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视域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而非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城市GTFP。     

绿色信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选择我国2002-2018年30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SDM模型研究了绿色信贷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发现：绿色信贷的提高显著促进了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同时也促进了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信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积极影响的长期直接、间接和总效应以及短期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均统计显著,并且长期效应要大于短期效应;绿色信贷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组成中的技术效率有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并不显著。     

数字技术、创新要素结构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带来了战略机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涌现为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数字技术对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体体现为：数字技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1+1>2的乘数效应;创新要素结构优化是数字技术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机制,具体表现为研发人员结构优化、产学研投入和自主型创新投入的增加;数字技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在企业规模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即在大中型企业、服务业中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潜力——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衡量生产要素的质量、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指标,也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环境污染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绿色发展背景下体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指标。文章以2012—2021年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定量分析其绿色转型的方向和潜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高,在研究时期内呈上升趋势,制造业28个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效率最优。制造业在附加值提升方向上的转型升级潜力较大,不同行业的绿色转型方向和潜力存在显著差异性。     

四川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评价研究——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使用MinDS模型构造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2007-2015年四川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四川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 21%,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在四川省的五大经济区中,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川东北经济区、川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成都平原经济区、川西北经济区;总体上的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的冗余是逐渐减少的,但仍需要继续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工作。对结果进行收敛分析的结果表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发散的,技术进步是收敛的,成都平原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发散的。     

产业数字化、虚拟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

新冠疫情以来,线上虚拟集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产业组织新趋势。本研究探讨产业数字化虚拟集聚程度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基于2015-2020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对产业数字化虚拟集聚水平进行测度,通过中介和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产业数字化虚拟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产业数字化虚拟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2)产业数字化虚拟集聚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和改善技术效率的内在机制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产业数字化虚拟集聚通过数字服务的“市场规模效应”“劳动力涵养地效应”与“隐性知识显性化效应”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加快产业数字化虚拟集聚进程,加强数字技术改造和人才培育,促进产业结构数字化升级,将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有效提升。     

出口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国有企业为何具有优势？

以地级市四位数行业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OP方法估计TFP,实证研究国有及非国有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研究发现:出口企业通过"学习效应",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国有企业因有更多的技术积淀,其产业地位特殊,有更强的国际贸易实力,TFP水平提升受到出口影响更大;规模较大及具有更多产品出口的企业实力较强,更易获得"出口学习效应",其TFP水平受到的影响更大。     

环境规制能否提升我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要素配置视角

以2003—2017年我国四大区域为研究对象,考虑区域要素配置形态,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配置驱动下整体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U”型影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均显著影响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各区域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与发达区域相比,欠发达区域产出水平低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欠发达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需加快改善区域要素配置形态,着重运用命令控制型代替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加强市场参与型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     

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动态行为的经验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SUR模型,估计了28个省1978—2005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除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外,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着有区别的确定性趋势因素。另外,利用马尔可夫链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动态行为,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长期演化中总体上存在回归趋同的态势。     

单位GDP能耗、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业化

降低单位GDP能耗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目标体系中的两大目标。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该差修正模型对1952—2006年间我国单位GDP能耗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存在显著且稳定的线性负相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有效地降低单位GDP能耗。同时也显示：工业化会严重破坏两者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引起单位GDP能耗的迅速上升,这可以解释1952—1977年间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和2002年以后单位GDP能耗的再度上扬。单位GDP能耗、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的这种实证关系,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企业ESG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企业ESG表现越好,全要素生产率越高;(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方式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处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国有企业而言,ESG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对企业ESG实践给予相应的要求和支持,企业应将ESG表现植入发展目标和战略中,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目的。     

我国保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分析

文章研究了1998～2003年我国保险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趋势，并将其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FS）、纯技术效率（PTE）的变化、规模效率（SE）的变化三大因素。研究发现：保险业的全要素增长率（TFP）呈现遥年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在15．9％;前沿技术进步已成为我国保险业TFP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保险公司因前沿技术进步平均每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高达16．7个百分点；保险公司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TE）差距拉大，已出现阻碍TFP增长的趋势，这种技术效率的差距不是由于纯技术效率的差异影响而主要是受规模效率的影响。     

福建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经济增长源泉分析：1979—2006

基于索洛余值法估算出福建省1979—2006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就此对福建经济增长贡献做简要分析。分析表明：（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福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经过80年代高位水平波动后,进入90年代呈现微增趋势;（2）1999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贡献趋弱。充分表明福建经济增长呈现的资本驱动特征,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资本投入型经济增长。     

江苏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对江苏省经济增长源泉进行了定量分析,探讨了资本因素、劳动力因素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发现资本对江苏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中国高科技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1996—2007年间的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详细测算,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部分。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但各行业之间差距较大,并且我国高科技产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技术进步。     

高等教育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创新驱动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基于2004—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对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发现二者均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更大;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以及时间异质性;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集中在技术效率变动与技术进步,且会通过不同路径分别影响技术效率变动与技术进步。高等教育数量既直接影响技术效率变动,也会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影响技术效率变动,而高等教育质量通过提升创新能力促进技术进步。为助力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提升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应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保证高等教育在区域间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