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的“长安情结”

唐代诗人向往长安,留恋长安,从很大程度上是由唐初的关中本位政策决定的。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文人志士谋取功名的最终战场,这里汇聚了唐王朝最优秀的文人学士,他们在这块热土上抒写着大喜大悲的人生。长安是唐代诗人心中永远放不下、解不开的"心结"。本文从政治、科举取士的角度分析、阐释了唐代诗人的"长安情结"。     

一部唐代诗人研究的功力之作——评王辉斌教授《唐代诗人婚姻研究》

王辉斌教授《唐代诗人婚姻研究》系统地研究了唐代几十位代表诗人的婚姻状况，以个案为依据，立足宏观角度，分别对唐代婚姻诗的发展概况、题材类别、艺术特色等内容进行了鸟瞰式透视。王教授的研究，立足史实，勇立新论，材料翔实，结论简明，思维敏锐。     

试述唐代诗人对《文选》诗歌的学习和借鉴

文章结合前人的有关论述论证了唐代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对《文选》诗歌的学习和借鉴 ,肯定了《文选》诗歌对唐诗繁荣与发展的作用。     

明遗民诗人宋曹诗学观刍议

明末清初著名盐城籍遗民诗人宋曹一生诗歌创作甚富,其所持的诗学观念既颇具个性特点,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江南遗民诗人所共有的诗学祈向,因此值得后人关注和研究。一方面,宋曹论诗以“性情”为主,认为诗歌要“情固”而又“蕴出”。另一方面,宋曹崇尚节气,注重忠孝,坚守儒家伦理道德精神。此外,宋曹选解杜诗、仿作杜诗等行为活动均体现出其崇杜、宗杜的诗学审美趣味。     

唐代诗人的拾遗、补阙经历与诗歌创作

拾遗和补阙是唐代谏官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官职,虽然品级不高,但政治地位极高。唐代有过仕宦经历的诗人大多担任过此二职。这段政治经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他们任职期间和部分不在谏职但与谏官有关的诗歌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唐代诗人的政治心态和文学意识。     

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世俗化是唐代佛教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佛教世俗化对唐代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是择偶打破世俗门第观念,相信婚姻缔结乃系缘分;二是违背封建家庭伦理,死后不与丈夫合葬;三是出家为尼,不忘家庭责任,且与本家保持密切联系;四是居家事父母,以持戒祈福为行孝方式等。这些影响既含有增强唐代女性自主独立意识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以宿命论制约女性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能力的消极方面。     

论唐代诗人受拾遗补阙诸官的政治心态

拾遗和补阙是唐代谏官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官职.唐代诗人担任拾遗和补阙之职者甚多,他们接受这一官职时的心态通过诗歌或其他文章表现出来.拾遗、补阙是品级较低但又极有前途的清望之官职,所以,诗人受此官时基本表现为感激;但也有辞而不受的.无论是感激还是辞让,都生动地体现了唐代诗人的政治心态.     

燕赵豪侠地，慷慨赋诗篇——论唐代河北诗人咏侠诗

有唐─代,社会上任侠思潮盛行,河北诗人依托燕赵大地"好气任侠"、"悲歌慷慨"的传统风俗底蕴和地域文化优势,热烈赞美任侠精神,以好勇重义、脱略使气的侠士自命,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咏侠诗篇,以其豪迈的气势和阳刚的美学风貌,为唐诗"风骨"质性特征的成熟注入了刚健浑厚的内蕴,在唐诗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唐代死刑的执行时间辨析

唐代规定的死刑执行时间是未时,不是"黄昏时分",其法律规定与实际案例都证实了这一点.之所以这样规定,是由古代的刑罚理论决定的,只有在白昼公开行刑,才能达到"与众弃之"的刑罚目的.宋元时期基本沿袭了唐代的规定.明朝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以后,死刑执行时间定在午时后,"近代戏文"中常说的"午时三刻"行刑,有现实根据,并非艺人一时兴之所至的凭空想像.     

成就动机概念内涵:从心理动力观向认知观的嬗变

"成就动机"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概念。成就动机概念提出后的几十年里,在抱负行为效价、能力信念与主观价值感等变量的理论研究的推动下,"成就动机"从一个单一的人格变量丰富发展成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的认知变量,实现了从心理动力观向认知(社会认知)观的嬗变。认知观和社会认知观已然成为当前成就动机研究的主流取向。     

社会转型与中唐诗人的价值观

政治经济变革导致中唐社会价值观念的变更,将一代诗人推向尴尬两难的境遇他们一方面激昂亢奋地倡导和恪守儒家的优秀传统,积极入世,除弊求新,志高德清;一方面又难以协调人生追求与现实欲望的矛盾,渐趋于圆滑卑庸。他们在命运沉浮中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模式和矛盾的运作方式,深刻揭示了社会转型所造成的人生悲剧,足以为今世文人之明鉴。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     

试论唐人身居陋室的心理及其原因

在唐代社会上层,当部分人纷纷营建豪宅美第、奢侈浪费渐成风气的同时,却有一部分人反其道而行之,甘愿选择陋室而居,构成唐代特有的陋室文化现象.透过这个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人在陋室,心系天下是部分唐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生活境界;陋室又是部分唐人博取声名、完善自我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是唐代法令制度的产物,是唐代中后期社会不稳定等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     

唐代女冠诗的放情笔调--唐代女冠诗美学风貌系列研究之一

唐代女冠诗是唐代社会文化的特殊产物 ,与前后各代相比具有不同凡响的美学风貌。唐代三大女冠诗人李冶、薛涛、鱼玄机的诗歌 ,从“情”这一特殊层面出发 ,表现出率性而作 ,不讳言情的放情笔调。     

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在唐代风靡一时,对朝野政治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占当时人口约一半的唐代女性,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种种原因,其中很多人也投身到佛教的信仰队伍。她们或是出家为尼,或是在家修行,持斋念经,布衣蔬食,放生施舍,修经造像,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遵守佛教的戒律。她们之中有年幼的少女,有中年孀妇,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太,虽然每个人信仰佛教的最初目的不同,但她们在整个宗教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和坚忍却是相同的。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在唐代社会中的深刻影响。     

唐代令史、书令史探微

唐代令史、书令史,品居“流外”,职位卑微,为士人所不屑。唐代令史、书令史仅在唐中央文官机构中设置,品秩分布在从流外勋品至五品这五个品级上,在不同的官府中其品秩不同,书令史的品秩低于令史。令史、书令史作为“主典”之一,具体负责公文的办理。令史、书令史的选拔通过流外铨和逐级迁转来进行。令史、书令史之考课分为年考和任考,考满后可以入流内叙品而成为流内官。唐代令史、书令史有俸钱和禄米,但并不丰厚。在政治地位上,令史、书令史也没有享有太多的政治特权,其职掌繁重,但总体上处于受歧视状态,社会地位并不高。     

论唐代官员致仕思想的成熟

唐代致仕制度日趋完善,官员致仕思想渐趋成熟。唐朝的大部分官员从国家利益和个人身体健康、伦理道德、礼法规范等方面,认为按规定致仕是十分合理的一种行为,因此到了70岁都会主动地递交申请致仕的报告。不少人一再上表,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少数不肯致仕的官员,会受到舆论的严厉批评。大多数官员致仕后远离政事,回到老家静心养病,或者修池筑馆,游山玩水,生活在一种悠闲轻松的生活状态之中。这样的生活态度,是唐代官员对人生价值的选择。     

唐代判文二种考

唐代判文献在宋元时期的书目中多有记载,明代以后除张黛、白居易的外却基本消失殆尽,对其存佚细致梳理,可以看到唐人判集在后代流传的实际状况。《全唐文》所收拟判大都从《文苑英华》辑入,然二者拟判龃龉之处也甚多。     

唐代政治意义上的文学意识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从汉代到唐代,历代统治者都用明确的人才标准来规范文学之士。在历代的"求贤令"、"求贤诏"等政治文献中,这种标准历历可见。相对于唐代以前诸朝而言,唐代政治意义上的文学是一种综合了儒学、文辞、智略、品德诸因素的文化实体,它既肯定并要求文学的独特性,又强调并鼓励文学的政治性;它既没有回复到汉代的文章与学术合一的文学概念上,也没有走向片面地追求词采和声律的境地,是比较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