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南洋劝业会的产生及影响

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规模的商品博览会。它既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的近代化水平,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与不足,展示了中国最初迈向世界的艰难步履     

论南洋劝业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晚清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规模的商品博览会。它虽然在经营有较大的亏空,但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它引导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实现了其最基本的目的———开启民智,振兴产业,促进了商人阶层由注重单一产业发展到注重产、学、研整体发展的变化,促进了清政府职能的转化。     

论南洋劝业会对晚清社会发展的作用

南洋劝业会庞大而完整的筹备组织网络和民族主义的宣传动员,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中西合璧的展馆建筑和注重社会趋新发展的展品征集体现了一种求新求发展的愿望;展品审查给奖和品评研究有利于促进晚清社会经济发展。南洋劝业会不仅促进南京市政建设,而且拓展了社会公共活动空间,使晚清市民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培育和发展。     

开一时之风气 策异日之富强——论1910年南洋劝业会

南洋劝业会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以劝业会为纽带,海内外华人云集一地,既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又促使社会化、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有利于工商关系的融合、交流和发展。海外华侨不远万里回国参赛,热心工商业的积极态度,在当时对开启民智、扭转世风极具现实意义。南洋劝业会引发了积极的社会效应,起到了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的作用,对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商会与近代博览会

博览会是促进近代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之一,在近代国际经济和文化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振兴商务为己任的商会参与博览会,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配角到主角的发展过程。晚清商会对近代博览会的参与包括出洋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举办地方或全国性商品博览会两个方面,其中在1910年首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过程中,商会配合官方开展了大量活动,在展品征集、评比的过程中,更是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为此次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季劝业道、劝业员研究综述

清季因推行新政、振兴实业,清廷在各省设立了劝业道这一四品官职,下设劝业公所,专管各省实业;又在县乡地方一级设立了劝业员一职,下设劝业分所(没有分科,基本仅有劝业员一人),以指导、倡办、统计当地各项实业活动.二者与农工商部一起,构成了国家对从中央到县乡的实业活动进行指导与管理的系列机构.劝业道和劝业员所辖的事务涉及农、工、商、矿、交通等实业各个方面,并为推动清末实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     

南社诗人王葆桢及其作品考论

南社社友王葆桢的相关诗文,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社会风貌,也为考订王氏生平若干问题提供了材料。其《南洋劝业会杂咏》以诗存史,以杂咏加注的形式,全面生动地记录了中国第一届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各项成果,对于考察南社在近代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具有典型意义,应该引起地方文化研究者的重视。     

南洋中华商会研究：回顾与思考

南洋中华商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南洋华人的经济及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南洋中华商会在近代曾经与国内政府及商会有着密切互动,后来虽专注于在地化的商人整合,与国内一度有所隔离,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跨越国界,在推动东亚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华商网络建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南洋中华商会的研究不仅可以使中国商会史更为完整,而且由此角度观察东南亚华人社会及东亚华人经济圈的整合,在此全球化时代更具独特的学术及现实价值.学界已经关注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也有不少优秀成果发表,但现有研究或以国别为界,或分离近代与当下,整体及纵向脉络尚不清晰,中华商会与华商网络、华人社会及全球化之关系也需要更宏观的审视.鉴于此,更需深入发掘史料,纵横比较,贯通近代与现在,沟通商会与社会,在整体性探讨、视角和理论方面有所突破,解析于学术及现实都有价值的真问题.     

南洋研究所及其南洋研究(1942-1945)

重庆国民政府为应对日伪对南洋华侨的蛊惑性宣传,同时为给政府各部门在南洋和华侨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方案和依据,于1942年设立南洋研究所,开展南洋和华侨诸问题的研究。研究所制定了庞大的研究纲领,但是主事者安插亲信、内部矛盾尖锐、研究条件有限等因素,导致整体成效不佳,开办三年后被撤销。研究所出版《新南洋季刊》两期,刊载研究南洋的理论方法、介绍南洋史地、民族研究、华侨研究、经济研究等论文,对普及南洋知识、推动南洋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在揭露日本侵略南洋图谋和行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市场失灵与行业协会机制的缺位

行业组织在现阶段市场治理上的缺位不容乐观，而政府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本对行业协会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发展行业协会的对策。     

个人观的突破与界限：论王艮的“淮南格物”

王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独到创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特别是格物论在今天有重新解读的必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格物论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承认个人权利与尊严的优先性，强调为保障个人权利而改造社会组织。颠覆了程朱理学的旧有传统，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吴语方言与吴歌的地方色彩

吴语方言作为吴文化的重要载体，代代相传，见证了吴地社会、历史和民族的发展和流变。吴歌地方色彩的研究必须与吴语方言的研究相结合才能揭示其真正的内涵。吴歌的地方色彩是汉族民歌基本风格与吴歌地域风格特征的统一。     

《仿佛》中的历史和神话

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力图通过国家神道、天皇制神话和家族国家观建立起近代日本的"文化统合"。在森鸥外小说《仿佛》中,也体现出这一教化政策。此外,森鸥外试图以德国哲学家费英格的"仿佛哲学"来做出合理性的解释,但最终归于失败。因为神话不等于历史,故而政府将神话当做历史看待无疑是一种非合理性的做法,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固。     

吴稚晖与孙中山的早期交往

辛亥革命前吴稚晖对孙中山的认识由浅至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孙中山领袖地位确立的艰难历程。1903年初，吴稚晖加盟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力宣传和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及其革命主张，成为孙中山早期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论陆机作品风格与吴地文化之关系

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可以发现,陆机作品"繁缛"风格的生成与其作为东吴勋臣之后的身世、吴地儒学学风以及江南水乡的地理特色均有内在关联。陆作在"繁缛"之外还表现出"清新"的风格,"清新"应当是吴地江南水乡赋予陆机的特有精神气质的表现。陆机作品风格与吴地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吴文化、楚文化与吴楚文化

该文从文献记栽、出土文物以及吴楚文化的门类以及突出成果等方面入手。阐明吴、楚文化的交流与吴、楚文化的发展相始终，特别是吴文化和楚文化相互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和增宏本体文化的现象尤其引人注目。     

保康民居特色初探——以吴德峰故居为例

吴德峰故居是保康现存规模较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民居之一,是荆山民居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保康历史、经济、文化、艺术、民俗等方面的信息载体,具有重要的建筑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吴德峰故居体现了保康民居在荆山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建筑空间、装饰艺术等方面的鲜明特色和取得建筑技术成就。     

吴然、乔传藻儿童散文之比较

同样是对云南民族文化、自然风景的诗意呈现,吴（然）偏爱民俗、山水,乔（传藻）则钟情民风、森林;同样是追求自由灵动的行文特色,吴借助诗歌和童话的创作手法写景抒情,乔则融合了戏剧和小说的手法叙事达意;同样是儿童情理趣的融合,吴宏观显趣、隐性表理、景中见情,乔则微观表趣,显性讲理、事中抒情。他们交融互补,突显了云南儿童散文创作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丰富了儿童散文的美学特征和多样化创作。     

吴汝纶与莲池书院

主讲莲池书院是吴汝纶一生从事的最主要的教育活动。吴汝纶主动辞官从教,在任书院最后一任山长的十余年间,致力于培养人才,并对办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革新,推动了书院的近代化进程。一批文坛精英和政坛要人都曾就读莲池书院,从师吴汝纶。在吴汝纶的经略之下,莲池书院成为北方文教的中心,带动了直隶学风的转变。执教莲池也奠定了吴汝纶作为一代教育家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