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公民身份构建的原则与路径选择

公民身份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它根植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公民身份普世的功能和价值证明了构建中国特色公民身份的必要性,而中国的公民身份发展之路不同于西方,表现出易受制度影响、工具主义倾向明显、精英主义主导等特征,这些特征是构建公民身份时必须给予考虑的。因此,中国公民身份的构建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进行恰当的路径选择。这些原则就是科学合理地扬弃文化传统、理性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立足中国现实,而构建的路径选择则是以下三种模式的有机结合: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公民抗争的"自下而上模式"和公民社会带动的"中间协调两边模式"。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分别定位在＂先行探索＂和＂开辟开创＂上面。从毛泽东的探索到邓小平的开辟是两个并不直接连续的过程,邓小平在开辟这条新道路时的实践根据和时代背景不同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在内容上有十二个方面的主要创新,江泽民、胡锦涛对这条新道路进一步作了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对这条新道路的开辟同毛泽东的先行探索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意义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是一部上下求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也是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制度模式,显示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模式"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新探索、新试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互通与契合:公民社会与社会生态空间关联研究

公民社会与社会生态及社会生态空间存在着互通与契合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社会生态空间是社会生态的秩序存在,其所包含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生态、心理生态等要素与层次能够影响到包括公民身份、公众心理、公共理性等在内的公民社会关系的重构;另一方面,公民社会也需要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现代公民,现代公民的生态觉悟、生态意识以及生态实践都有利于更好地建设现代公民社会。同时,公民社会不同于我国传统的臣民社会,也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建构所要面对的社会环境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和相互影响制约的生态存在。"人-社会-自然"之辩证统一的生态发展是公民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两个"建设"的应有之义。     

和谐社会视阈下推进协商民主进程

民主发展道路是由各国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中国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实践已经深刻影响了西方民主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要推进协商民主,一是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基层群众自治等基本政治制度;二是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实现平等合作的官民互动;三是拓宽参与渠道,促进公民参与。     

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策略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必须遵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策略路径,实现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党内协商民主与社会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多层次多维度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以丰富人民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拓展人民民主的广度和深度。这是一条既顺应历史潮流又尊重历史传统,既立足国情实际又积极稳健的民主发展道路。     

民主，走中国自己的路

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是，现在国内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还有不少争议。争议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民主为什么不同于西方，中国为什么不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这也是国内一些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的人质疑的焦点。     

纵向民主：探析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视角

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是民主,民主是现代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在民主化道路过程中,各个国家建构了不同的民主模式,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化会带有自身特点。其中,纵向民主提供了一种探析中国民主发展的新视角,它以社会和谐与秩序为价值理念,以信任为连接纽带,以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和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为结构特征。通过对纵向民主理论的阐释,试图说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与不足。     

用中国的发展模式否定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论和单线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本文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民主集中制更适合中国;总结三十多年来中国发展情况以肯定中国的发展模式,从而否定西方化道路这三个方面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儒家文化中的安身立命思想

安身立命是儒家的一种人生观,是社会实践主体超越自身,从而寻求精神家园的终极价值观。在通往终极价值的道路,中西方文化走了两条风格迥异的道路。西方文化走的道路可以称为＂天才之路＂,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走的道路则可以被称为＂圣贤之路＂。儒家安身立命思想的基本内容分别是天人和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超越,家国一体——对个体与国家关系的超越,伦理心境——对身与心关系的超越。     

“行动者”的缺席：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理路的反思

公民社会是西方经验反复印证了的规避“国家主义”风险的有效公共领域,其卓越的实践功能自然地吸引了以探寻社会良性运行为旨趣的大批中国学者的关注。在认定公民社会是个“好东西”的价值预设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了对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的诸多研究。但由于在概念理解中隐没了“公民”的存在,在对“中国公民社会何以必需”的问题上遗忘了其对中国公民主体性觉醒的意义所在,致使在解答“中国公民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时,只能单纯围绕“自上而下的建构”还是“自下而上的演进”进行学理性的剖析,却无法在具体实践中给以足够有力的指导。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过程中“行动者”的缺席,即缺乏对“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的凝视与关切。引入“公民行动者”的分析范畴,就是以对公民社会构成主体“行动”的关切冲破“国家——社会”固化分析框架的藩篱,并以行动后果可能存在的意外性和偶然性修正有关公民社会的乌托邦预设,同时通过对中国人和西方人行动逻辑的比较检视公民社会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从而对中国公民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答。     

公民社会权与社会救助的互释、互构何以可为

本着"体""用"结合的理念,提出公民社会权与社会救助理论上互释、实践中互构的观点,以期消除公民社会权与社会救助概念上的模糊与分歧,促使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完善社会救助模式的同时,并推动公民社会权各权项的协调。这种互释、互构不仅使社会救助有效地发挥其保障公民社会权的作用,还促成公民社会权对社会救助的导航和标引,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试析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兼谈汶川地震后的赈灾个案

互联网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和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成为一个重要变量。汶川地震中出现的以互联网为交流空间和手段的公民自组织现象,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得益于互联网的优势,同时也引发了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未来发展的思考。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原则、路径与重点

回顾现代大学制度从概念形成到上升为政府政策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原则为世界通例与中国特色相结合,路径上自上而下为主导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内容上以大学“去行政化”和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为重点。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XX体”类新词研究简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社会的变迁影响着语言的发展,而语言的变化又反映着社会的发展,二者处于“共变”之中。语言系统中,词汇是最活跃的变化因素,它能迅捷、灵敏地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汉语新词语“XX体”词族的出现反映着当代社会中网络文体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语言及语言功能的关注。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对已出现的“XX体”类新词的产生机制以及产生原因、社会语言学功能等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揭示语言与社会的共变规律。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初探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洛克和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和发展了“市民社会”的概念,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实质,科学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很重要的启示。重温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无疑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有着十分重要意义。     

从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建设看其学科发展

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水准和规模,它是推动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我国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强大基础。但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教育技术学博士点建设要适应于国家相关战略规划,并推动教育技术从业者专业化发展;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应走适合自己的路,学科发展中要增强从"我"做起、从传统文化中"淘金"的意识,要有向教育以外领域"走出去"的勇气。     

论我国民事诉讼“执行难”的形成原因及其对策

民事执行,作为私权实现的重要途径,不仅决定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更关乎国家裁判的权威性与威慑力以及人们对国家的司法乃至法制的信任程度。大量涌现的“执行难”案件不断困扰着人民法院的工作,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对“民事执行”进行了定义后,总结其特点,并对其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归纳了解决“执行难”的对策,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法,为更好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执行制度提供可行性的帮助。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由此，也可明确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达“善治”。     

为公民社会培养人--公民社会与教育探析

公民社会的产生及发展有其历史延续性。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应关照其现代性及本土性特征。尤其在中国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进程中,教育应对其作出合理回应,从教育内容及教育方式方面作出恰当选择,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培养合格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