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武士道的产生与嬗变

"武士道"是日本战国时期武士在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训条。本文主要分析了"中世纪的武士道"是如何发展为"近代武士道",并嬗变为"现代武士道",从而沦为日本侵略者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的。下层武士领导的倒幕运动是"近代武士道"产生的萌芽,明治维新是从"中世纪武士道"到"近代武士道"发展的转折点。最终,由武士领导下的明治政府迅速建立起军国主义体制,踏上军国主义道路。     

解析近代日本武士道文化的嬗变

近代日本的武士道文化是对先前武士道精神的推陈出新,体现了道德、文化的共通与变异。它继承了先前武士道精神的许多优良品质与德行,同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它又逐渐变更了“忠”的内涵,把武士的道德追加为全民的道德。内省的道学工具转变为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战争工具。它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带给日本现代化建设强大精神动力和社会美德的同时,也引发了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产生。     

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下的武士道

武士道是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有现象,自九世纪武士登上历史的舞台,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至今在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仍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本文截取了武士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即近世武士道（1868年明治维新至1945年战败投降）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近代的尤其是在军国主义支配下的发展历程。     

试论日本军国主义对儒学的畸形利用

儒学,又称儒家思想,往往给人"儒雅"、"尚礼"、"仁心"、"修己"的感觉。然而在日本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儒学却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畸形利用,成为毒害日本人民、侵略亚洲各国的宣传工具。文章旨在通过对中日儒学的内容差异,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异化改造,来强化日本所谓"武士道"、"忠君爱国"、"王道乐土"等精神的分析,洞悉异化后的日本儒学推动军国主义发展的原因,这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很具有借鉴意义。     

武士道中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及其引发的思考

武士道,乃是武士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产生于公元8-9世纪日本武士群体的战争实践生活,12世纪末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而逐渐演变为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后在日本社会历史的进程中,被儒学争佛教赋予了顽强的生命力,逐渐沉淀于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之中,成为其民族精神.仔细考察武士道精神在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确实起着一种强大的推动作用,它所具有的物质化能量或许正是我们自己所缺少的.     

儒家文化与日本侵华战争

明治维新后期,日本国内儒学逐渐走向军国主义化。为谋发动侵华战争,明治政府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伦理借助于武士道的形式扩展为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人的近代军国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国家意识全面法西斯化的形势下,日本国内儒学研究的学术性也逐渐退化。这些为后来日本殖民者在沦陷区宣扬封建礼教,奴役中国人民提供了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日本“武士道”的发展阶段及结构特征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社会独特的政治文化果实。它随着武士阶级的形成而出现,经历日本中世、日本近世、日本近代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以制度化为内容支撑、道德化为外在表现、信仰化为精神核心的结构特征。随着日本封建社会的瓦解和武士阶级的消亡,武士道作为一种制度不复存在,武士道信仰却成为日本民族的精神资源,仍然影响着现代日本和日本人。     

浅析孔子思想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随着日本逐渐崛起成为世界大国,而支撑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就是武士道。在二战中,军国主义歪曲并利用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并将其作为日本士兵肆意屠戮中国人民的借口。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武士道精神,在文化的融合中,我们的伟大先贤孔子的儒学思想又对武士道精神何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孔子儒家思想的剖析,找出二者的异同,找到孔子思想对武士道精神的深刻影响。     

大和民族魂——日本武士道及其传统

众所周知,武士道是大和民族的灵魂,是日本民族的象征。纵观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从初期的武士集团,发展为融入了儒教思想的武士道,到弘扬至今的武士道精神,无不贯彻了为统治者、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如今它做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世人所熟知。所谓武士道是武士应遵守的道...     

武家政治的研究

武士阶级在日本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武士阶级兴起于平安时代末期,历经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武士阶级的统治达到鼎盛状态,武士道精神也形成于这一时期。武士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掌握统治大权的?本文对武家政治进行梳理,明确武家政治的特点。     

论日本军国霸权情愫中“武士道精神”的文化观照

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大和”民族特有的道德规范体系,自11世纪产生伊始就成为日本封建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道德范式且统摄着日本民族的文化苑囿。为此,日本武士倡导以儒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伦五常”的道德教义为设身处世的思想寄托;以佛教禅宗“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教化作为忠贞献身的精神慰藉而涤除生死、惟命是从;以神道教的情感纽带奴化忠诚道德而追从主翁、舍己奉君等,从而建构着日本“武士道精神”演绎的生命旨归。     

人本价值的唤起:侠文化的新话语方式

日本武士小说和中国武侠小说都是在一定的国民精神文化土壤上——武士道精神和武侠精神——生长起来的小说类型。藤泽周平的武士小说一改常态,描写江户时代末期底层武士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塑造非典型武士;他创作中的"转向"赋予了其作品独特的"疗伤作用",其深层次的内涵则是对武士道文化的批判反思和对现代人内心渴望"真情"的观照。新生代武侠小说家徐皓峰作品中展现出了"反类型"特征。在他试图解构"侠"文化符号的野心之下,是对"侠"文化发展困境的反思。藤泽周平反常态的成功创作经验和徐皓峰的"反类型"尝试都对中国武侠小说这一类型文学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启示:实现文化超越,将"侠"精神解构为矛盾的人自身所作出的自由选择之行为。     

武士教育的职业教育本质与日本教育近代化

武士教育在古代日本的教育中长期占主流和统治地位,对日本教育的历史传统具有全面影响。在对日本武士教育历史发展过程考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武士教育的本质是职业教育的结论。这种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武士教育具有崇实、善变、开放和注重教学过程等特点,有利于日本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但由于明治维新没有清算武士职业道德教育中封建性的核心价值观,最终导致了日本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近代化改革成果的毁灭。     

日本军国主义与侵华战争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其军国主义的起源、发展与侵华战争紧密相关。 武士道的历史传统与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 日本是一个由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4个大岛和3000多个小岛组成的岛国,面积37.7万平方公里。     

论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的成立——东西洋的对抗与日本的定位

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的武士道论,曾对日本近代武士道的发展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他为构建适合近代天皇制国家需要的意识形态,首先立足于"东洋对抗西洋"(东方对抗西方)的思想构图,充分借助以儒学为主的东洋传统思想资源,论证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洋的传统在面对西洋文明时固有的价值甚至优越性;然后为适应日本在近代世界强权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刻意区别于来自中国的儒学,重新"定位"本国文化,构筑了一套关于所谓日本特有的武士道传统的学说,以论证日本在东洋(以至世界)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井上从"东洋对西洋"到"日本对中国"、"武士道对儒教"的思想历程,典型地体现了在近代日本所谓"传统"被重新创造出来的过程。     

近代日本国家主义中的一体两翼

明治维新以降,日本走上了追赶西方列强的道路。在大力学习西方近代工业时,在文化上,日本却未曾以西方为师,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几个方面,如神道、本土化了的儒学、武士道精神加以整合,形成了适应日本扩展所需的国家主义。在国家主义这个思想体系中,国家神道处于中心地位,是主体;儒学中所宣传的"忠",武士道所宣扬的"武",则是两翼,三者共同塑造着日本国民的民族沙文主义及对天皇的愚忠精神。     

论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思想及其近代意义

本文分析和总结了日本江户时代教育思想的背景、发展过程、主要内容及其对于明治近代日本教育的双重影响。作者认为,江户时代的教育思想一方面受制于封建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酝酿了２０世纪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颇具近代色彩的教育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大力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促进明治近代日本教育迅速进步的思想条件     

日本否认侵略事实的历史文化根源

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文化，是对人类良知的玷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的国家政策，主要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久便发生了畸变，走上了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 1879年吞并琉球。19世纪末提出了臭名昭彰的“大陆政策”。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贵族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通过御用文化变为社会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只有比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然而却是在“王政复古”、“尊王讨幕”的口号下进行的，确立并强化了日本近代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文化基础。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和普鲁士的特赖奇克有异曲同工之处。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晚年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而体现这种哲学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许多日本人的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和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名誉的。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虐杀狂的表现就是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时剖腹自杀并逼迫伤兵和民众自尽。而这正适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义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使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中国人包括老弱妇孺达2000万人之多，另有1500万人受伤，尤其是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更是令人发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虐杀中体味到“人生的快感”。所有读过日本侵华暴行录的人，都不免要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从国家政策和战略文化中去找。日本这种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的战略文化并没有外部逼迫的条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识的怪胎。井上清、铃木正四合著的《日本近代历史》中说，“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美国的乔治·弗里德曼和格雷迪思·勒巴德所著《下一次美日战争》中说，“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用这两段话概括日本的近现代史并不为过。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期。当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但均未得逞。然而他制定的政策却是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内混同秘策》的具体化。此后日本的战略文化便是非理性主义、法西斯思想横行，出现了被称为军部喉舌的“皇道哲学”和“世界史派”，把侵略行径说成是“世界历史的当为”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直到日本法西斯灭亡。日本不像德国那样，有众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诗人为它的战略文化效力。对于当时哲学文化相对贫乏的日本来说，“皇道哲学”加上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于战略文化。标榜信奉中国佛教禅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寺庙的僧人也丝毫不放过，正说明武士道精神对禅宗教义的扭曲和背叛。美国学者克里瑞说，“大家虽然公认禅宗对于日本文化和人格的影响，但认真研究禅宗对现代日本的影响却几乎没有”，“武士道在精神上和实用上都跟佛教不同……在历史上一向庄严的佛教里掩饰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属于佛教的因素。”中国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后来传入的佛教思想，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仁爱、中庸、平和，而在日本却畸变为好战、虐杀、轻生。一棵古老的东方智慧之树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这便是战略文化的分野。而这分野是有深刻的历史和哲学原因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正是由于哲学的贫困，所以日本难以产生一位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战略家。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发展兵法的同时，也发展了哲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理论如终没有脱离它的哲学基础。而日本武士道却始终没有脱离它的神道。日本神道教是摈弃一切永恒的道德观念的原始宗教。它只能使武士道的残暴无所顾忌。连热情歌颂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上世纪末写的书中都承认：“对于我国国民的缺点、短处，也要公允地承认武士道有着很大的责任。我国国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学的原因……应溯之于武士道的教育”。但他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日本人民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更给亚洲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浅析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元素

武士道精神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日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精神与道德体系。在长达七百多年的幕府统治中,武士阶层以及武士道精神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成为衡量一个人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即使在封建统治消失已久的今天,在各个领域我们仍然能够看出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记。比如公司的终身雇佣制,日本人的重诚信,讲礼节,自杀率高等等社会现象等。本文通过分析武士道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元素,揭示出儒家思想对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从中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渗透。     

传统儒家思想对日本家训的影响及意义

传统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且延续千年,其对中华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的发展均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在塑造国民性格、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古代中国,"天朝上国"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对周边蛮夷之地产生影响。古代日本在汲取中国文化养分的历史进程中,家训这一形式也随之传入日本。从表象上看,日本家训与中国家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实质上二者的发展路向是不同的。尽管日本家训同中国家训一样,均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信奉仁、义、礼、智、信、忠、勇、和等思想,然而在此基础上,日本家训却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异化,走上与中国家训截然不同的道路,衍生出特殊的武士道精神与军国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