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四史"史臣的文学观

南朝是中国文学与史学共同发展的时期。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对当时的文学有很多反映,史臣也有一些具体而详细的评价,这主要表现在文德观、丽辞和新变等几方面。史臣对文学的起源俱有阐述,或强调文学的感应,或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社会作用,俱出于对儒家道德的维护。“四史”史臣还以“丽”为中心的词语来评价史传人物的文学风格,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南朝文学重辞藻、重对偶、重音律的审美追求。史臣注重描述文学的发展变化,或选取具体作品来增进说明,或直接表达对文学新变的看法;既有对当时文学主流风格的反映,又有不谐之音的记载,体现出史臣的博瞻远识。     

梁武帝与文人及梁代前期文学之关系

南朝帝王与文人的关系,与汉代帝王对文士“俳优蓄之”的观念不同,在南朝诸帝中,梁武帝虽称不上很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以帝王之尊,引纳赏接文士,梁代著名的文人,几乎都和他有过文学活动上的关系。梁武帝的爱好文学和驭下宽容,多少给当时的文人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他们能够比较安心地创作,促进了梁代前期文学的繁荣。     

南朝乐府"吴声"的形成历史和歌辞特征

南朝乐府“吴声”中的部分曲调是由民谣经“被之管弦”发展而来的娱乐乐歌．同时还存在着多种音乐来源,不宜被简单地称之为“民歌”。作为娱乐乐歌,“吴声”的歌辞制作体现出模式化倾向,具体包括运用套式语,歌辞的仿制、借用等。“吴声”在进入上层社会和宫廷后。又接受了文人文学和宫廷文学的改造。     

略论"金谷之会"的重要意义

“金谷之会”曾是影响极大的盛事。但在历史尘埃中已尘封千余年之久。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个案。考察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可以发现,与邺下集团的西园之会相比,金谷之会可说是我国第一次真正的文人聚会与集体创作活动。与建安年间曹氏的文学观念相较,石崇的文学思想首次体现了文人意识与纯文学创作观念的觉醒,突破了传统的三不朽藩篱。再从“二十四友”的创作实绩看,它对西晋文学的繁荣功不可设,对后代文人创作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聊斋志异》中的妒妇形象及蒲松龄的妇女观

一、文学史上妒妇形象之略述远在先秦的史传文学中,就已有妒妇形象出现。《左传·襄公二十年》有“叔向之因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见”的记载。以后,亦可发现一些零星记载。如《汉书》曾提到过吕后的妒嫉与残忍;《魏志》里也写到了袁绍妻刘氏的妒嫉。可见,妒妇形象早就引起文人注意了。南朝张缵写的《妒妇赋》称妒妇是:“常因情以起恨,每传声而妄受。”认为妒妇产生怨怒情绪主要是因为一个“情”字。     

略论南朝文人集团对咏物诗的影响

整个六朝是文人集团大量出现和活动频繁时期,尤其是在南朝,其发展达到高潮,对当时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咏物诗在南朝的兴盛,与文人集团的关系密切,其风格的相似性特征亦与之息息相关。     

“文学的自觉”新论

文学的自觉是随着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从文学群体、文学创作、文学风格、文学批评等方面渗透出的一种成熟表现。在观照古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时,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不可忽视,就是正史史臣对文学现象的反映和对个别作家乃至一代文风的记述与评价。在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中,史臣记述南朝文学的各种兴盛表现时,意见详细而具体,评价亦趋全面而完备。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一个显著的成熟化、明朗化的过程。     

先秦两汉魏晋"文士"考

最早出现于《战国策》的“文士”一词本意为“辩士”，即长于言辞巧辩之士；而到了西汉，其涵义发生第一次质的转变，与“笔”联系起来，其意已指擅长书面文字表达者；东汉时期，“文士”又与“仕”相关，多指在政府机构供职的文职人员；三国以降，“文士”较为频繁地出现于各种典籍，其意渐偏重于指称以文学才能为统治者服务的文学侍从。“文士”一词的出现及涵义的变换也正是古代侍从文人这一社会阶层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壮大历史过程的印证。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对原作的因革看南朝诗学观念的变迁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是汉魏六朝拟诗的杰出代表,江淹在模拟的同时从“意象”、“句法”、“诗歌体式”、“声律”等角度对原有诗作进行多方面的因革和创新,从而实现了诗体由“复”而“变”。这些创新性因素同时体现了南朝文学观念和诗学思潮的变迁,成为文人引领文风变革的有效手段,也预示了文学变革时期的到来。     

论六朝文人聚谈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文人聚谈是纵贯六朝的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文人聚谈的内容因时代不同而不同：魏初“南皮之游”高谈阔论，涉及诸子百家；正始至于晋末的清谈，以玄言佛理为主，亦与文学相关；刘宋的“文义赏会”，由玄言佛理逐渐向文学过渡；齐梁的“文章谈义”，文学成为主导内容。文人聚谈对当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巨大影响：它不但直接影响到文学理论批评专著的问世，更促进文学理论的生成。     

汉魏六朝俳谐文学的批评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日渐盛行。从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的角度审视这一时期俳谐文学的发展状态有着重要意义。西汉时期,俳谐文学批评理论散见于司马迁、班固、刘向对东方朔、枚皋等人的评论中。并由此可见当时俳谐文学的接受和传播状态。东汉时期,俳谐文学在利禄的驱动下,得到更为自由的发展,传播更为广泛。由蔡邕的《陈政要七事疏》、《后汉书》部分篇目不难看出,当时文人创作俳谐类作品已很正常。三国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晋葛洪《抱朴子.疾谬》客观上道出了当时俳谐文学接受态度。南北朝时期,俳谐文学的批评达到历史最高峰。总之,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学虽没得到大力的提倡,却得到自觉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     

武德、贞观赋坛主流赋风沿革论

初唐武德、贞观赋坛，以唐太宗为首的十九位宫廷赋家为主流，他们创作的赋在题材、技巧、体式、词采上对南朝宫廷赋有所继承，但在情志、思、格调上多有创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革除了南朝赋作的绮艳追求；二是显示出了刚直古拙之气；三是有了流畅壮大的情思。     

“二董”《合刻栘华馆骈体文》艺术成就探论——兼论“二董”骈文的风格渊源与文学史地位

清代常州府是有清一代江南骈文重镇,而董基诚、董祐诚就是其中两位成就斐然的名家。由董基诚刊刻于道光十四年的《合刻栘华馆骈体文》4卷,是＂二董＂骈文创作成就的集中体现。研究发现,＂二董＂骈文写景清隽、抒情沉郁、议论精卓,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风格上,其远承汉魏六朝,近习洪亮吉、刘嗣绾等常州骈体名家,而且承中有创,自成一种＂儁不害窕,缛而有则＂或说＂绮隽＂之风格。就文学史地位而言,＂二董＂在同时可与方履篯颉颃并驾,而上可追洪亮吉、孙星衍、刘嗣绾,称得上是常州骈文名家,在清代骈文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骈林双子星。     

谈陆游、辛弃疾的人生哲理诗词

南宋著名文学家陆游、辛弃疾,除了表现其爱国情怀的慷慨激昂的诗词外,还有一些表述人生哲理的诗词,这些作品表现了他们旷达、恬淡的人生态度,意蕴深厚,文采斐然,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     

略论南宋文化对杭州籍现当代作家的影响

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其优雅、婉美而精细的艺术形态,以及追求诗意的审美品格对杭州籍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现当代作家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南宋文化的审美因子.     

北宋神宗时期徐州文人活动研究——以苏轼、秦观、陈师道为中心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结盟意识,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过引领风气的文坛盟主。笔者以苏轼、陈师道、秦观等主要作家为切入点,对北宋熙宁、元丰间的徐州文人交游唱和活动展开研究。该活动历时两年,始终以苏轼为中心,参与者既是朋友又是师生,基于共同的人生志趣和文学追求,在徐州寻胜访幽、诗酒酬唱,翰墨往来不断,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这不仅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新的因素,而且对北宋后期及后世的文学观念与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文化、文学观与散文风格

南朝承续东晋文化而有所发展，在世人好清谈的风气之下，儒，释，道三教各有所重，既相争斗又相融合，构成当时社会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它们的作用之下，孕育了文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学观念。“原道”的文学观没有造成文风的一律，它所推重的文学现实性与重性情，尚变化的文学追求结合在一起，影响了南朝散文的多重风格，并导致文风在“性情”贯穿中的相互融合。     

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从函可<变纪>案开始,清人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记录着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字狱案,或强或弱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但真正意义上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则从清代灭亡开始.截至目前,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清亡-1948年)、发展阶段(1949-1978年)和繁荣阶段(1979年-现今).这三个阶段的文字狱研究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呈现出诸多特征,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和改进的问题.     

文化中心南移后的中原文学--以明代开封府作家群为例

明代文化中心扎根江南,北方本土文学逐渐衰落。然而,开封府由于特殊的经济文化原因,三百年间作家辈出,成为明代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对明代北方文学的衰落状况进行数据描述,详细考证了开封府的作家数量、质量,并揭示出开封府作家辈出的深层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