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以卒待之”考辨

《孙子兵法·势篇》"以卒待之"中的"卒",既不是历来所训释的"兵卒",也不是俞樾、郭在贻、许威汉等前贤时修所认为的"诈"的误用,而是表示突然、猝然。"卒"与"诈"都有突然、猝然之义,"卒"是通语,"诈"是齐语。古书中用"卒"表示突然的例子很多。"以卒待之"强调袭击敌人的突然性,是《孙子兵法》出奇、速胜思想的反映。     

诸葛亮战略决策之误

《三国演义》里,孔明在战略决策上,我认为有三大失误。一是失荆州,二是伐吴,三是伐魏。这些大的失误造成国疲民敝,导致蜀国最先灭亡。这些失误充分显示了他的智者之愚。     

以孙子情报观看甲午战争中日本对华情报工作

《孙子兵法》丰富的情报思想对近代日本的军事情报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孙子情报观来看,甲午战争中日本情报工作有"先知"、"五间俱起,无所不用间"和"全知"的特点,为日军作战行动达成了战略上的"先胜"、战局上的"速胜"和战术上的"易胜"。通过相关案例研究,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剖析我方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更为深刻地理解《孙子兵法》的情报思想。     

从具体诗评看《诗论》与《毛诗序》在论《诗》上的不同及关系

《诗序》中各诗篇的序有三百十一篇,与现存的篇目相应。其本身是脱离《诗》经由口头到定篇单独流传的,后人将其割裂开,或加以补充修改,配到每篇诗的下面,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式：序分置每篇诗下,先标明篇题,再叙说诗意[1]。《诗论》谈诗篇,形式更为自由活泼,多将几个篇目合而论之,贯彻一个统一的思想。如“《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     

《史记》三家注注释讹误考辨

押司马迁《史记》自问世以来为之作注的有几十家之多,但最具学术价值的是《集解》《索隐》和《正义》三部,后经宋人刊刻合为一编,附于《史记》正文之后,史称《史记三家注》流传至今,是研究《史记》文本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但三家注注解《史记》成绩斐然的同时,释文也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历代均有学者对之辨正。因此,结合前人读书札记,并结合自己阅读三家注时发现的几处疑误,用具体的例证阐述《史记三家注》注解《史记》过程中的失误。     

谭家健《〈毂梁传〉叙事比论》的几个问题

谭家健《〈毂梁传〉叙事比论》以记得事详便是优点,似乎记得事详就等于文学性强。这是偏见．文学性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绝不能仅仅以记得事详或写的字多为唯一判断标准。《春秋彀梁传》之宋楚泓之战、晋杀阳处父、楚屈完对齐桓公、柏举之战、觳之战之文学性明显优于《左传》之记载。     

谭家健《〈穀梁传〉叙事比论》的几个问题

谭家健《〈穀梁传〉叙事比论》以记得事详便是优点,似乎记得事详就等于文学性强,这是偏见,文学性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绝不能仅仅以记得事详或写的字多为唯一判断标准。《春秋穀梁传》之宋楚泓之战、晋杀阳处父、楚屈完对齐桓公、柏举之战、殽之战之文学性明显优于《左传》之记载。     

儒家"诗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一、儒家“诗教”的内涵“诗教”这一提法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达,《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1]p1609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我们知道《礼记》一书是由汉儒整理的西汉中期以前先秦儒家的理论著述,见于《礼记》的“诗教”主张虽然不能证明是…     

《诗》之二《南》与《易》之关系

《诗》之《周南》、《召南》与《易》之关系探究,分从两方面进行把握,结构上,《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内容上,诗有二《南》犹《易》有《成》、《观》。     

《庄》《易》关系论析

《庄子》之思想与《周易》有关 ,这可从《庄子》论《易》、《庄子》论“命”、《庄子》之文句等方面得到证明。     

论《诗经》对现实生活的体现

《诗》描绘的是一个自然、真实的世界,《风》《雅》《颂》根源于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阶层的作者和不同的描写对象。《风》中的人们歌唱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打猎、耕种、采摘、纺织、守候、等待既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情感的表达。《雅》与《颂》同样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写起,或融入政治因素,或带有宗教色彩,所体现的既是一人之情感也是所有人之情感,皆本于人伦、切近人情。     

分析布莱克的《羔羊》及其配诗《老虎》

威廉·布莱克是英国诗人、画家,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诗歌《羔羊》(The Lamb)与《老虎》(The Tiger)分别出自布莱克的代表作《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两首诗都提出了关于上帝造物的问题,表达了诗人对世界所持的不同的态度。从《天真之歌》到《经验之歌》,布莱克的思想产生了巨变,从幻想"天真世界"的欢乐到面对"经验世界"的现实。     

《文心雕龙》视域中的《楚辞》

《文心雕龙·通变》篇认为《楚辞》是文章"从质及讹"的转折点,希望通过"宗经诰"与"变乎骚",达到文章"通"与"变"的平衡。在这一大背景下,刘勰将《楚辞》列入"文之枢纽",并在《辨骚》篇中提出了"倚经驭骚,酌奇存真,玩华保实"的写作原则,把"文"之变纳入可以指导的范围内,《辨骚》篇的宗旨就是指导人们如何"驱辞力"和"穷文致"的。这一写作原则与"正言体要,恶乎异端"的思想密切相关。《风骨》篇与《定势》篇还从不同角度对《辨骚》篇的写作原则进行了补充和丰富。实际上,刘勰就是借《楚辞》来述其运辞之道,这是他解《楚辞》的独特之处。     

《尔雅》郭璞注引《诗》考

东晋郭璞的《尔雅注》是清代以前各种注本中最著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尔雅》＂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郭璞为其作注引经据典,博采众长,且以《诗经》为最多,其有引《诗》达一百七十例。我们就《尔雅》郭注引《诗》情况与传世《毛诗》进行比较,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引自《毛诗》,参照有关文献资料,我们推测郭璞可能引用的是《鲁诗》。     

创作抒写自己的心——简论《复仇(其二)》对"耶稣受难"的改写

“耶稣受难”出自《圣经》。《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和《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对“耶稣受难”都有大致相同的叙述。在这些记述中,耶稣是作为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世人的使者形象出现的。他的身上集中了神性和人性这二方面。它是上帝之子,同时又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言者。人神合于一体的独特性存在又让他在人与神之间起着沟通的中介作用。耶稣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作为“神之子”的耶稣,他主要是为了承受和解救世人所犯之罪,甚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而作为“人之子”的耶稣,他是为了把自己的…     

试论崔莺莺、杜丽娘、杨玉环之爱情意义

元明清三代戏剧代表之作《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都渲染了女主人公的爱情追求，她们爱情追求的方式和理由虽各具特色：崔莺莺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杜丽娘超越生死的爱情。杨玉环维系政治式的爱情，但她们于爱情追求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执著是同质的。她们情感追求之热烈，行为表达之大胆，个人意识之独立是旷古罕见的。她们对传统封建伦理纲常观念发出了强有力的冲击，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个人意识觉醒的反映，这是她们爱情意义之所在。     

微博

《孔雀东南飞》被删是因为这个时代不需要爱情；《药》《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被删是因为这个时代害怕出现更多的鲁迅；《雷雨》被删是因为周朴园远胜过如今的煤老板；《过秦论》被删是因为“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六国论》被删是因为“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看《山花》、《作家》、《天涯》

《山花》、《作家》、《天涯》在暑期里推出了几篇立意求新的小说，让人眼睛一亮。不过到底是真正具有先锋探索意味的新，还是只是花样翻新之新，甚或旧饭新炒之新，还需仔细考量。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黄帝《巾几铭》辨伪

传世的黄帝《巾几铭》至少存在3种,史源比较清楚。南宋罗泌所录《巾几铭》主要取自《左传》,杂糅《史记》之文而成。明代杨慎所录的两种《巾几铭》,第一种取自《六韬》之文,第二种则是将“五帝之戒”中“黄帝之戒”与《淮南子》所引《尧戒》拼接而成。稍后董斯张所录《巾几铭》,自注称出自《帝王世纪》并不可靠,实则与杨慎所录第二种《巾几铭》雷同,并且出处存在刻意造伪的迹象。以上各种黄帝《巾几铭》,皆属于晚出文献,应当是后人附会旧说制作,而少数学者将其视为《黄帝铭》六篇之一则属于臆测。因此,应当将其从《黄帝铭》遗篇中剔除,不宜再将其作为探讨黄老思想的可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