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词“明月”、“来月”的消亡及其动因

通过对历史材料的考察发现,计时单位＂年＂、＂月＂、＂日＂的构词能力在起始阶段基本是平行的,即＂明月＂、＂来月＂这样的相对时间词是曾经存在的,但后来由于自身词义以及时间词系统内部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时间词＂明月＂在上古汉语中昙花一现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时间词＂来月＂则在＂五四＂前后彻底消失。     

时间指示词和汉语违实条件句

文章对时间指示词在汉语违实构建中的语义基础进行了探讨,发现时间指示词起到了外显情状发生时点/段的参照时间作用。前件使用＂过去＂时间指示词,和＂早＂结合可以表达强烈的情感;后件可以使用＂现在＂时间指示词,时间上的＂近端＂表示认知上心理承诺的＂近＂,对近端的否定也可以表达强烈的情感;前后件都可以出现时间指示词,前件用＂过去＂时间指示词,后件用＂现在＂时间指示词。研究对于揭示时间词的用法和更好理解汉语违实条件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浅析“夜来”之“昨天”义的词义演变

＂夜来＂一词具有＂昨天＂义,＂来＂具有＂往昔,过去＂之义,这在《汉语大词典》中已有收录。＂夜来＂一词无论是表示＂昨天＂义还是非＂昨天＂义,都应视为主谓结构的复合词。＂夜来＂三个主要义项＂入夜＂、＂夜间;夜晚＂、＂昨天＂均与时间有关,三个义项之间具有其内在关联。＂夜来＂在表＂昨天＂义时是派生词,＂来＂为时间词后缀的说法有待商榷。＂夜来＂表示＂昨天＂义这一用法至今仍保留在山东方言中。     

也说“前后”与“左右”——“我打算六月左右回国”的接受度问题研究

本文从对＂我打算六月左右回国＂内词语搭配接受度的思考入手,在进行相关的语感调查及现实语料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人们对＂前后＂与＂左右＂与时间词搭配的可接受性产生疑义的语言学解释,分析其内在的语法、认知机制及人们在解读这类结果时使用的策略。     

“撒”：语气词“唦”的新方言变体

语气词＂撒＂是＂唦＂的方言新变体,本文主要讨论其在现代汉语中的句法和语气功能,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     

时制的汉英对比与“了”的时间表达

从英汉两种语言的时间表达特点来看,英语中,时间词语或其他成分只能是辅助性的标记,动词才是时间表达的必要条件,不可缺少。英语动词的过去时有使用的强制性,而汉语中表达时制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动词后加语法词语,时间词语、补语等成分等都可以表达时制。“了”表示“先时”,先于参照点的时间。英语的所有动词都有过去时的形态变化,而“了”的运用得受动词的性质或句子情况的限制。英语用不同的动词形式表示绝对时制和相对时制,而汉语的“了”既可以表示绝对时制,也可以表示相对时制。     

时间结构在“才A就B”超前句式中的投射

时间结构在“才A就B”超前句式中的投射表现为:1.名词性时间结构的选择:时间结构在“才A就B”超前句式中的投射表现为时间结构在A中的投射。充当A的时点时间词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依据习惯基准构成的时间词;二是A的时间值为零。充当A的时段时间词,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A的前半部分必须是基数词,二是后半部分是表度量和计算时间长短的单位量词。2.副词性时间结构的选择:定时时间副词不能投射到该句式当中,不定时时间副词的投射具有不完全性。     

论现代汉语“时间词定语＋（的）＋中心语”结构

在“时间词＋（的）＋中心语”定心结构中．中心语可能是另外一个时间词或者名词．作定语的时间词都是对中心语在时间范围上加以修饰或者限定。能够在这个结构中作中心语的时间词必须来自一个不同于同时间词定语的系列,即时间词定语表示的时间范围要大于时间词中心语表示的时间范围、这个结构中的助词“的”是非强制性的,但是“的”的出现与否有时候会影响到一个句子的句法结构或者意义的表达。     

对外汉语教学中时间单位词偏误分析

时间词,一般被当作名词的一个小类,在汉语中使用频率高,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时间词中的时间单位词具有一定的量词性,其内部成员语法功能有一定的差异,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中常常形成遗漏或添加的偏误,这主要是由于汉英时间概念表达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造成母语负迁移和规则泛化、对外汉语教师思维定势的误导以及各种汉语教材的疏漏造成的.     

汉语时间词及其模糊性

模糊理论在语言学中的应用,让我们逐渐认识到汉语时间词具有典型的模糊性。它的特点主要有三点：表示的概念没有明确界限、具有相对精确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时间词有一天之内、一年之内、一段特定的时间内、短暂的时间内几种划分范围,每一种范围内的词语都具有模糊性。时间词的模糊性产生主要有主观上和客观上两方面原因。     

乐府狮象,独秀于南朝——鲍照及其乐府诗创作探析

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著名的诗人。鲍照的作品中以乐府诗成就最高,在南朝乐府中独树一帜。据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统计,鲍照现存的乐府诗共有86首,无论是从诗歌的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鲍照的乐府诗在南朝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夫之曾誉他为＂乐府狮象＂。文章结合鲍照的生平对其乐府诗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研究,并进一步总结出艺术成就和影响。     

“讹”之为“诱”,“化”之为“媒”——重读《林纾的翻译》

学界对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之关注,一直以来多围绕其"化境"一说展开,而对其从"囮"字中解出的"译、诱、媒、讹、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该文在提出"化境"的同时,也是在为林译小说中最具特色的"讹"、"化"而辩。译需求"化","化"则难免"讹","讹"与"化"又直达于"诱"和"媒"。译之"诱"、"媒"、"讹"与"化",体现了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     

杜威教育思想对学生评价与创造性培养的启示

杜威教育思想是在美国急需具备技工知识和职业准备人才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杜威从实用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教育就是经验持续不断的改造。针对当时美国传统学校教育严重脱离社会生活,杜威提出"教育无目的论"与"教育的本质"。通过评析杜威主要教育思想,我国当前教育针对学生评价方面应当建立科学、完善的教育评价体系,尊重和培养学生个性与创造性等,有利于未来回答"钱学森之问"——如何培养创新人才。     

山西历代科举鼎甲考

山西处黄河中游,有中华民族＂文化摇篮＂之称,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科举隋大业元年（605年）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终,历经1300年,横跨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延续上千年的历史,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绝无仅有。历代科举中,山西共产生3000余名进士,有40余人进入鼎甲。本文尝试对山西历代的状元、榜眼、探花的情况进行小考。     

林语堂《中国传奇》对宋话本《碾玉观音》的改编

《中国传奇·碾玉观音》是林语堂根据《京本通俗小说》中同名话本小说改编而成。原作主要叙写封建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重编之后,林语堂改变了原作的主题,故事的戏剧性转移到新的矛盾上,即艺术与爱情、人生之关系。《碾玉观音》的改编在《中国传奇》中较有代表性,探讨此篇的改编艺术有助于对《中国传奇》整部作品的深入研究。     

《冀中一日》论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是文学史上意义重大却没有引起学界重视的大众文学写作运动。它开创了现代中国新的写作形式＂一日体＂,集中呈现了大众文学写作的诸多问题。孙犁对这场运动的介入,以及《冀中一日》的重新发现和利用,都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文学话题。     

淡漠与消耗：王小波小说中的“性”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孤零零的现象”,王小波小说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质地。论文对王小波小说中的“性”进行分析,认为与通常在弗洛伊德“性解放”视阈中编织的“性”叙事不同,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是在福柯“从性中解放”的意义上写出的,它关涉的是游戏、快感和主体的自由,它以其无目的“消耗”来反抗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以其对“虐恋”游戏的呈现来戏弄权力,揭示权力的运行方式。     

论《窦娥冤》对天的复杂态度

"天"在《窦娥冤》中多次出现,具有丰富的内涵,"天"为人之始,与人事密切相关,同时是至善的代表,亦能与人感应。窦娥对天的态度虽看似矛盾,但通过分析各主要人物的不同表现,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关汉卿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顽强抗争。     

《大地》中的阿兰与《母亲》中“母亲”形象之比较

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及《母亲》等一系列描写中国的杰出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以更深的人性洞察力去观察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另一世界的道路"并且"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未来的期望"①而授予她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赛珍珠描述中国农村题材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不仅表现了中国农村妇女共有的特征:善良、坚强、勤劳、勇敢,而且塑造了两种具有不同性格特征的中国农村妇女形象。我们将1931年出版的《大地》与1934年出版的《母亲》作比较,不难发现《大地》中阿兰表现出一种介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间的沉默,《母亲》中的"母亲"则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反抗精神。无论是沉默的阿兰还是勇于抗争的"母亲"都真实再现了当时中国农村妇女的生存现状,都展现了中国女性无穷的魅力。     

“族民者凑种姓”：章太炎的“种姓”立国论

通过关于人种分类、“种姓”历史的论述,章太炎表达出他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种姓”立国思想。其核心诉求是以主体民族掌握国家政权,族民对族国的情感构成其合理性基础。“种姓”立国思想之产生,乃基于章太炎对国家前途及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这一思路在近代史上的文化民族主义中具有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