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方对迷信陋俗的治理——以《大公报》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时期,官方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改良社会风习,同时也为确保其统治的稳固,对“私设神坛”、迎神赛会等迷信陋俗进行治理,并得到民间的呼应,取得一些成效。但由于迷信陋俗相沿已久,积习难以骤然革除,加以它在官场依然盛行,这样,使之虽有限禁但难收戒除良效。     

透析清末《大公报》中的另类社会广告

《大公报》作为清末重要的大众传媒,其广告以丰富的内容向人们传递着多方面的信息,其中反映民意民情的社会广告,占有一定的比例,它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反映,也是近代中国平民社会觉醒的真实写照。通过对这些广告的分析和研究,能使我们更全面、立体地了解当时的社会转型和近代广告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并为今天转型社会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论清末的刑讯制度改革——1905—1911年《申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1905年开始的刑讯制度改革引起了清末朝野的广泛关注.以《申报》、《大公报》为主的社会传媒,针对废止刑讯谕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揭露了刑讯制度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刑讯制度的措施,并对刑讯制度改革执行不力的原因予以剖析.这表明,近代司法理念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人们的认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刑讯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在地方州县得以真正贯彻实施,法律改革仍然面临着诸多阻力.     

《大公报》白话文与清末戒缠足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重要媒体,其白话文为了解下层民众的戒缠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大公报》在劝戒缠足的宣传中,报馆、官府、受众三者互动,痛陈缠足之害,消除心理顾虑,展示戒缠足效果,在引导天津及周围地区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推动了近代中国反缠足运动的发展。     

论清末警察与直隶、京师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大公报》为中心的探讨

清末警察在直隶、北京等地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清末警察既是近代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表征，又是近代城市文明的构件，同时也影响并引导着近代城市文明的发展。此外他们还通过开警智、开民智等方式积极投入到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中，对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和近代文明的扩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清末直隶、京师等地警政中也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包括诸种复杂的内外因素。     

清末《大公报》反迷信述评

清末"新政"期间,报刊舆论广兴反迷信言论,尤以《大公报》表现突出。它主要反对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民间流传的一切迷信陋俗以及官僚阶层的迷信行为等。这既与英敛之本人有关,也与义和团迷信事件的刺激有关,更与其"开民智"的办报宗旨不可分。《大公报》倡言反迷信,对于开民智、官智,开通风气起到了一定作用。     

民国传染病防治的地方实践——以1932年洛阳霍乱为中心的考察

肇始于晚清时期的卫生行政发展并不均衡,内陆地区尤为落后。1932年夏,国内爆发较大规模霍乱,严重威胁国民健康,扰乱社会秩序。与其他医疗条件落后的内陆地区相比,洛阳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取得了较好的防疫成效。南京国民政府联合洛阳县政府筹设行都防疫委员会,颁行临时防疫规章,卫生署派医官赴洛阳组建治疗所处置疫情。从1932年霍乱疫情处置的过程中可见,地方传染病防治具有国家主导、卫生防疫法规适用效果有限等特点。     

论清末州县自治财政的管理——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州县自治财政迥异于传统的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专门财政管理机构的出现;管理制度的近代化;士绅成为财政管理的主体.它在一定程度上祛除了以往州县财政管理中的弊病,也是对州县财政收支结构变化和财政规模扩张的一种适应,昭示了州县财政管理制度的近代化倾向.清代州县自治财政管理的变化是传统财政制度的异化与资本主义外来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虽然新政效果差强人意,但是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实践,对民国时期乃至当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乡绅视野中的清末山西太原县教育变革——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考察中心

以废科举、兴学堂为中心的清末教育变革给那些生活在传统教育体制之下的士人带来巨大的冲击,一些新派士人认为这场教育改革是进行变法维新的必由之路,他们千方百计的推动科举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建立。一些思想保守的士人则认为西式的教育变革搅乱了传统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破坏了乡村社会的秩序,阻断了他们的仕进之路,因而对这场教育变革充满着无奈和批评之声。论文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考察中心,通过对清末教育变革洪流中传统乡绅观点和态度的梳理,一方面旨在了解乡绅面对西方教育方式的心态变化,另一方面也试图反思清末教育变革的得失,思考应以何种态度对待西方文化的来袭。     

清末新政与赣南实业的发展——以《江西农工商矿纪略》赣南部分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时期,江西政府积极倡导实业,赣南以此为契机掀起一股实业发展热潮。随着农工商矿局、工艺局（院、所）等主导机构的相继成立,赣南在保持原有传统行业优势的同时不断进行更新,并积极进入新式行业,实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文章从工商、农务、矿务等三个方面对清末新政时期赣南实业发展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清末士绅与地方政治——以孙诒让兴学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清末学务场域的考察,发现地方社会中的废科兴学活动是一场权力角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士绅的权力体现了强劲的扩张态势。处境困窘的地方官联合生计被夺的下层士绅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研究表明:在清末,地方官失去了在地方社会的占绝对优势的支配地位;将士绅想象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文化生活,因而一味地采用整体化研究方式,不足取,“上层士绅保守下层士绅激进,”这个流行的说法站不住脚。     

清末民初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化——以交通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此时期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正处于起步阶段,学制尚未完善,办学经验缺失。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工程学校通过向西方学习,积极发挥示范作用,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其经验对于当今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     

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士人的族群意识——以金梁和惠兴为考察中心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喧嚣中,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子弟金梁和惠兴通过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看法:金梁将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统一在了一起,而惠兴则选择开启旗营民智,与大汉族意识相抗衡。金梁、惠兴在清末杭州城的举动,颇能代表当时社会中八旗士人阶层的思想和认识,对他们言行和思想的考察,有助于了解清末八旗士人阶层自我身份的认同。     

试论清末的铁路立法思想——以铁路总务为中心

清末的铁路立法思想对当时的铁路立法有很大影响 ,并进而影响到当时的铁路事业。这些立法思想中 ,关于铁路总务的主张便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时人对铁路的性质已有一定的认识 ,主张设立铁路专管机构、统一官制 ,设立路警 ,制定路警条例 ,而政府的政策总力图以控制和主导为目的 ,这些都对当时的铁路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元南北议和期间的社会舆论——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元年的南北议和是革命党人有原则的妥协,更是当时各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议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又是涉及改朝换代脱胎换骨的大事,遂举国关注。其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观望者有之,中立骑墙者亦有之。辛亥议和期间《大公报》所刊载的诸多社会舆论有一条始终不变的主线,即希望南北政府竭力避免战祸再起,期待和议早日达成。以《大公报》为中心文本考察和议期间的社会舆论,不仅能够从所选文本对于南北议和的报道与评论中了解该报刊论者群体的政治立场及态度,也能够窥见民国肇始而专制未破之时变幻多端的社会生态。     

清末民营出版机构的学校教材编辑活动——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学制制定以后,为了满足废科举,兴学堂,以及课程计划实施的需要,民营出版机构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于编辑出版学校教材的活动中。其中,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各民营出版机构在短期内推出了一系列内容新颖、种类齐全、形式多样的学校教材,共同推进了清末学校教材的历史进程,也对新式教育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清末“尊黄”思潮与民族主义——以《黄帝魂》为中心

20世纪初年,由于汉族之生存意识和仇满意识的鼓荡,以及革命风潮的兴起,加之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国内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尊黄"思潮.该思潮唤起了汉族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和历史局限.     

清末川省师范教育研究的典范——读《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以清季四川师范教育为中心的研究》

《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以清季四川师范教育为中心的研究》一书,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通过对清季四川各类师范教育的细致考察和深入分析,完整勾画了清季四川师范教育发展的历程,揭示了清季四川师范教育发展的特点与成就,对清季四川整体教育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近代教育转型、本土化创新等问题的研究均有重大贡献,实为目前学界研究区域师范教育史的一部力作。     

清末官绅对日本农业的考察与思考——以“东游日记”为中心

甲午战后,为着解决中国民众的温饱问题,为着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部分清末官绅远赴日本考察农业。生机勃勃与成绩斐然是清末赴日考察官绅对日本农业的认识。在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看来,日本农业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日本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建立大量农业学校与加强农业研究是其主要原因。基于此,清末赴日考察官绅认为,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各级政府必须重视农业改良,采取有力措施扶植农业发展,特别是建立农校与农事试验场,培养专业人才,让具有专业知识的读书人积极参与农业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