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对我国蒙古地区的认识

在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后期,耶稣会士促成了中学西渐及西学中渐两股潮流,又为西方重新"发现"了蒙古。耶稣会士通过各种渠道间接地获得关于蒙古的各种信息,留下了相关著述及地图,促进了西方人对蒙古的地理和族群认知。     

从《中国丛报》看晚清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译介

《中国丛报》是晚清由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发行的第一份综合性英文月刊。办刊20年间,该刊不仅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文章,而且对中国的典籍进行了译介,很多是中国典籍的首次译介,为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叶普盖尼·奥涅金》在中国大陆的译介与传播

《叶普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著名作家普希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晚清至五四时期,通过介绍性的文章及文学评论,其主要内容被介绍进中国社会;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片段节译和译著开始出现;建国后,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其译介经历了高潮和低谷期;改革开放后,日益开放的接受视角使其译介进入了多元化时代。随着中国历史的百年沉浮,《叶普盖尼·奥涅金》最终构筑了其在中国的经典地位。     

“利玛窦规矩”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随着其海外殖民事业的拓展,西方天主教会输出宗教的热忱空前高涨。为了扩张势力,天主教建立了传教组织“耶稣会”,转向东方发展。由于利玛窦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与澳门殖民者保持密切关系,明初政府实施了闭关海禁的对外政策,加上驻澳门耶稣会士实行的完全“葡化”的传教方式过于陈旧、僵化,不少传教士便认为“让中国人改变信仰”会如同“接近月球”一样困难。     

“中学西传”之滥觞——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出版作品探究

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出版的作品堪称“中学西传”之滥觞,其数量之巨蔚为大观,对彼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描摹.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刊行《七克》一书,以中西文化的契合点为前提,指出人性中的七宗罪恶,试图使基督救世的思想渗入人心.全书内容生动,富有哲理,不仅对明末知识分子阶层影响颇大,而且还远播日本,成为欧洲早期汉学的重要先驱著作之一.     

清初耶稣会士的间谍活动

明末清仞,人批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为了传教,他们动用了一切手段,有些耶稣会士甚至扮演了不光彩的间谍角色,这在中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中期来华西人中文著作译介活动探析——以《中国丛报》为中心

19世纪中期,为满足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以裨治文、卫三畏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以《中国丛报》为平台,率先开展了多种题材中文著作的译介活动。在继承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译介者以兼顾原作寓意与西方读者阅读习惯为旨归,采用较灵活的翻译方法,力求准确反映这些著作的词义与内涵。与翻译相伴随,他们还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进行了品评与讨论。这些译介活动为近代初期中西文化相互沟通构筑了桥梁,并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参考。其间,因理解差异而产生的偏颇在所难免,由此亦可观中西文化在相互审视、碰撞中存在的矛盾。     

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述论

一、汉译西学书自16世纪末起西学东渐以后,一般将有关西方宗教文化的图书称为"西书"。"西书"入中国的一大高潮在耶稣会士入华期间。1540年创办的耶稣会为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在16世纪末叶选派了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ri)、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巴范济(Franciscus Passio)、利玛窦(Mattaeus Ricci)四名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华。罗明坚终于在1582年得到广东制台陈文峰的允准,入住肇庆并正式传教。罗明坚在明末首先进入中国内地,并最早在     

从唐宋词海外翻译出版看中国传统典籍的海外经典化

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典籍,曾在海外文化传播中产生深远影响.在今天,如何更好地应对挑战,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则成为我国学者和出版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文章以唐宋词海外译介出版为例,探讨了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核心力量的出版界应如何更好发挥其纽带作用,在新环境下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典籍的海外经典化.     

德国图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百年探究

一、德国图书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历史回顾 德国图书的传入、译介、出版始于明代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其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德国图书传人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17世纪来华耶稣会中国年报评介

正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留下了大量中国传教区的年度报告,无论是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天主教史研究,还是对于明清史、中国社会史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这批档案文献尚未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简要阐述这批档案文献的内容、特点、规模和史料价值等问题,希望引起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一耶稣会年报制度耶稣会的年报,又称为年信(葡文为Cartas Annuais,拉丁文为Litterae Annuae),是耶稣会     

17—18世纪西方人对清朝蒙古地区的发现及认识

西方人对蒙古地区的发现及认识开始于蒙元时期。明代由于东西方隔绝,西方人对蒙古地区仅有间接的听闻。西方耶稣会士对蒙古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研究,为西方对蒙古地区及蒙古民族的关注及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之谜

在新书预告上一见到《洋教士看中国朝廷》(朱静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这个书名,我就猜测这是一本关于清代前期来华耶稣会士的读物。不久,书出版了。赶紧找来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正是18世纪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书信的编译本。说起耶稣会士书信,对这一时期文化、历史稍有涉猎的研究者都知道它的大名,无不亟盼一睹为快。说也奇怪,洋洋数十卷的耶稣会士书信,几乎有了欧洲主要语种的多种文本,连东邻日     

《三字经》的百年德语译介研究

典籍译介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话语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我国蒙学经典之一《三字经》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人生体悟和人伦关系准则,译介历史漫长,译本繁多,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德语译作由德语为母语的译者自主自发译介,融合译者主体的研究、翻译、阐释、介绍、出版、传播等内容。宏观层面的德语译介传播史梳理和微观层面译本特色分析表明：百余年来,以《三字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人类多元文化系统中始终对世界有吸引力和影响力。     

明清时期方济会与耶稣会在华传教客体对比分析

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天主教入华和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还是托钵修会(Medicantes)①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托钵修会之一的方济会是继耶稣会之后入华的第二大修会,其传数士人数、传教区域和发展教徒的数量虽然少于耶稣会,但却远远多过道明会和奥斯定会等修会.     

出版期最长的西文古籍

自从16世纪下半叶葡人发现海路之后,西方传教士接踵来华,渐渐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从第一部先秦典籍《大学》和《论语》部份篇章被译成拉丁文到徐光启和罗马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的出版,宛如繁星点点嵌缀在中西文化的苍穹上,永远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其中钱德明编著的18世纪著名的巨篇《中国杂纂》就是这点点繁星中的一颗明星。这部4开本16册的鸿篇,从1776年出版第一卷到1814年第16卷付梓为止,前后耗时40年,它是在天主教耶稣会一批学者、史学家合作和支持下完成的。     

开封犹太人遗留档案述略

随着大利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于160s年在北京会见了进京赶考的举子艾氏(艾出),开封犹太人开始浮出水面,也开了西方对中国开封犹太人的调查研究之先河.悠久的岁月和不平儿的经历,使开封犹太人在开封留下了很多的历史文化档案,包括:一赐乐业教的经卷、遗址、遗著、遗留文物等.     

20世纪以来海外汉语文学典籍英译出版动态考略

20世纪汉语文学典籍英译的发展日益成熟,海外出版出现了5个鲜明的发展阶段:1910-1919年酝酿期、1920-1929年小高潮期、1930-1959年平稳发展期、1960-1979年高潮期和1980-1999年回归平稳发展期,且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演变特征.进入21世纪,海外英语世界的文学典籍翻译出版状况虽至今未现高潮或迭嬗,但前景可观.研究20世纪以来的汉语文学典籍海外英译出版动态,对于了解汉语文学典籍的翻译走向,掌握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具体状况以及找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可行性战略等都有重要意义.     

明末清初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图书及其影响

自利氏1583年来华到清政府禁教、耶稣会解散,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了二百年左右.传教士一般都采取利玛窦确立的知识传教方式,在传教过程中向中国人介绍了许多西方的各种学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译介出版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5),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小高潮中,译介出版工作者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本文对这一时期影响中国人的重大译介出版活动进行梳理与总结,阐述世界优秀文化引进来为新中国带来的影响及所提供的有益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