成的,属于重叠式。重叠式有多种形式,“亮堂堂”属于“ABB”式。“亮晶晶”则是由“亮”和“晶晶”构成的,属于补充式。     

“谥号”、“庙号”和“年号”

我们读书、教学、观看影视剧时,常常会遇到古代帝王的“谥号”、“庙号”和“年号”。有时我们称某某皇帝,如: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清)康熙、乾隆皇帝等,这些称法,实际是分别用了“谥号”、“庙号”和“年号”来称呼他们。“谥号”、“庙号”和“年号”都可作为帝王的帝号(对帝王的称呼),但它们的意义、用法却有很大的不同。     

刘勰“才”、“气”、“学”、“习”论新探

“才”、“气”、“学”、“习”是刘勰文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刘勰认为,“才”、“气”是性情所铸,属于先天的禀赋,“学”、“习”是陶染所凝,属于后天的素养;但通过“学”和“习”可以增进“才”、陶冶“气”。他欣赏“刚强之气”,而不喜“靡靡之音”,主张作家应该研读经典,深入生活,并注意到社会环境对作家和作品的影响。这些观点比其前的曹丕等人的看法更为高明。     

“常常”“经常”“往往”对比分析

汉语中的频率副词“常常”“经常”“往往”在词义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共同点及差异。文章通过对“常常”“经常”“往往”三个词在语义、句法和语用三个方面的对比分析,系统说明“常常”“经常”“往往”之间存在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时间词“刚”“刚才”“刚刚”的区别

运用语言学理论,从句法和语义两个角度对出现在单句中的时间词“刚”、“刚才”和“刚刚”进行对比。主要对“刚”与“刚才”对谓语的要求,与“了”、“在”、否定词、时间词的共现情况及二者能互换的语境进行考察,并从语义上进行解释。其次分别对“刚刚”与“刚”、“刚才”与“刚刚”的异同进行考察,揭示这三个时间词的区别。     

“混合”与“混和”

在新旧版本初、高中教材及其教参中,对“混和物”一词中的“和”都写为“和”,而不是“合”。许多人著文强调“混和物”中的“和”,决不能写成“合”。否则,以错别字论处。我查了几本词典、字典、辞典     

“盈利”“赢利”与“营利”之义辨析

“盈利”、“赢利”与“营利”这三个词近几年频频出现于报刊,乍一看似乎无区别,而事实上是大有文章的,概括说来,“盈利”和“赢利”相同,但与“营利”有异;详细辨之,则“盈利”和“赢利”、“赢利”和“营利”大约相当,可“盈利”却不同于“营利”。     

杜甫诗史精神

本文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杜甫诗史精神的全幅意义,填补了杜诗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作者运用“新儒学”理论,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广泛联系唐代史实,完整、系统地阐明了杜甫诗史精神的五大特征:1、诗人国身通一精神;2、良史精神;3、庶人议政贬天子精神;4、民本精神;5、平等精神。作者认为,杜甫诗史精神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重大发展。     

“度”和“渡”

“度”和“渡”有时容易混淆,这里试作一辨析。“度”有两种读音。一读du:①表示长短的标准。如《书·舜典》: “同律度量衡。”郑玄注:“度,丈,尺也。”由此引申出“程度”、“限度”、“强度”、“适度”、“制度”、“法度”等;②表示有气量,有胸襟。如《汉     

“词”与“辞”

“词”与“辞”是近义同音字,容易混淆。如1999年全国高考语文第1题考查字形,A 项有“词不达意”,这个“词”对不对呢?是否必须用“辞不达意”呢?恐怕不少考生难以判定。事实上“词”与“辞”有时可以通用,有时不能通用。先说通用的情况。在言语和文词这一意义上,“词”、“辞”是同义词。在上古时,一般只说:“辞”而不说“词”,汉代以后逐渐以“词”代“辞”。诸如“辞令”、“辞讼”、“辞藻”、“辞章”、“言辞”、“托辞”、“遁辞”“致辞”、“发刊辞”以及“辞典”中的     

“姓”“氏”探源

姓氏”,《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表明家族的字”。其实,“姓”与“氏”的内涵是有区别的。 一、“姓”是一种族号,用以表明家族系统;“氏”是“姓”的分支,用以区别子孙之所由出生的。古代“姓”和“氏”分用：“姓”是总源,“氏”是分支。所以,“姓”与“氏”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后代“姓”与“氏”不分了,如“张氏”、“王氏”,即“姓张”、“姓王”。 二、在夏、商、周三代之前,贵族中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后来,“氏”又用来区别贵贱了。如：对显贵之家称“氏”,而低贱之家则有“名”无“氏”。在婚姻方面,“氏…     

关于“二”、“两”和“俩”

一、序数只能用“二”,不能用“两”,但“两点钟”除外。 二、基数可用“两”,也可用“二”。但不能在任何情况下互代。表示度量衡的量词前边,“二”和“两”一般都可以用。如“两斤米”可以说成“二斤米”(但“二两油”不能说成“两两油”)。在一般量词前用“两”,不用“二”。如“两支钢笔”、“两个小孩”,不能说成“二支钢笔”、“二个小孩”。大小单位连续使用的时候,大的单位前边可用“两”也可用“二”,最小的单位前边用“二”,不用“两”。     

漫谈“失”“空”“斩”

《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和九十六回的前半部分,写了三个连续性的故事:《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简称“失”、“空”、“斩”。关于“失”、“空”、“斩”,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意见,但对其中的几个问题,意见颇有分歧,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