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饰吏”为何独受元人青睐?——元代儒吏阶层及其文化身份认同

元代以吏治国,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儒士由科举及第入仕为官的道路被阻断,纷纷加入由吏入仕的行列,在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人数可观的儒吏阶层,使得"以儒饰吏"在元代的文人叙述中成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以儒饰吏"的广泛使用,是儒吏阶层文化身份认同的产物,也反映了元代独特政治环境下主流知识层对"儒"的社会功用和终极价值原则的深刻反思。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度学术动态

厦门大学历史学科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经过70多年的发展．形成研究型为主导、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学科体系。50年代．成立全国首家大学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60年代初,开设中国经济吏、东南亚吏、考古与民族吏专门化。80年代,中国古代吏、专门吏（经济吏）是全国首批、专门吏（中外关系吏）是全国第二批博士学位授权点,专门吏（经济吏）为全国首批重点学科。先后创办全国首家经济吏专业杂志《中国社会经济吏研究》、全国首家台湾研究杂志《台湾研究集刊》和关于东南亚研究的《南洋问题研究》及《南洋研究译丛》,成立全国首家海关吏研究机构——中国海关吏研究中心。     

依法治国与治吏

依法治国是立国之本。治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也是依法治国的根本。监督机制,是依法治国的保证。治国而不先治吏,治国便是一句空话。治吏,旨在使国家干部带头遵守法律,按法律办事,群众才相信干部,相信法律。法律才能有保证地实施,社会才能有序向前发展。要保证法律实施,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其保证。     

两《唐书》所见直吏与唐代政治研究

唐代直吏在政治事件中的主要表现为:敢于犯颜直谏、嫉恶好善、法纪严明。直吏产生的原因如下:一、统治者对直吏的赏识与支持。二、直吏受良好家风、家教的影响。三、直吏自身具有良好的品性修养。直吏对唐代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直吏树立了良好的官德榜样;有助于维护官僚队伍的纯洁性;有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有益于社会稳定。     

需索讼费:清末民间诉讼中的吏役——以《陶甓公牍》中相关案件为例

清末徽州的民间诉讼中,吏役因讼索费的现象十分普遍。《陶甓公牍》记载的几个典型案例反映出吏役在需索讼费时呈现出上下勾结、内外串联,鱼肉良懦、贪得无厌,巧立名目、层层克扣,煽动挑唆、狡诈异常的行为特点。而这种行为对案件的审判进程、民众对诉讼的态度、地方官处理民间诉讼的方式以及吏役群体的自身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吏役需索讼费现象在清末的延续、加重和顽固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各种社会因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的结果。     

论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政策

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政策是。刑乱世用重典”思想的具体体现,对稳定明初的社会环境,整顿吏治,巩固明朝的统治有着重要意义,并对明清硬代的法律制度有着深远影响。本文考察了朱元璋“重典治吏”政策的具体措施,分析了朱元璋“重典治吏”政策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启示与局限性。     

宋代吏人晋级制度初探

在宋代吏人晋级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资级。所谓资级,是指职务性质相同而责任轻重和困难程度不同所划分的等级。宋代吏人资级有—定的规范性,以此作为吏人管理的基础和依据。资级也是吏人地位高低的标志,由入役、年劳、考绩、功过等多种因素所决定,其核心是年劳,吏人入役岁久则资历深,吏职高。在吏人的晋级制度中,每个资级等级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吏的称谓。吏人资级序列,由许多资级等级组成,因而吏人之晋升,资级设置的多少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处于每一个资级上的吏人,其享受的权利和     

近年来清代吏役制度研究述评

吏役指衙门中以书吏和衙役为主的“非正式结构”。吏役制度是相对于官制而言。学者有时亦称吏制、吏胥制度或胥吏制度。在清代．吏和役关系非同寻常,某种程度上吏就是役：如果把吏和役区别开来。吏在身份上稍优越于役．但二者尤其在地方衙门中有着十分亲密的合作,同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略论东晋南朝时期的“吏”民

东晋南朝时期,在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各类人口中有一种被称为“吏”的民户。这种“吏”和一般称呼官吏的“吏”不同:官吏属于统治者,是地主阶级中的掌权分子。这里的“吏”则属于被统治者,是封建国家的依附民。本文试图对这个时期“吏”民的基本状况作一粗浅的描绘和论述。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吏”民的身分和地位。(2)封建国家对“吏”民的使用。(3)关于“募吏”和“白衣吏”的问题。     

朝鲜诗人丁若镛“三吏”与杜甫“三吏”之比较研究

朝鲜诗人丁若镛的“三吏”《龙山吏》、《波池吏》、《海南吏》是受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启发、影响而作。两组“三吏”在诗歌题材、体裁、韵脚、表达方式和情感基调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中朝两位诗人所生活的时代和各自文学素养的不同,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各有特色,瑕瑜互见。总的来说,尽管在整体艺术成就上丁诗稍逊于杜诗,但他的“三吏”还算是一组比较成功的仿杜诗作,这是诗人自觉学习汉文学并有所创新的结果,堪称是中朝诗歌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     

技术社会人道化问题——弗洛姆技术哲学思想研究

弗洛姆认为目前的技术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病态的根源在于技术所导致的社会的非人道化发展,而要促成一个健全的社会,首先要将技术重新置于人的控制之下。弗洛姆通过对技术社会的分析以及其非人道化表现的描述,提出了实现技术社会人道化的途径。弗洛姆技术人道化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促成一个以人的福祉、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的“健全的社会”。     

市民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刍议

市民社会的研究源于西方社会.从不断发展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可归结出三个层面的核心内容,即市场社会是市民社会的生长基石;社会团体是市民社会的现实表征;婚姻家庭是市民社会的隐性实体.这些要素构成市民社会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其理论内涵和方法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

公民社会在中国曾被称为“市民社会”,并且沿用了黑格尔的批判,对公民社会的积极意义存在严重的忽视。事实上,在开放性的工业社会条件下,公民社会正可以成为市场经济下自主、个性道德观的培育空间,同时为推动民主政治和公民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创设平台,特别是对今日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将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它可以从生活方式上改变熟人社会的状态,为公众的日常生活注入普遍性内容;另一方面它倡导理性、平等的交往原则,可以化解社会冲突和对立,通过催生公民道德而达到社会的和谐。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现代性的关联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重要基础。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探讨,马克思阐明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是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市民社会经济领域的考察,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是现代性发展的真正的实践领地。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全面探究后,马克思看到市民社会的局限与矛盾,从而提出超越市民社会,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这里,市民社会又成为马克思的现代性自我批判与超越的基础。     

试论妙玉形象的社会意义

妙玉出身权贵之家,因世事衰败,为寻求痛苦的解脱遁入空门。虽然她也有爱和追求,但终未得到善果。其经历正是封建社会的缩影,她的毁灭,已表明封建社会中无一片净土,是只配灭亡的社会。     

宋元泉州的社会转型及其文化特征初探

宋元泉州是通过对外开放,开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地方社会发展的一个典型。对外开放在农业经济的土壤中培育出港口经济之花,促进了工商文化与港口文化的繁荣,推动了工商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形成。这种社会转型既体现了宋元泉州地方社会在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中的特殊性,也揭示了区域社会研究在整体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     

What Were Those Systems of Slavery Defended by Confucius?

In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Chou, China was still a slave-owning society. The perio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was a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lave-owning society to the feudal society, while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formed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eudal socie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due to the extensive use of ironware for tools of production, productivity rapidly rose; because of the violent struggle waged by the slave class against the slave-owner class, coupled with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wealth among the aristocrats within the different states and the wars fought by the feudal princes of different states for cities and territories, the economic base of the slave-owning society —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between the slave owners and the slaves — was gradually converted into the economic base of the feudal society —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between the landlords and the peasants. With the superstructure of the slave-owning society gradually converted into the superstructure of the feudal society, the system of the slave-owning society broke up and the system of the feudal society was gradually born.     

从彝族“支格阿龙”系列神话看母系社会的衰落

“支格阿龙”是彝族神话中的英雄偶像,其神话传说广泛流传于滇、川、黔、桂彝族地区.该神话主要思想集中反映了彝族母系社会末和父系社会初的意识、婚姻形态及其信仰.支格阿龙所处时代虽仍是母系社会,但父系社会的意识已开始崛起.某种意义上,支格阿龙正是这时期男人们为了建立父系社会的需要,并集男性力量与生殖力于一体而树立起来的一位英雄偶像.当然,支格阿龙最终的死也昭示了母系社会对其衰落命运的激烈抵御与抗争.     

在市民社会中重建“政治共同体”——论拉克劳、墨菲的微观政治建构

"领导权"和"我们"这两个核心概念蕴含了拉克劳和墨菲后现代政治建构的一种特殊逻辑:在市民社会中重建政治共同体。这种政治逻辑不曾也不可能出现在传统社会及其政治理论之中;它是西方后工业社会或者说发达的市民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市民社会被建构为"领导权"和"我们"在其中运作的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公共领域。其中某些观点对中国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建设具有前瞻性意义。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之资本主义社会说

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派别和个人比较多。他们高估中国资本主义力量,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持资本主义社会说的主要有两大派别,最具代表性的是托派。托派观点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苏联托派是资本主义社会说的提出者,陈独秀是中国托派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他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见解是中国托派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在托派中持最极端最片面观点的是＂动力＂派,刘仁静的观点则离客观现实最近。资本主义社会说作为直接对立面,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党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起到了催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