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苏论战中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中苏论战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中苏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与原理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等四个方面。使中国共产党在中苏论战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出现失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论战中认识路径发生了偏差、国际与国内双重因素的混合驱动、国家利益争执的结果。回顾这段历史给我们启示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民族化、时代化。     

试析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影响

中苏论战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效果来看,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消极方面大于积极方面,表现在中断了八大开始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形成了"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把"斯大林体制"推向极端,错过了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拉大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苏论战曾经启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但是随着论战的加剧又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曲折过程.总结中苏论战期间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必须按照文化发展规律来管理文化,明确并紧密联系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文化建设,充分信任和使用知识分子.     

邓小平在中苏论战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共同道路的思考

在中苏论战的十年间，作为这场论战的直接参与和实际领导的邓小平，直面苏共及其领导人，就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论战。本仅阐述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共同道路争论中的思考。     

论中苏论战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中苏论战是一场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争,启动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问题的重新思考,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影响。从"以苏为戒"到"对着干"的思维态势和实践使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路线和方式发生调整,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道路的影响

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发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中苏论战不但中断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独立的、正确的探索和改革,而且加剧了中共和毛泽东从1958年开始的“左”的错误,促成了党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为了“反修防修”,毛泽东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国走向十年内乱的深渊。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形成

1956年到1966年中苏两党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的论战,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对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主导地位的确立、教育任务的提出、教育方针的制定与教育方法的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     

邓小平与中苏论战

邓小平参与了中苏论战的决策、辩论和文稿的起草,也是了结中苏论战的设计者和实现者。中苏论战对邓小平关于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尊重各国党和人民自己的道路选择;客观地评价领袖人物的历史功过等思想的形成,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与中苏论战

发生在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到６０ 年代的中苏论战共分四个阶段。这场论战既源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又植根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毛泽东在领导、部署和参与中苏论战过程中的思考与抉择, 对我们党处理不同国家、不同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 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又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苏论战中的个人崇拜问题今探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激烈争论是20世纪中期的中苏论战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中苏两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都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于从理论原因上引发了这一不着实质的激烈争论。     

再论中苏论战的历史原因

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苏论战的起因及深层根源，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引发论战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另外，中苏之间民族传统的差异及其影响下的个人因素无疑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引发了激烈的中苏论战。     

中苏论战期间党对企业管理体制的探索及其效应分析

中苏论战期间,我们党对企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关于对企业放权让利、内部管理的“二参一改三结合”、发挥“三会”作用进行民主管理、试办托拉斯组织等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但探索也打上了论战的烙印,对于目前深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应.     

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研究综述

从已经出版的述看,关于中苏论战的原因,主要有中苏之间民族传统的差异、历史的积怨、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对外战略的不同、领导人之间的好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争论、在与第三国关系上的不协调、在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道路上意见的不同,等等。关于中苏论战最主要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两党在对斯大林体制认识上的分歧,两国关系上的不平等,国内建设道路的不同,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国家利益的冲突,等等,还有人认为是中苏国家利益(包括主权)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及领导个人之间的矛盾三种主要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苏论战对中共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论战期间,中共中央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整理发表了对苏共和其他党的批判文章以及相关修正主义者的言论和著作;在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中苏论战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观点。     

反思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

五四时期知识界围绕中国能否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所进行的几次大论战,为革命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领域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世纪之交的今天,重新审视前人在重大历史关头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所进行的思考,无疑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从陈独秀等社会主义者与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群体的论战中,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思潮,是与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社会主义思潮在落后的中国生长的重要根基。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主题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造成的现代化,或是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这场讨论提出了很多开拓性的见解,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积极探索。但是这场讨论缺乏足够的实践基础,我们从中看不到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力量。     

浅议量刑辩论程序

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要保证我国量刑建议的进行,必须明确量刑辩论程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提出设置量刑辩论应当注意的问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公开、透明。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机制来确认和规范,即量刑辩论的案件范围、辩论内容、辩论顺利等必须明确化、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