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得之于心”说及其巴蜀地域文化心态特点

司马相如非常强调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自得”性.所谓“得之于内”,从司马相如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并结合其创作实践来审视,即在他看来,辞赋创作既要深思熟虑,又要自然兴发,乘兴随兴,自得自在;要自得于心,即自己要有心得体会,要有独到的感悟,要自娱自乐,自言自道,即所谓“夫子自道”,自得其乐.同时,“得之于内”说也揭示出了巴蜀文人多任性自由,任情而作的心态特点.     

司马相如辞赋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

作为辞赋大师，司马相如不但创作丰富，而且已相当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比较完整地提出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强调“赋家之迹”，注重赋的审美表达；推重“赋家之心”，认为赋家的心神之运，无限广阔自由，上可以苞笼字审，下可以总览人物，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可以被感受，被认识，但这是一种自得于心的东西。只能自己去体会而不能言传。     

司马相如自由创新的美学精神与巴蜀地域文化心态

司马相如提出的"得之于内"说,既表述了辞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自得"性,极言创作构思中艺术想象的包容性和时空的无限性,同时也适用于所有的文艺审美创作,它揭示了中国美学所崇尚的文艺审美创作自由创新的美学精神。而其中所体现出的自由恢弘的气概和创新的美学精神又同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不可分割。     

马工枚速——写作要快捷和质优兼备

张率是南朝梁代著名辞赋家,12岁就作诗文辞赋,当时人们对他的才华十分赞美。他作的《待诏赋》上奏给梁武帝,梁武帝看了极为称赏,说:“这篇赋写得特好。司马相如的赋写得工巧,但速度太慢;枚皋的赋写得快速却不工巧。你的赋是二者兼而有之。”《梁书·张率传》有记载。司马相如是西汉辞赋鼎盛时期最大的代表作     

玄学的兴盛与正始赋学批评的时代特征

建安学的告一段落，相继而来的正始学表现出了新的特征。自正始迄于魏末，一方面，玄风畅扬，另一方面，崇尚儒学、宗经复古的思想也渐次抬头。与这两股化思潮相对应，反映在赋学批评上，嵇康《琴赋序》深受魏晋之际玄风的影响，反对前代辞赋在体制旨趣上的陈陈相因，主张以表现“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为目的，是嵇康赋论的主要特征。傅玄《七谟序》，标志着辞赋专体史与风格论的出现，对后来的挚虞、刘勰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公绥“分赋物理，敷演无方”与司马相如“赋家之心”说有相似之点，与陆机“赋体物而浏亮”有会通之处；张华“言浅托深，类微喻大”的观念，引导了正始咏物小赋的创作，二皆表现出了玄学思维对赋学批评的内在影响。     

试论道家思想对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影响

由于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司马相如的辞赋呈现出了斑斓多姿的艺术风貌,从而获得了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两汉赋作家中,以司马相如成就最高,其大赋甚至成为汉大赋创作的范式,故研究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点,对研究汉赋乃至整个汉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辞赋之罪人”与“四六宗臣”——评庾信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对于庚信在赋史上的地位有两种评价，一为“辞赋之罪人”，一为“四六宗臣”。“罪人“是以古赋者标准得出的，“宗臣”则是就瘐信在驿赋中的作用而言。两种评价貌似不同，实际上却彼此联系，互为因果。骈赋从东汉咏物抒情小赋发展而来，咏物抒情小赋是在汉大赋衰落时兴起，与汉大赋分属不同的审美范畴。这是赋体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瘐信作为骈赋的最高成就者，可与古赋作者司马相如分庭抗礼，在赋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     

司马相如辞赋的讽谏艺术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赋颂模式。他在辞赋中夸扬歌颂的同时,将讽喻意图巧妙隐藏在多种艺术手法之中,其高超的讽谏艺术值得关注研究。本文试图从讽谏方法入手探讨司马相如辞赋中的讽谏艺术。     

李慈铭辞赋述略

李慈铭现存辞赋类作品17篇。就体类而言,有古赋,也有律赋。就题材而言,大致包括抒发幽情悠思的咏物赋、带有论说性质的讽谕赋、赋写居室和怀人的亲情赋、写景记游赋和学术考据赋等题材类型。其辞赋文体风格与其骈文创作存在着相同的审美取向,崇尚骈俪,甚至以骈为赋;重视辨体,推崇古赋;征实重典,重视考据,在晚清辞赋创作中自名一家。     

论永明时期的赋学批评

永明时期，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江淹复中有变的辞赋观与其拟古而不泥于古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谢月兆所谓的“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则体现了陆机“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说法的深远影响；而沈约的声律说及其对“文体三变”的总结，则集中体现了永明时代的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