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郑振铎

他说“我不是藏书家”从我记事那天起,最初的印象,总是把父亲和他的书联系在一起的。那时,抗日战争的烽火正在祖国大地上燃烧,上海已经沦陷。为了躲避日伪的搜捕,父亲改名换姓,独自“蛰居”在居尔典路的一座偏僻小楼上,和中共地下党保持秘密联系,坚持着神圣的抗日救亡事业。每逢节假日,母亲便悄悄地带着姐姐和我,去探望父亲。每次去,我的第一个感觉,便是父亲的那间斗室里又增加了不少书。除了几个小小的竹书架塞得满满之外,桌上、地下、乃至床上,到处堆满了古老的线装书。“父亲真是爱读书呀!”     

郑振铎——编辑的楷模

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三十个年头了。当年,胡愈之同志在《哭振铎》的悼念文章中,称誉郑先生是文学工作中的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而我,可能因为自己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缘故,却突出地感到郑振铎先生在编辑出版方面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是我们后辈学习的一个好榜样。从1919年与瞿秋白等共同编辑《新社会》的旬刊起,郑先生主编或积极参与编辑的刊物有《人道》月刊、《儿童世界》周刊、《小说月报》、《文学季刊》、《太白》半月刊、《民主》周刊、《文艺复兴》月刊等。     

风雨编辑路——回忆我的父亲高崧

我的父亲高崧先生,字崧山,笔名丘权,1924年9月出生于江苏仪征,1991年6月26日在北京逝世。父亲一生从事出版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播与思想启蒙呕心沥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父亲1948年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1949年5月考入新华社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曾先后在中宣部干部训练班与《学习》杂志社任职。1958年调入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解放后的商务印书馆以出版中外语文辞书和编译出版世界古典学术著作     

郑振铎编辑思想的主体性特征

郑振铎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收藏家和训诂专家,更是一位爱国主义编辑家。作为编辑家,先生的编辑思想受人重视,然而其编辑思想中的主体性特征,并未受到特别关注。基于此,本文重点对先生编辑思想的主体性特征作一论述。我们说某一编辑有着自己的编辑思想,恰恰是说他的编辑思想不同于其他的人。所谓"自己的编辑思想"即编辑思想的主体性特征。郑振铎编辑思想的主体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体生存方式渗入、个体性暗示、     

在编辑岗位上的郑振铎

一九四○年.上海近郊一座偏辟小楼上的两间斗室中,里里外外都堆满了书籍:几个竹书架塞得满满的,桌上、地下、乃至床上,到处是书.即使在抗战时期那烽火连天、朝不保夕的艰难日子里,这家房主人陈敬夫,也仍然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他的图书,想方设法保护和抢救祖国的文化财产.他,就是郑振铎.为了躲避日伪的搜捕,他只身离开家庭,改名换姓,隐蔽在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破题精采大文章粮食,在我们国家是个有大量文章可作的题目。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一直在作这篇文章,成绩斐然。几个大数字:现有人口比刚解放时增加1倍,耕地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增加1倍多。我们以不到占世界总数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社会主义40年,我们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到了中央身边解放战争打到第二年,我胜敌败的形势更明朗了.1947年11月12日,我军解放战略要地石家庄,华北全境除平绥(远)、平山(海关)两路沿线和太原、保定、安阳等极少数孤立据点外,庆获解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撤销两个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同时成立华北军区和华北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大进一步。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它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得明白:“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制定的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会议选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建立了代表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9月21日到10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最后一次“跑反”诸葛亮没有设过“空城计”,这故事是罗贯中妙笔创造,谭富英们唱出名的。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同志确实设过一个“空城计”,并亲笔写新闻,吓退蒋(介石)傅(作义)军。当时《人民日报》正在“空城”中,搞了最后一次“跑反”。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文革前的积极与挣扎对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记沉重的闷棍。惯于正常思考的人突遇反常情况,往往措手不及。人民日报在全国第一个被夺权,也许可以看作自然之事。这个队伍很听话,创刊20年来,大家兢兢业业,想把工作做好。主要由于自身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加上一些外在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太行山上最强音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是中华大地的最强音。论电台的功率,远不及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但是,谣言腿短,真理气壮。有识者对国民党的广播不屑一顾,都根据延安的声音决定政治行止。第一个驾驶美制轰炸机投奔延安的刘善本同志,就是从收听延安广播开始,由爱国主义而共产主义,后来为新中国的空军建设作出贡献。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1946年6月开始,到1947年2月即被我击破。从3月起,它被迫改行“哑铃式”的重点进攻——两个重点,一在陕北,一在山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话要说到读者心里北平和平解放,万众欢腾。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城,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我都躬逢其盛。人们那种高兴劲儿,如椽巨笔或可描绘什一。解放,还有比解放更加动人心魄的么?高兴是真的,怀疑、忧虑也不少,只是不轻意暴露而已。燕京大学迎接解放委员会的宣传队2月9日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报纸批评是促进50年代前期(含1949年),《人民日报》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很活跃。当时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奋发图强,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克服国民党遗留的累累困难,恢复残破的国民经济,创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百废待兴,端在促进,十分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路线正,风气好,广大干部依然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充沛锐气,也经受得住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看看当时的报纸,表扬先进,歌颂成就,集中突出,给人深刻的教育;批评缺点,鞭挞落后,尖锐泼辣,发人深省。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从“死人办报”想“书生办报”1957年3—4月间,人民日报犯了大错误,受到毛泽东主席指为“死人办报”的激烈批评。那一阵报社多次受批评,但从来没有这样苛重。编辑部一些同志为此议论,这样批评绝非偶然,是报社内外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的集中暴露。毛泽东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一篇重要讲话,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在不同的领导思想之间1951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版画刊,标题是《要发家,种棉花》,方寸美术大字,在当时是很少有的。14副照片,表现河北邯郸地区棉农土地改革后积极种棉、售棉以及赶集、盖房、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报纸批评是促进 50年代前期(含1949年),《人民日报》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很活跃。当时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奋发图强,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克服国民党遗留的累累困难,恢复残破的国民经济,创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百废待兴,端在促进,十分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路线正,风气好,广大干部依然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充沛锐气,也经受得住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看看当时的报纸,表扬先进,歌颂成就,集中突出,给人深刻的教育;批评缺点,鞭挞落后,尖锐泼辣,发人深省。我们国家这么大,事情这么多,重要的批评,同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一篇社论引起的人民日报创刊以来,发表社论近万。有些社论评述重大政治事件,传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社论起的作用则很坏)。有些社论评述的事情看起来并不“震撼人心”,同样产生广泛影响,甚至引发重大论争。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从1950年7月到1951年4月,《人民日报》派我三到朝鲜,先随朝鲜人民军采访,后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采访。文字写了不算少,究竟完成任务没有呢?当时自我感觉是好的,领导也说很不错。特别是第一次,我国仅派出一人,又在南朝鲜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

新中国首次大张旗鼓反腐败在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团拜会上,毛泽东主席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把火烧得及时,好人兴高采烈,坏人胆战心惊。隔了3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这篇文章主要谈领导,谈“领导负责,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