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词“举”和“抬”的历时演变

举”、“抬”二词是表示“托物使之向上”的同义词。先秦至东汉。只有“举”在常用词范围。时始见,东汉至宋元的用例都很少,没有进入常用词范围。宋元时期与“举”的竞争始见端倪。明清时期,对象分工明显,出现的文献界域划分,“抬”适用范围很广,但是尚未进入常用词范围。现代汉语中“举”、补。都成为常用词。“括”自东汉“抬”、“举”“抬”分布互     

“秉烛夜游”中的“烛”究竟是“火炬”还是“蜡烛”

本刊今年第1期刊出《“秉烛夜游”中的“烛”是蜡烛吗》一文后,涟水县西安小学左昌富老师在来稿中引《中华成语大辞典》中的解释,“烛”是指“蜡烛”;又说“‘烛’字产生较早,小篆中就有”,“‘炬’字产生较晚,东汉(44—220)初年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才有。”“可见‘烛’和‘炬’至少在东汉初年使用上就有分工了。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东汉初年就有蜡烛了。”     

宜坐宜卧说“床”“榻”

“床”和“榻”在古代都是指一种坐卧用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床,安身之坐者。”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床帐》也说：“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就说明“床”在古代就是一种宜坐宜卧的用具。另外。《释名释床帐》对“榻”的解释是：“长狭而卑为榻。”     

西经东史:汉赋演进之学术思考

纵观两汉赋的演进,呈现出由西汉缘“经”到东汉重“史”的发展历程.西汉承秦制而法楚风,东汉转而“继周”;言语侍从之臣的地位从西汉的尊贵到东汉的衰落,从而由反省现实到反省历史,是以潜藏了汉赋从经学的微言大义向史学的用事述理的变移.体裁上,西汉赋的“训诫”“改作”多通过“物”的铺写彰显微言大义之讽;东汉赋的“昭德”“宣威”多通过“事”的纪述,彰显德教札制之颂.赋学批评方面,西汉赋学重在以“讽”为主且“曲终奏雅”的“点状”论述,东汉赋学更关注“面状”的尚事致用的整体评价.     

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

东汉王朝的“三绝三通”西域，虽然是东汉与北匈奴军事较量的结果，然而其与“羌祸”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由于河西、湟中、陇右的羌族起义，直接影响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羌祸”对东汉王朝“三绝三通”西域的影响，深刻揭示了西域与河西、湟中、陇右的战略关系。     

“怀器秦之节，存荆则未闻”：－汉末“奇士”藏洪刍议

臧洪是东汉末年的“海内奇士”，在“缔谋伐董”的活动中，普扮演了“为天下倡先”的重要角色，对维持东汉政权的苟延、促使董卓政权的覆灭肥及延缓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形成，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他“个体自觉”的意识和“气节”，在“群体自觉”向一已天地回归的际遇中，是令人称道的。     

乌桓鲜卑势力消长

公元前3世纪末东胡破灭后。乌桓即活动于历史舞台,直到东汉末年记载连续不断.鲜卑至东汉初年才出现于史书,之后塞外乌桓和陆续出塞的及东汉北边郡县南迁后留在原地的乌桓都没再以乌桓这一族名露面。鲜卑与东汉“始通驿使”的同时,乌桓在有可能强盛于塞外的情况下,仅因东汉皇帝“以币帛赂乌桓”就降入东汉十郡塞内。基于以上史实本文认为,西汉时鲜卑没被载入史籍是因当时他们非常弱小不能引起中原的注意。后因中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加之东胡及其他语族人口的大量并入,鲜卑才得以强盛。     

秦汉三国时期的“祭酒”

“祭酒”在秦汉时期作为礼仪长期存在,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又以尊号的形式使用。王莽改制崇儒尚师,设九“祭酒”。“祭酒”随之成为王莽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到地方均有设置。王莽“祭酒”官职的设立对东汉官制产生了较大影响。东汉“祭酒”作为官职后缀涉及军政多个方面,既可是朝廷官职,也可为三公府吏。三国时代在东汉官制基础上,又设置了多个军职和行政“祭酒”。从先秦到三国时代“祭酒”从尊号转变为实际的官职,范围和职能也有大的变化,成为一个官职体系。     

明章之治浅论

东汉明章时期是东汉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明、章二帝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统治的措施,使东汉继光武中兴之后,又出现“大治”景象,把东汉的统治推向了发展的高峰,同时明章时期的一些作法,对整个东汉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东汉功臣多近儒"辨析

本文根据对东汉开国功臣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通过史实以及统计数据的量化,并分别对东汉功臣近儒和东汉功臣出身于商人地主的史实进行补阙,最终同意赵翼在《廿二史剳记》中提出的“东汉功臣多近儒”的观点。     

神医华佗

“孩子们,听故事了!”眼镜叔叔说。“今天讲什么?”孩子们急着问。“上次讲了位书圣,这次再给你们讲一位神医的故事。”然后,眼镜叔叔就开始讲了起来———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他在医学方面技术全面,不仅精通内科、妇科和儿科,还擅长针灸,尤其是外科。东汉末     

汉光武帝西域政策探微

东汉建国初期,西域诸国不断要求东汉政权设置西域都护,均为光武帝所拒绝,最后置西域于度外。光武帝西域“无为”政策,根源于西域、东汉内部的问题,以及西域、匈奴、东汉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基于现实的比较明智的选择。光武帝西域政策虽然保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作用和影响于东汉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也谈“春秋五霸”正名

一九八六年《山西师大学报》第一期刊登了张有智的《春秋五霸正名》一文。该文认为,目前,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各大学历史讲义和名家专著对“春秋五霸”众说纷纭,是由于东汉章帝时期“白虎观会议”和东汉经学家赵歧注《孟子》所导致的。“春秋五霸”实际上早已在战国时期就十分明确了。因此,他认为     

“劝百讽一”与“应试误导”

“劝百讽一”是东汉扬雄对汉初大赋的批评:篇末蜻蜒点水般的劝谏与大篇幅铺陈、渲染“亭台楼阁”等否定面相比太轻太少,非但未达到劝谏目的,反而误导当时统治者。结果东汉帝王们竞相攀比,大兴土木之风盛行一时。这种“劝百讽一”式误导,我们在教育实践中也经常碰到。在很?..     

释“汉委奴国王”

课本第 113～ 114页 :“东汉光武帝时 ,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 ,光武帝赠给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其注曰 :“委 ,即倭。”( 1)“倭”是中国古代对日本的称呼 ,“倭奴国”是“倭”的奴国 ,奴国在今日本的博多附近。( 2 )“委”和“倭”是古今异体通假字。在那时“委”在用作指代日本时和现在的“倭”在读音及词意上是一样的。后来 ,用“倭”代替“委”指代日本 ,“倭”和“委”才有了区别。所以 ,东汉光武帝赠给倭奴国王的金印是“汉委奴国王”而不是“汉倭奴国王”。释“汉委奴国王”$河南省平顶山市十六中学@张宏伟…     

略論羌族与东汉战爭的性质

公元一世紀至二世纪期间,羌族和东汉发生过多次战爭。对于这些战爭的原因和性貭,史学界的看法还有分歧。大多数人肯定:从羌族方面说是起义,战爭完全是汉族統治阶級造成的,这可以王劍英同志于1956年在“历史教学”第十一期上发表的“羌人反抗东汉封建统治的斗争”一文为代表。另一派如尚鉞同志认为:羌族“当时尚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家長权役制的阶段。因此……把掠夺汉族人民和财富的战爭,作为他們的重要生活手段。他們与东汉帝国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許多被东汉帝国征服的所謂‘降羌’,被移居在东汉帝国的西北沿边郡县,常受当地的官僚豪强商賈的欺压和剝削,因而引起他們联結本族塞外各部对东汉帝国进行扰掠。”这两派的意見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我們     

古代汉语资料卡片

1.传 在秦汉之际,把儒家的经典著作称为“经”,给这些经典作解释的叫“传”。如“毛传”就是汉代毛亨对《诗经》的注释。 2.笺 初意指东汉郑玄对《毛传》所作的阐发和补充。但后来所谓的“笺注”“笺证”,却只是一般的注解了,不一定限于对别人的注的阐发和补充了。 3.注 东汉以后,对古书的注解一般不称“传”而称“注”。广义的注包括传、笺等。 4.疏 “疏”是相对于“注”而言的。是在注     

魏晋名士风貌简论

魏晋时期为中国古代政局最为复杂动荡的年代。各阶层、各政治集团都在这一历史大舞台上有过出色的表演,而尤以名士集团最为突出。名士本谓知名之士,历朝历代皆有之。而作为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统治阶级中文化群体的一种称谓,则有“东汉名士”、“魏晋名士”等。东汉名士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和道德风范的具体体现。魏晋名士承袭了东汉名士的某些余风,却又与东汉名士整体风貌迥然有异,显示出其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气息。     

“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及其缘由

“以夷制夷”策略在西汉前期就已提出。因受国力限制,未将其付诸大的实践;汉武帝时至西汉后期将其付诸实践;到了东汉,属大规模运用阶段。究其缘由：一是在征兵制下,内郡人民到边境“屯戍一岁”,不能适应战争需要;二是,就地“以夷制夷”。无远征之劳;三是东汉政权“罢边郡亭候吏卒”后,制“夷”多依赖“夷兵”;此外,周边诸“夷”中以及“夷”之内部恰恰有永远可以利用的力量和长处、矛盾和弱点。因此,“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便是符合规律之事。     

东汉士风中的“禄利”、“名节”之变

<正>士风：士人风尚，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东汉士风历来为古今学者所称道，从文献材料看，古人对东汉士风一般从以下几个层面去理解：一是指士人的个体人格，称为“风格”，如《世说新语·德行》：“李元礼（膺）风格秀整，高目标持”；二是指士人的群体行为准则，称为“士行”、“士节”、“士则”，如称东汉名士陈寔“言为世范，行为士则”（《三国志·邓艾传》引《陈寔碑》）；三是指士人学风，有时称“儒风”或“儒者之风”，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曰：桓灵之间“儒者之风盖衰矣”；四是指士人精神的社会效益，有时称“风化”，有时直接称为“风俗”，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对东汉士风的全面探讨是个复杂课题，不仅是个史学问题，还涉及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诸多内容，其中对东汉士人精神风貌流变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而“禄利”、“名节”之变，当是东汉士风变迁的基本特征及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