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教育传统之比较

中西教育传统均源于各自的文化传统,都对各自的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主要对中国的教育传统与西方国家的教育传统的差异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比较,同时阐明了对待中西教育传统差异应持有的态度。中国教育传统重视人与社会的协调,重人伦;强调师道尊严;重入世,强调学以致用;重人文精神,强调教育的世俗性。而西方的教育传统则重视个性独立,突出个人本位;重主智主义,强调文雅教育;重宗教,强调宗教精神的养成等。     

纵横扬弃:陶行知的育人精神

陶行知的学术背景决定了他将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带到中国;他的时代背景则决定了陶行知并非一味照搬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将其加以改造;而作为一位中国人,陶行知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陶行知在汲取西方先进理念的同时也重视了对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思考。所以说陶行知的育人观始终存在着一种横贯中西的纵横扬弃精神。     

中西教育传统之比较

中西教育传统均源于各自的文化传统，都对各自的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主要对中国的教育传统与西方国家的教育传统的差异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比较，同时阐明了对待中西教育传统差异应持有的态度。中国教育传统重视人与社会的协调，重人伦；强调师道尊严；重入世，强调学以致用，重人文精神，强调教育的世俗性。而西方的教育传统则重视个性独立，突出个人本位，重主智主义，强调文雅教育，重宗教，强调宗教精神的养成等。     

论辜鸿铭及其中西文化观

辜鸿铭是中国近代史上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谙熟西方文化而又极端保守,极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其独特的中西文化观对于我们今天深入认识中西文明和近代思想史具有启发意义。他一生学贯中西,为中学西渐、沟通中西文化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中西自然宇宙观之异同——朱利安《唐君毅之中西自然宇宙观》读书札记

朱利安撰写的《唐君毅之中西自然宇宙观》是以西方人的视角,对唐先生《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五章中西自然观的钩玄撮要。朱利安认为,中国之自然律为内在,与西方之恒视自然律为超越相对;中国之自然律为万物之性,而性则能随境变化而有创造生起,此与西方之必然的自然律相对;中国之以物之性,表现于"与他物相感通之德量",此与西方以物之本质为力之说相对。此三点乃是中国之自然宇宙观之核心,而最重要的是可由此引申出"自然物之实中皆有虚"之观念,但他同时认为唐先生对缺乏决定论的可能问题的思考不够严密。朱利安所撰札记以另一种语境皱折呈现中国当代新儒家思想,为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方式,意义自深一层,为法国研究该领域揭开了序幕。     

论严复中西教育思想的比较与结合

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地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思想家。他倡言变法要有良好的民智、民德、民力作基础;而民智、民力、民德的改铸只有借助西方学术与教育。因而如何吸收西方教育便成为培浚具有西方优秀品格国民的关键。严复认为,西方学术与教育虽然令人神往,但要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必须将它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善”者相结合。这样,以比较为手段,以结合为目标的中西教育思想比较与结合工程便由严复之手加以展开。     

论数学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

中西数学发展的差异导致了中西不同的自然观。自然的“数学化”给西方文明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生产力,但也给西方文化带来许多负面效应。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受“数学化”的限制,对于西方文化摆脱当前的精神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解析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旨在分析什么是文化以及中西印的文化走向。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没尽的意欲,所以文化之不同是由于意欲走向的不同。他指出人类满足意欲的方式可分为意欲向前、意欲自为和意欲反身向后,此三种路向分属于中西印三种独立的文化体系。他还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本观念是“向前要求”,由此根本精神而产生民主与科学;中国文化则因其理性早熟而走上第二路,中国文化自身的成就在于形而上学的调和主义和儒家的直觉主义精神。梁漱溟先生从文化主体的内在心灵世界来理解文化视角独特,但仅仅从意欲出发有失偏颇,他对西方文化的解读忽视了民主科学的历史性及其产生的必然条件,另外其三路向直线式的演进也蕴含着矛盾。     

伍廷芳对中西方法律的认识和比较

伍廷芳认为中西方法律的目的、性质和作用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其发展变化也有规律可循,由此论证改革中国封建法律的可行性,并且坚定了“以西法援中律”的信心和决心。中西法律最大差异在于:中国司法附属于封建统治体制,西方司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于中国法权无自主可言,西方则“首重法权”。从而主张引进西方法律,以其法理原则改革中国封建主义的法制传统。     

不同传统下的大学精神——以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为视角

缩短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重振中国的大学精神是我国教育界一直争论和关注的问题。中西不同的传统塑造了中西不同的大学精神,中国大学精神的重振不应像历史上那样在激烈地反传统的过程中实现,也不能完全移植西方传统,中国的大学精神要在中国的强国家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传统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力求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的汇通,从而实现对中国传统的某种“创造性转化”,以顺利渡过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尽快重振中国的大学精神。     

人性假设视阈下中西教育管理的分歧

人性假设是教育管理的重要出发点,中国文化形成了以人性善为主的人性假设思想,西方文化则孕育了以人性恶为主的人性假设思想,中西不同的人性假设形成教育管理的重大差异。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忽略了教育管理权,西方则很早就发挥了国家在教育管理中的作用;中国教育管理人治色彩浓厚,西方教育管理法治色彩明显;中国教育管理强调道德约束,西方教育管理重在利益刺激;中国教育管理凸显权威管理,西方教育管理重视民主管理;中国教育管理以维护稳定为根本,西方教育管理则以提高效率为要义;中国教育管理改革意识相对淡薄,西方教育管理改革意识强烈。     

简析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

<正>在近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严峻的社会现实,引起中国传统士大夫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今新旧中西的历史交汇点上,张之洞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强烈的自信。在他看来,以"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值得发扬的优秀文化;同时,他也不排斥西方文化,认为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高校校训创新研究

校训是学校办学理念的凝练和高校精神的象征,但由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差异,中西高校校训折射出了不同的文化特点。从表现形式来看,中西高校校训在外显性、稳定性、特色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从价值取向来看,明德重行、倡博崇勤、求实尚新是中国高校校训的价值取向,而笃信宗教、崇尚自由、追求真理则普遍为西方国家高校所推崇;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把握好个性与本质的统一,协调好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创新我国高校校训的策略选择。     

中西建筑光空间之比较

比较分析了中西建筑光空间不同要素,认为西方建筑强调精神空间,密室是其建筑的核心,光线幽暗而神秘;而中国传统建筑的核心空间为4柱间,其光环境注重与自然融为一体.这种光空间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及地域的差别.     

论谢幼伟对中国现代学术的理解与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在学术思想方面研究较多的是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等人,而对谢幼伟的学术思想研究却不多。实际上,他对西方学理的介绍与输入,对西方治学方法的重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阐发,尤其在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促进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现代的转型方面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谢幼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有四个特征:以唯心论为主要思潮;反躬实践;宗教式的态度;以直觉作为方法论。他还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放弃了二元论而采用一元论的思维模式,主张天人合一、心物同源;倾向于价值理论问题的研究;注重历史和时间概念的分析,等等。     

梁漱溟文化思想述评

梁漱溟的文化观是建立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佛教的唯识学以及中国儒家哲学基础上的。他的文化观是中西印三个路向的文化观。即认为,人类文化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文化观是多元化的文化观。他强调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但忽视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性     

冯至诗歌意境论

意境的营构是冯至诗歌的重要追求,在他早期诗歌创作中的意境营构多吸取传统美学精神,而在他后期诗歌创作中则有意识地吸取西方美学精神,并能将中西美学精神完美融合在意境的营构中.此外,他还通过意象的空间组合与意象的流动方式来营构意境.     

浅析中西古代史学思想之差异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史学尤见中华文明之底蕴。在与西方史学的比较中凸显出中西史学不同的思想,也传递出中西文明不同的精神。探讨其差异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强调道德的特点滋润着中国史学浓郁的人文精神、鲜明的道德劝戒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中国长期的稳定与和平。而西方史学所表现出的理性、创新以及对历史规律的钟情则浸透着西方古代文明善于逻辑思维的特征。     

市场失灵的中国经济法思考

市场失灵假设是经济法研究的理论前提。中国的市场失灵不同于西方，如果完全把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假设作为中国经济法的理论前提，则会使中国经济法暗合着和西方经济法一样的应然逻辑，掩盖中西经济法的差异，误导对中国经济法的研究。而目前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中某种程度上正好存在这一倾向。中国经济法对市场失灵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只有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中西经济发展差异的比较中去探寻，才能走出一条务实之路。     

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

林语堂中西文化观的出发点是人生而不是文化。从这一点出发，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他的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２０年代，林语堂极力倡导西方文化，提出“精神之欧化”的主张；３０年代，他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在批判的同时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中与他的中庸与近情人生观相符的部分；１９３６年移居美国后，他则站在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上，逐渐形成了集他的中西文化观之大成的“中西融合”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