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王与元白新乐府创作关系考论

对于“张王”与“元白”之间新乐府创作的关系,学界或以为元白曾影响张王,或以为张王曾影响元白。这两种认识都是缺少根据的。他们的新乐府创作年代不同,各自独立,风貌各异,彼此之间并无太多的联系。     

白居易讽谕诗的人道理想

一陈寅恪先生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淘唐代诗中之钜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如果说,元、白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中晚唐诗坛现实主义的高峰,那末,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高潮。尽管这些为“时”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讽谕诗,历来被不少诗论家讥为“浅俗”而遭到“艺术性不强”的非难,但如果我们试从白集中抽出这些跃动着时代的脉膊、现实性极强的讽谕诗,白居易的作品恐怕将因此而显得苍白无力,很难同他得到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称号名实相副了。     

近30年新乐府研究综述

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中唐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继1950——60年代的研究高潮之后,在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又掀起了另一个高潮,至今对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仍在中唐文学研究中占著着重要地位。从诸多学者对这一文学现象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看,可以发现,近30年对于新乐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辨论"新乐府"运动之有无;研究"新乐府"的概念与界定,"新乐府"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以及"新乐府"的特点与价值等几个方面。     

孟郊诗歌用韵研究

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七五一年),卒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八一四年),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他作诗“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夜感自遣》),反对大历以来流连光景,粉饰太平的平庸诗风,标举“六义”、“风骨”的传统(《读张碧集》)。其诗不嗜藻饰,直抒胸臆,深挚动人。苏轼称他“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在用字造句上力避平庸,追求古拙奇险,韩愈称其“横空盘硬语,妥帖为排奡”。他是韩孟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派诗人所追求的奇险冷僻的作风,正是与元白新乐府运动相对,     

元白交谊论

中唐诗人元稹与白居易为诗友３０年,诗篇唱和千余首,在学史上并称“元白”。元白相交,促成了新乐府运动高潮的形成,生出适乎时运的“元和体”推动了诗歌世欲化的进程,并对诗歌理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元白新乐府运动再论

文学史上一般认为新乐府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活动,但与其说其本质是一场文学运动,不如将之界定为政治运动。对新乐府运动性质的颠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其宗旨、功用、创作规范三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定。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均应建立于唱和这种形式之上。     

元白体名义辨析

“元白体”包含外延一大一小的两个层次：大者近乎泛称，概指元白诗之体；小者相对明确，专指具有某种特色的元白诗。     

“新乐府运动”辨

唐代“新乐府运动”之有无，近十年来已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引起论争。新乐府运动是一个学术性科学性较强的概念，它具“运动”所具有的基本特点。“新乐府”有狭义、中义、广义三种，新乐府运动是以狭义新乐府为核心、中义新乐府为外围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新乐府运动政治功利性强，艺术上自觉的牺牲精神具有崇高悲壮之美。     

先秦儒家美学之“美”的边界

“美”在先秦儒家美学中是一个重要概念。先秦儒家美学对这个概念的界定是从两个大的方面入手的：否定的方法，强调审美意义上的“美”不是“善”；肯定的方法，一方面强调美与“情”有关，这种情不是生理快感，另一方面强调“美”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是一种有特定意义的“文”。先秦儒家美学之“美”可以界定为能传达情感或引起情感反应的“文”。     

从张王乐府诗体看元白的“新乐府”概念

张王乐府是中唐时代与元、白新乐府最为接近的一组创作,从两组作品在诗体上的近似来看,新乐府采用七言歌行体并非偶然。“新乐府”之“新”还有这样一层诗体上的涵义,并非简单的自拟新题之作。新乐府也向歌行体提供了新的题材刺激,促进了文人诗歌叙事艺术的发展。而这一切,均与中唐的特殊时代条件有关     

即事类乐府在宋代的创作与渐变

以＂病时＂与＂即事名篇＂为主要特征,＂忧黎元＂、＂补时阙＂为其核心所在的即事类乐府,不仅为宋代诗人所雅好,而且还使之成为一时之创作风气。宋代的即事类乐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类型上主要分为＂自创新题＂与＂袭用新题＂两种。相对于唐代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以＂为事而作＂的新乐府,宋代的即事类乐府在形式特征方面已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即其诗题大都由原来较为单一的＂汉乐府式标题＂,一变而成为以＂×××歌＂、＂××行＂、＂××吟＂结构的歌行类乐府。而近体诗在这类乐府诗中的出现,则标志着古体诗一统即事类乐府天下的局面,在宋代已为诗人们的艺术实践所打破。     

乐府诗英译综述

对乐府诗的英译轨迹、译本研究和译者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并对相关的理论与研究现状进行总结,认为,当前翻译研究界尚缺乏对乐府诗英译的专门的、综合的研究,同时已有的研究存在着不够深入、不够全面等缺陷,并对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几点设想,希望能有助于拓展乐府诗英译研究的空间,从而对译学研究有所裨益。     

唐乐府文献叙录

乐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延续的时间从汉至唐,此后,这一名称虽成为音乐文学的通称,也沿用于词曲,但从乐府研究的角度而言,并不被认同。即使是唐代的乐府,学界在研究中仍然有着不同的认识,叙录过程中并不仅以汉魏乐府为观照点,更留心于唐代乐府在乐府中的地位与存续情况。     

论曹操的乐府诗写作

本文重点讨论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实际发生的原因及情形,认为乐府诗研究必须与乐府制度、功能联系起来考察。乐府在东汉时期朝野间的歌唱和表演,直接对建安文人乐府诗写作模式产生了影响。曹操的乐府诗写作,无论从题目,还是写作及流传的方式,都与乐府制度本身有关系。而曹操以旧题写时事的革新,自然与汉末乐府制度的破坏、乐人流散有关,但就乐府的功能讲,曹操的乐府诗写作仍然没有背离乐府制度。所以研究曹操乐府诗一定要从这一点出发讨论,依据此点,方能讨论建安文人乐府诗艺术成就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论唐代乐府诗对汉乐府的接受

唐代文人在接受汉乐府的方式上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借题仿作,二是借古辞、古事仿作,三是继承汉乐府的精神而创造出的新题乐府.这些诗作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了唐代文人在接受汉乐府时所表现出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兴趣倾向和审美标准等特点,从而构成了唐代乐府诗自身的特色,使唐乐府诗达到了一个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     

论三曹乐府诗对两汉民间乐府的继承

建安时代,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承两汉文人诗歌创作的低谷而异峰突起,创作了大量文质兼美的乐府诗,为我国文人诗歌的觉醒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乐府诗创作颇多学习和继承两汉民间乐府之处。本文拟从创作手法、诗乐结合、思想内容(忧生、游仙)、语言特点等四个方面探讨三曹乐府诗对两汉民间乐府的继承情况。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乐府“行”题本义新考

自初唐以来,学人们对乐府诗题"行"的涵义做了种种解释,但由于都没有找到"行"题的本义,所以至今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通过对"行"的辞源学调查后发现,"行"与"永"通,而"永"与"咏"通,因此"行"具有"歌咏"之义。这一结论在《乐府诗集》不收"咏"诗上得到了印证。     

论汉乐府的艺术风格及其影响

汉乐府包括庙堂乐歌与民间歌诗,在继承、发展<诗经>和<离骚>的基础上形成了粗犷、质朴、廓大、深厚的独特风格;同时,对六朝诗、唐诗、明清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结合汉乐府的有关篇章,具体阐述了其艺术风格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