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增殖逻辑及其批判

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其凭借数字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本性,反而使得数字剥削内容更多样、剥削形式更隐蔽、剥削范围更广泛、剥削程度更深入,由此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特有的增殖逻辑。同时,在私有制资本逻辑支配下,数字算法、共享平台等新的生产要素丧失其辅助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属性,沦为资本的附庸,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用户自由访问遭受限制、数字泰勒主义盛行、数字排斥与数字鸿沟等社会问题。回归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分析视域,通过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增殖逻辑,审视数字生产资料的根本价值,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推动数字技术合理发展。     

数字劳动异化的实质、表现及其超越

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概念,并科学揭示其本质内涵。在工业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劳动模式、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数字劳动异化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对数字技术的私自占有和运用,使剥削愈发隐蔽和深入,突出表现在劳动时间被无限制延长、劳动空间被全方位监控、劳动主体遭受多重剥削、劳动关系呈现弱联系性4个维度。要实现对数字劳动异化的超越,就必须构建以劳动主体为中心的数字生产关系,打造数据和数字平台共建共治共享生态,完善劳动保护的相关法律规范体系,以实现劳动自主意识的增强和劳动情感需求的回归,重塑劳动主体地位,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公正有序,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及其启示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特点,主要体现为数字技术操控工人、数字平台垄断市场、数字资本抢占数字产权。在数字劳动理论中,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数字劳动异化、数字劳动自由化的意识形态骗局、社交媒体掩盖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等问题。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式,并没有改变数字资本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目的。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进行深入剖析,对规范我国数字资本运行逻辑,优化数字技术现实运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数字劳动秩序具有启示作用。     

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劳动异化批判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动成为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双重把控下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仍然属于异化劳动，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数字劳动者遭受着隐秘的剥削。对数字劳动异化的批判，需要探索和洞悉数字劳动异化的本质，探究处于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数字劳动异化的新特征，在对数字劳动四重异化现象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的基础上，积极探寻扬弃数字劳动异化之路径，更新劳动观念，秉承共享的价值理念，共同建设共享的社会主义数字空间。     

数字劳动异化研究——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视角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与压迫,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奠定理论基础。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化阶段,并产生了不同于传统雇佣劳动关系的新的数字劳动关系。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劳动形式,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数字劳动通过劳资关系的重构,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的主体性丧失。为此,需要正确对待数字技术与数字劳动异化的关系,摆脱数字劳动异化、突破数字资本逻辑的统治,积极寻找缓解数字劳动异化的可能。     

算法控制、“自我剥削”与数字劳动的时空修复——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LPT研究

劳动过程理论(LPT)强调,围绕控制、同意与反抗的劳资博弈,始终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如影相随。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生产正在推动劳动过程发生深刻变化。数据驱动的算法控制,成为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新形态;劳动者身陷“老板游戏”的“自我剥削”,演绎资本主义“同意制造”的新机制;而来自数字劳动的时空修复,则开辟了数字化时代劳动主体性重塑和劳动抗争的新路径。深化对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规律性认识,科学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对于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也不无实践启迪与经验镜鉴。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劳动探析

不断发展的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而第三产业中的情感劳动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新形式。情感劳动是作为人类交际和互动而产生的，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社会性活动。这类活动通过数字平台、数字移动设备发生。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感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同时，受到了比以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劳动更为严重的剥削。     

“算法革命”背景下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算法革命”不仅是生产力的革命,也是生产关系的革命,两者具有辩证统一性。为了适应以“算法革命”为标志的新的技术进步要求,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发达资本主义进一步向数字帝国主义演变。数字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而是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得到新的发展。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生产垄断引起数字劳动异化,扩大了对全球劳动者的剥削;利用国际平台垄断的数字霸权,造成全球交换的更加不平等;借助算法规则的控制权重新分割全球财富,形成了数字分配鸿沟,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性;采用数字消费依赖机制放大数字消费歧视,加强对全球消费性的掠夺。     

数字经济时代虚拟偶像产业的资本逻辑及其超越

以虚拟偶像代替真人偶像成为资本主义偶像工业降低风险、生产虚拟空间的重要方式,虚拟偶像产业由此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与控制,成为资本缓解过度积累与生产过剩矛盾的新领域。为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阶级不断扩大剥削范围,提高剥削程度,从粉丝的免费劳动到雇佣工人的付费劳动均被纳入资本主义增殖体系,由此完成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生产。与此同时,为将这些剩余价值最大化实现,资本家阶级将消费主义应用到虚拟偶像产业,使虚拟偶像符号化,实施符号消费主义,利用数字平台等现代传播手段编织和构建虚幻意义,使消费动机超越使用价值,转而追求符号价值。按照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从虚拟偶像产业生产与消费现象抽象出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资本逻辑,以及数字劳动剥削与符号消费主义的必然性,最后回归到中国虚拟偶像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新时代中国特色数字工匠的角色期待及其实现

数字工匠是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开发与使用,提供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劳动群体,其工作模式有别于传统工匠,并分别具有体外化、体内化、共生化等特点。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由于资本雇佣劳动,数字工匠出现了因数字劳动异化而诱发的职业伦理失范、因数字计划主义而加深的数字劳动剥削、因数字资本无序扩张而激化的劳动矛盾等三个维度的角色冲突。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对数字工匠提出了技术型、知识型、创新型、责任型等四个方面的角色期待。为此,可以从建构角色规范、提升角色效能、规约角色实践、保护角色权益等维度反思数字工匠的角色冲突,实现对传统工匠的超越,培育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数字工匠。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样态及本质透视——基于马克思“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对“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之生成前提、本质结构、发展趋势的深刻揭示与批判,为科学透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新样态提供了分析框架。表面上,数字经济的新特质使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缓和”迹象,如部分数字生产资料“复归”劳动者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松动”、数字技术赋能下劳动过程监管的弹性化与“无资本家在场”、数字劳动者个性自由有所彰显等。实际上,这些新变化并未根本撼动资本宰制劳动的权力格局,因为核心数字生产资料依然与劳动者相分离且被资本家独占,所谓“无资本家在场”的背后是资本与数字技术“合谋”的全景式“后台”监控,而在“被设定”的劳动自由幻象掩盖下则是数字资本剥削的隐秘加重。     

数字文明的出场语境、历史必然性及现实路径探析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资本主义表现出数字殖民扩张、数字资本剥削的野蛮状态,未能产生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中国首次提出数字时代的文明逻辑,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引领,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数字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数字文明朝着造福全人类的方向演进,为追光数字文明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数字消费主义的逻辑生成及其批判性考察

作为消费主义向数字领域拓展的产物和形态,数字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支配下消费领域数字化和数字领域消费化双向进程发生异化的结果。数字消费主义借助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的交相强化,在消费主体“产消化”中实现了“主动性”的劳动剥削、在消费需求“订制化”中削弱了消费主体的自主性、在消费关系“虚拟化”中加剧了人际关系的新异化、在消费体验“致瘾化”中催生了不节制的享乐主义、在消费模式“流量化”中诱发了庸俗化的消费审美,从而对人与社会发展产生了远甚于以往传统消费主义的危害。科学揭示数字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质,坚持以制度优势遏制数字资本恶性增殖、逐步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以及弘扬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科学消费观,是防范和应对数字消费主义的重要路径。     

数字劳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劳动已成为当今社会新型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使劳动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劳动本质并没有改变.数据是人造物,数字劳动的具体劳动创造数据的使用价值,数据产品是劳动力的消耗凝结,抽象劳动创造数据的价值.数字平台使众多销声匿迹的劳工全天候地为资本超强度工作,创造了丰厚的剩余价值.数字劳动平台化提高了生产的剩余价值率,增加了资...     

数字平台创始人与资本所有者的博弈关系演化分析

数字平台作为新型生产组织形式,其形成需要具备创意、资本和技术三大条件,牵涉创意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两大主体。从数字平台的发起、运行到成熟与垄断阶段,数字平台的创意所有者“创始人”同资本所有者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化过程。由数字平台发起之初的创意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演变到“创意劳动对风险投资资本的驾驭关系”;伴随数字平台的成熟与垄断,演变到“平台资本与风险投资资本”的关系,创意劳动被资本俘获演化为平台资本,形成资本与资本共同分割剩余价值的关系。数字平台创始人与资本所有者关系演化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扬弃;“创意劳动”演变成平台资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分工、技术与组织互动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化的终极力量。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规范数字平台资本行为,强化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主权;利用数字平台组织控制模式的优势,引导数字平台进行创新性的资源配置;在数字经济中应更加重视劳动者的活劳动和创新活动。     

数字化时代的劳动与正义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劳动成为当今时代的典型劳动形式。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阐述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对机器体系的发展做了科学预见,从而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检视数字化时代的人类劳动奠定了基础。对"受众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史考察,引发了数字劳动有无"物质性"的争论以及是否存在异化和剥削的问题。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克思科学阐明了物质性劳动的基础地位,同时,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数字劳动者依然遭受着异化及剥削,这种生存境遇要求我们在现实中科学把握资本逻辑,从共享上规范数据所有权,在制度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而重构数字化时代的劳动正义原则。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基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辨析

通过扩展劳动外延而将用户消费活动纳入“数字劳动”范畴，或简单否认用户消费活动的劳动属性，抑或认为一切“数字劳动”均具有生产性，都不是认识“数字劳动”生产性问题的正确路径。我们有必要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对此进行更细致的剖析。基于马克思对生产劳动一般（生产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和表现出生产性的非生产劳动（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构成占有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的区分，可以得知：用户消费活动虽然构成数字资本的增殖条件，但不是劳动（从而不是生产劳动）；投入流通领域的数字劳动是表现出生产性的非生产劳动；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参与物质生产的数字劳动是生产劳动。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理解数字资本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异化及其批判

由于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规定,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这突出表现为日常生活异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异化,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异化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异化,以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为关键环节与力量凭借,是技术的资本化运作与资本的技术化运作协同演进、相互融合、交互强化的结果。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异化,在数字拜物教的形成中表征为“自然需要”“自由建构”“真实交往”与“科技承诺”的四重幻象。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仍须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继续深度反思与批判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异化,探求对之加以扬弃的可能路径,克服其对实现人类美好生活造成的阻碍。     

我国目前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深层思考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具有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条件.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雇佣劳动是指在社会主义不发达的历史阶段上劳动者为他人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是技术关系,而是生产关系.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具有剥削性.另一方面,这种剥削与前资本主义剥削相比,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把这一重性叫做发展性.经济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都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数字劳动教育的新生态、风险及发展路向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劳动教育的形式、内容和途径,催生出数字劳动教育。与传统劳动教育相比,数字劳动教育拥有数字化技术的支撑,适应了劳动教育主体的需要,并对教育组织结构进行重塑。在此基础上,劳动教育的理念、场景、形态呈现出新的特点,教育生态发生了深刻改变。与此同时,数字劳动教育也存在三个方面的潜在风险：数字程序监视引起隐私暴露、数字人带来师生关系“异化”以及技术成瘾消解劳动教育的意义。为预防和规避数字劳动教育的风险,应遵循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并回归个性化教育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数字劳动教育风气并建构合理的数字技术成长空间,以此探寻未来数字劳动教育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