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之祸"与《史记》创作的关系--兼谈司马迁人格的发展与完善

“李陵之祸”和《史记》的创作是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且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李陵之祸”不仅坚定了司马迁述的志向,改变了他最初的创作动机,而且影响了《史记》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此外,“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论“李陵之祸”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李陵之祸在修史主旨、修史决心、抒情性、选材、风格等方面对《史记》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的不幸，却使《史记》成为不朽巨著。     

司马迁受腐刑于太始二年说

对司马迁受腐刑的年代，《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有互为矛盾的记录，这是因记录重点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排比《史记》、《汉书》和《报任少卿书》等史料，勾勒“李陵之祸”过程，可以确定司马迁“李陵之祸”是从天汉三年初下狱开始，至太始二年受腐刑出狱止，历时四年。《自序》中“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句，就是记录了从司马家在舜时为史官到司马迁出狱的历史。     

“功成身退”——论“李陵之祸”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迁渴望建功立业,《史记》中却大量出现“功成身退”思想,这一矛盾思想是作者遭受的“李陵之祸”在作品中的曲折反映,而且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体现。     

读梁建邦《史记论稿》

梁建邦《史记论稿》对司马迁的爱国思想，司马迁“李陵之祸”、《史记》的修辞及本校勘与理解等进入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论述。本对对《史记论稿》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评价，并对有关本理解问题提出商榷意见。     

透过《伯夷列传》写作章法看司马迁的社会理想

《伯夷列传》夹叙夹议,与《史记》中其他列传写作结构有很大不同,整篇文章处处可见司马迁的慨叹之辞及质疑的语句。力求透过《伯夷列传》文章的写作章法,司马迁写《史记》的动机及自身遭受的李陵之祸,来分析司马迁的社会理想。     

横看成岭侧成峰——试探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本文从汉武帝器重司马迁、司马迁“举李陵”、司马迁犯“诬罔”罪及“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道路的影响整个过程,来探讨这一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     

论“李陵之祸”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

李陵之祸迫使司马迁思考人生的价值、看透世态炎凉、认清帝王专横、坚定《史记》写作、重评历史现实     

谈谈司马迁遭祸受刑的冤狱——兼与王俊清同志商榷

最近,王俊清同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观其文章,想见人德》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司马迁所遭的“李陵之祸”.王俊清同志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祸受刑,这是历史上一件冤狱.”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这是因为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是有其原因和理由的”.司马迁“与李陵俱官‘侍中’”,“对李陵之为人还是深有了解的”,李陵“‘事亲孝,与士     

司马迁创作《史记》主旨的形成与升华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旨,有一个发展变化逐步完善的过程。其修史主旨的演变,可分为形成期、蜕变期和升华定型期三个阶段。李陵之祸是引起司马迁修史主旨蜕变和升华的主要原因。     

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探讨——兼谈司马迁与汉武帝的一段关系

“李陵之祸”在司马迁的一生中是件关键性的大事。这件事既影响了他的生活、思想和仕途,又影响到他的《史记》的写作。因此,无论是研究司马迁的生活道路,还是著述道路,都不能忽视它。本文打算分析一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其中涉及到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问题,也略加阐述,以就正于方家。     

《史记》人文精神溯源

《史记》中的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潮和理性传统是其历史渊源。同时千百年来时代的变迁使人们看到了“天意”逻辑的虚妄和人类自身的巨大能量，重人爱才的时代热情孕育了司马迁的人文思想。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使他能摆脱对专制政体和君王的依附关系而独立思考“人”之为人的生存出路和价值取向，从而玉成了他的人文思想。     

司马迁"宫刑"小考

宫刑是汉朝承袭秦朝旧制，除大辟（死刑）之外，最惨无人道、侮辱人格的刑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最下腐刑，极矣！”腐刑即宫刑（一种破坏男子或女子生殖的刑罚）。司马迁遭受宫刑是因“李陵之祸”引起的。天汉二年五月（公元前９９）五月，汉武帝令李陵、李广利率骑兵出击匈奴，结果李陵深陷重围，兵败投降。汉武帝召问群臣，司马迁委婉地陈述了看法：李陵投降很可能是权宜之计，即便是真降，也是出于不得已。他的观点使汉武帝大为不悦。其实，汉武帝对司马迁欲加之罪已非一日，“李陵之祸”只不过是促使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而已…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论“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

作者认为,《史记》是主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与偶然相统一的结果。汉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多元思想兼容为《史记》的诞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品质聪颖、渊源家学、学从名师,广阔游历造就了司马迁卓绝的学识,史官世家的传统风范,受李陵之祸的深层反思涵育了司马迁超人的史识、史德,这是《史记》成书的主观条件。     

“李陵之祸”及其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

本文通过李陵出征与投降匈奴,论述“李陵之祸”以及对司马迁产生的思想影响。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辨

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为开扩武帝胸怀而言及李陵事件，并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他是因“诬上”而被处刑的。李陵之祸后，他又遭受了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的冤枉。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司马迁讨个公道。     

“李陵之祸”及其文化意蕴探析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遭腐刑,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李陵之祸的文化意蕴体现了司马迁对李氏家族命运的人文关怀,揭示了圣贤通道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忠守自我、刚正不阿的人格风范。     

《报任安书》：说尽心中无限事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一文,感情真挚,如泣如诉,表达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情感,道出了自己苟活于世的原因--完成《史记》的著述,实现自己"究无人际,通古今之变"的人生抱负.文章情真意切,使读者无不为之感动.     

《史记》旨趣新说

一 《文选》卷四十八《班固典引》: 永平十七年,……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义)士也。 《后汉书·蔡邕传》: (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汉记》卷十四: 上以迁欲沮贰师,为(李)陵游说。上怒,乃族陵家,而下迁腐刑。司马子长既遭李陵之祸,喟然而叹,幽而发愤,遂著《史记》。 (三国志·魏志·王肃传》: 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史通·探赜篇》: 迁之纰缪,其流甚多,……遭彼腐刑,怨刺孝武。 以上诸说,词异而意近,概言之,诸著者因太史公由李陵事而下蚕室,遂误以为太史公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旨在非贬孝武。当然,前贤依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篇对以上说法加以辨证,说明太史公是承其父淡临终之命而著《史记》的,亦即太史公著《史记》在前,而因李陵受刑,实乃远在其操笔撰史多年之后。至于《史记》是否“贬损当世”、“怨刺孝武”则皆以“良史实录”、“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而昭法式”的纯史观点加以诠释,而不再作深入的研读。于是师师相传,至于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