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何以当选“一大”中央总书记——兼论李大钊未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之原因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李大钊未能进入中央局,党内地位甚至一直低于他的学生张国焘,而陈独秀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重于组织建党的主观原因和“一大”前北方党组织未能大发展的客观状况决定了他不可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一大”前陈独秀重视组织建党并取得巨大成就是其没有参加“一大”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原因。     

毛泽东与中共“一大”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中共"一大"研究中存在若干与毛泽东相关的话题。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参加中共"一大"?学界有团员和党员两种说法。"一大"开幕日期是哪一天?毛泽东提出"七一"说一度成为定论。"一大"的代表人数是12人还是13人?一些固定的看法因为毛泽东而改变。     

试析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历史贡献

王尽美短暂的27年人生对党和国家做出巨大的历史贡献: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是山东学生界最杰出的领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一大",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山东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也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支持并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     

中共“一大”前后的陈公博

中共"一大"前后,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及中共的成立是有一定贡献的。在中共"一大"前,他参与创办《广东群报》,在广东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广东群报》为主阵地,积极参与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为工人运动及妇女解放运动积极撰写文章并亲自投身到工人运动及妇女解放运动中;他还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活动家;由陈独秀提名代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大"后,他负责广东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但他次年即宣布脱党并被开除党籍。后又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留下了无法洗刷的历史污点。     

中共“一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上海代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所,为一座石库门式楼房。     

中共“一大”会址

上海有哪些成熟的社会资源可直接用于学校教育？这些社会资源各有什么特点？“视野拓展篇”汇集了目前沪上已开放社会教育资源的基本信息,并邀请各区县教师进修学院介绍各区县内社会教育资源的具体情况,供教师在教学时参考。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四个历史问题的考证

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王尽美共接受11年学校教育,先读了4年私塾,又插班读完初等小学,接着又读了2年高等小学,接受了3年师范教育,并没有取得山东第一师范学校的中师毕业文凭,所以,王尽美是高小毕业;1923年前后,王尽美离开山东与尹宽、陈独秀没有任何关系;王尽美病故前对同事是有交待的,对此还需进一步挖掘。     

“一大”前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贡献

过去在研究李达时，人们忽略了中共“一大”前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贡献。“一大”召开前，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李达是论战的主将，还参与了与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主编《共产党》月刊，为建党开辟思想舆论阵地。     

1980年以来中共“一大”研究综述

中共“一大”研究以1980年为开端,至2000年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间、“一大”召开闭幕日期、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南陈北李”缺席“一大”的原因、“三月代表会议”、共产国际对“一大”的作用、“一大”党纲、选出的中央机构、召开地点、“一大”时全国党员人数、“一大”的意义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0年以来,中共“一大”研究在以下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一大”闭幕日期、包惠僧的代表资格、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间、“南陈北李”缺席“一大”的原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一大”的作用、“一大”党纲、“一大”的意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地位、“一大”未采纳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思想原因等。     

中共“九大”选举内幕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江青讲到“现在”,不无得意地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     

中共“一大”出席者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被发现始末

在位于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基本陈列第三展厅,介绍中共“一大”十三位各地代表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版面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中14位出席者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一清二楚,     

毛泽东与中共“一大”五个历史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与中共"一大"相关的五个历史问题:一、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代表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一大"的;二、"一大"期间毛泽东被其他代表称为"神经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四点;三、"一大"上,毛泽东没有做过正式发言,其工作就是做会议记录;四、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的时间应该是在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上;五、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真实时间是1920年8月,为何说"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陈独秀虽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但在历史上陈独秀被共产国际作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并戴上了"右倾投降主义""托派"等多顶帽子,所以不可能以他1920年8月创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而毛泽东出席了"一大",所以"一大"就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标志。     

中共“一大”会议幕后功臣王会悟

王会悟女士通过自己早年的刻苦学习与努力工作,有幸初识了中共“一大”的重要人物之一李达,并与李达结婚。之后,由于李达工作忙,王会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工作,包括给各地代表寄发会议通知、确定“一大”会址及安排各地代表住宿;“一大”召开期间担任警卫工作,使“一大”代表转危为安;建议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安全地点（即浙江嘉兴南湖）进行;担任南湖会议的安排及警卫工作,使得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中共“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

1950年夏末，陈毅提议，在上海市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市委讨论后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直接领导这项工作。姚溱找来军事管制委员会干部沈之瑜，让沈之瑜与杨重光负责具体工作。     

陈公博留下的文字资料澄清了中共“一大”的历史谜团

当年参加“一大”的12名代表（不包括陈公博）及2名共产国际代表，还有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后来他们回忆“一大”召开、闭幕的具体日期．及“一大”起草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案的下落时，个个印象模糊．当初或许他们没有意识到其意义的重大，这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许多空白和麻烦。还是“一大”代表陈公博心细，他当年留下的文字记录帮后人解开了许多“一大”的历史谜团。     

台湾“立委”选举结果及其影响

2000年和2004年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陈水扁或因李登辉的暗地支持，或因神秘的“枪击案”而侥幸胜选，这使得绿营志得意满，头脑发胀，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而蓝营中则弥漫着一种悲观失望情绪，不少人失去信心，一走了之。然而2004年年底的“立委”选举，却使许多人“跌破眼镜”，本不看好的蓝营席位赢得“过半”，达到114席；而绿营却只拿到101席。如再加上“无党籍”和“无党籍联盟”中倾向蓝营的席位，蓝营则可能达到120席位左右。     

“90后”大学生在社团组织中的人际网络特点研究

文章从"90后"大学生社团组织成员在组织中所处的网络位置与知识共享行为的关系研究出发,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学生社团组织中知识共享、知识管理的特点进行分析。通过对大学生社团组织的网络密度、中心性、中介性特点的分析,从量化的角度把握大学生社团组织中成员的知识流动方向和管理位置,从而发现组织内知识共享和社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促进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组织知识网络的形成与知识管理的优化。     

战前日本选举制度史论：1889-1942——从“人民代表法”到“法制选举”的动因分析

1889年，日本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实施了成文宪法，并据此建立了近代民主选举制度。然而，从国家整体的制度构造来看，由“专制有司”构建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体制以天皇主权为核心，并不是民主的宪法体制。在强大的“自主国家”和弱小的“公民社会”之间，国会选举制度开始了多舛的运行道路，直到帝国宪政崩溃为止，成了反映战前日本的国家政权势力变幻无常与社会运动兴衰不定的晴雨表，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人民代表法”向“法制选举”的保守转变过程。考察战前日本“本土化”的选举制度发展历程，能够为我们认识东亚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前景和局限性提供有益的线索。     

新中国“一大片”外交政策述评

５０ 年代中后期,中苏交恶,中美对抗,“一边倒”政策破产,“一大片”政策应运而生。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一大片”政策扩大了中国的国际空间,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但该政策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948:“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前后

院士一词源于西方,中国院士的产生也是受西方的影响。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便着手成立“中央研究院”,并在1935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等众多中国最出色的学术精英被选为评议员。评议会提出选举院士的提议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而被搁置。抗战胜利前夕,为配合南京国民政府战后重建,评议会提出选举院士的办法。1946年10月,中研院拟定了首届院士选举的办法和名额并在1947年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准。院士候选人由不同的方面提出,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尽量做到不以政治身份和背景作为入选候选人和当选院士的主要凭证,而是更多地强调学术,努力做到学术独立。整个过程由分组审查和评议员投票两个环节完成,尽管程序相对正义且得到评议会通过,但依然引发一些异议。在随后1949年的历史关头,院士们也不得不做出各自不同的政治抉择。南京国民政府希望通过选举院士来团结知识分子、推动学术进步进而带动国家进步的设想终因军事失败而成泡影。尽管如此,1948年首届院士选举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士制度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