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童年还是多个童年——基于新童年社会学视角

传统的童年研究将儿童视为“未成熟”“发展中”的需要被社会化的个体,进而得到了天真的儿童、天然本性的儿童、自然生长的儿童以及无意识的儿童等诸多有关“儿童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人们的儿童观念及其教育实践无疑都受到传统童年研究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童年研究的不足和弊端逐渐显现。20世纪80年代,新童年社会学在批判和继承传统童年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在认识论和研究范式上的突破和创新,为儿童研究、儿童教育实践提供了新的借鉴和启示。     

推宕抑或催熟:童年禁忌的社会学分析

童年禁忌是成人社会基于儿童成长的社会、文化、价值期待所建立并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禁制的统称。禁忌不仅对于儿童,而且对于成人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童年与禁忌是共生的关系,禁忌一方面推宕着童年,另一方面又催熟童年。由此可见,成人对儿童设置的禁忌本身是矛盾与割裂的,导致延长儿童的童年以及希望儿童早日成熟的矛盾与割裂,使得童年的历程充满了冲突与痛苦。童年禁忌本质上是成人对于儿童的规训,集中体现着成人与儿童权力关系的纠结。     

童年研究的新范式——新童年社会学的理论特征、研究取向及其问题

基于"发展"、"理性"、"自然主义"、"普遍性"等核心概念基础之上的传统童年研究,受到新童年社会学的强烈批判。作为童年研究的新范式,新童年社会学提出重新看待童年:把童年看做社会建构;童年是社会结构形式;童年是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从儿童自身的角度来研究儿童;儿童是能动的创造性的社会行动者,以上构成新童年社会学的理论特征。作为一个理论综合体,新童年社会学呈现四种研究取向,即社会结构的儿童、少数群体的儿童、社会建构的儿童与部落儿童。其研究取向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它们的相似性要比其显而易见的差异要重要得多。作为尚在形成中的新童年社会学,具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仍然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面临挑战的同时显现出新的生长点。     

论“童年研究”的视角转向

通过对近年来兴起的“童年研究”热进行梳理,对比两种“童年研究”范式,呈现了“童年研究”的视角转向。传统“童年研究”受到发展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中“社会化”理论的主控,使得儿童的主体地位被遮蔽;而新“童年研究”以“新童年社会学”的研究为代表,将童年视为社会结构的形式和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童年研究”视角转向的背后反映出研究者对儿童认识的不断加深、社会发展对儿童人权的尊重以及对儿童研究伦理问题的反思。     

家庭里的童年和学校里的童年

童年经验的建构,是一个不断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和学校为儿童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给予了多方面的影响。当来自两个不同空间环境,对儿童来说都举足轻重的支持(影响)趋于和谐统一时,童年经验的建构往往是积极的、安全的;反之则是消极的、缺乏安全感的甚至混乱的。面对儿童在家庭空间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童年经验,教师选择什么样的应对和引导方式,对儿童的自我实现和发展来说十分重要。     

从“个体儿童”到“童年生活”——童年研究的逻辑进路

童年研究历经传统研究范式到新童年社会学的变迁。以心理学为主导的传统童年研究围绕生物属性的个体儿童,探究其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出儿童参与童年研究的必然趋势,为童年社会建构论和童年权利话语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新童年社会学脱胎于传统童年研究,以建构论为立场,关注童年生活,对传统研究注重挖掘儿童潜力、由成人主导童年话语和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童年模式展开批判,积极呈现有主体能力的儿童和多元流变的童年,赋予童年无限可能性。新童年社会学虽未摆脱西方二元论与激进建构主义思想,但其以儿童为主体的研究方法有助于重识儿童-成人的边界,实现儿童、童年的再定义;伸张儿童社会政治主体地位促进了对儿童劳动权和教育权的反思,对当代童年建设意义重大。     

我国的童年危机:影响因素与发生机制

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中西方童年危机根本表现和影响因素可能趋同,但国情差异决定了中西方童年危机的发生机制不会完全相同。就当前国情看,我国童年危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父母、学校和媒体,发生机制在于"生存教育"导致了儿童的"课程化成长",造成了儿童成人化。     

读《童年的消逝》——对当前我国儿童电视节目成人化的思考

《童年的消逝》由美国作家尼尔·波兹曼于1982年写作出版。作者认为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模糊了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界线,最终导致童年的消逝。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力发展,我国儿童电视节目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成人化倾向,对儿童成长造成不良影响,本文呼吁全社会应采取措施,遏制儿童电视节目成人化倾向,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图像时代的童年审思

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各类媒介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儿童的生活带来了重要影响。一览无余的媒介,让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开始模糊,儿童与大自然还有大社会疏离,与文字阅读的距离渐远。"童年"是文化意义上的存在,童年的消逝不单纯是图像时代的各类媒介所致,而是社会的观念、文化的导向使然。因此,重要的不是反对媒介,而是要在文化和教育中捍卫和发展童年概念。我们要正确认识"图像"的教育价值,发挥"重要他人"的积极作用,引导儿童回归"本真"与顺应"现实",这样童年才能在图像时代中被再创造。     

童年是如何被学校制度化的

“童年是如何被学校制度化的”是一个重大的前提性问题,对于童年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新制度主义整合性分析框架,在童年被学校制度化的变迁中,共同利益以童工法和教育法的强制性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实践规范通过社会期待和学校纪律的规训与内化,约束和形塑家长与儿童的行为;共享观念经由童年与成年二分、“童年应该在学校教育中度过”等制度性认知的习惯化与客观化,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童年被学校制度化也产生了一些后果,包括边际效益递减、童年样态标准化、童年与成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等。对此,需要始终以儿童与童年的生存和发展为根本目的,发展儿童主体性、重申多样化童年的价值和发掘中国传统童年观念。     

大力加强儿童权益保护

保护儿童的生命安全、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环境是全世界国家保护儿童权利所要努力的方向。近几年,我国的虐童事件屡屡发生。从这些恶性事件中我们认识到:国家法律规制不明确,社会机构欠缺,社会对儿童主体性认识不够,幼儿教育管理混乱等问题的存在是其根源。儿童受到虐待会对儿童的一生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应该从法制建设、机构设置、幼儿教育管理、心理疏导等方面为儿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浅析幼儿教育的“实然”与“应然”

幼儿教育的“实然”状态主要表现为远离幼儿现实生活,忽视幼儿当下生活。幼儿教育的“应然”状态应达到让幼儿成为幸福幼儿的目标,这要求幼儿教育必须关注幼儿的现实生活,把幼儿当成幼儿,让幼儿生活在童年里;关注幼儿的可能生活,为幼儿创造发展的条件,引导幼儿积极建构他们的完美生活。     

“捍卫童年”：必要的界限与弱化差异

“捍卫童年”在当代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意味着童年陷入了某种危机.童年的价值性存在是“童年消逝”的焦虑之源.“捍卫童年”隐含着本质论的立场,它对童年“纯真”的假设合理化了对童年的过度保护与控制,从而可能强化社会规训的“正当性”,进一步造成儿童的弱势地位.因此,在尊重必要界限的前提下,弱化现代性话语中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所谓本质差异,在一个共性的空间寻找可以对话的语言,才更具现实意义.     

论儿童文学作品的多义性

以儿童为隐含读者的儿童文学,是否应该具有多义性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从文学作品的接受特点、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以及因为＂童年＂一词不断被建构出新的含义来看,同样的作品也被时代不停地赋予新的内涵。所以,儿童文学作品的多义性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发现作品的多重含义也是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之一。     

汉语儿童从图像到文字的早期阅读与读写发展过程：来自早期阅读眼动及相关研究的初步证据

为了解汉语儿童从图像到文字的早期阅读与读写发展过程的特点,本研究以257名2-6岁儿童为被试,研究了（1）2-6岁儿童图画阅读的眼动发展特点,图画信息获取能力和文字阅读能力的发展特点;（2）4-6岁儿童的汉字视觉解析能力发展状况;（3）4-6岁儿童汉字视觉表现能力发展阶段。从阅读的视觉关注,汉字知觉解析和汉字视觉表现三个层面论证了汉语儿童从图像到文字的早期阅读与读写发展过程,探索了汉语儿童早期阅读和读写的视觉认知关键点,揭示了汉语儿童早期阅读和读写发展的文化独特性。     

无意识与儿童文学作家创作

儿童文学创作的深层动因是作家的无意识,由他的自主情结所主宰,而创作的内容大都与其童年创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典型形象都是人类原型的表现,任何一种原型都有人类命运的碎片。原型的表现为儿童文学形象增添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的深度。儿童文学创作的本质是作家的白日梦,是儿童愿望的达成,而象征的方法就是造梦的方法,是儿童文学的主要表达方式。     

趣与美:儿童文学的诗性特征——以刘第红散文集《白蝴蝶黄蝴蝶》为例

儿童文学作家应担当起为童年而歌的使命,应具有自觉的童年意识和深广的童年关怀,作品中应呈现童趣和美质。刘第红的散文集《白蝴蝶黄蝴蝶》便是作者童年精神集中的诗性呈现,作者描述了童年时期在大自然怀抱里幸福成长的过程,记叙了其童年时代嬉戏玩耍的诸多欢乐场景,对故乡的农事物语、风俗民情进行了诗意的发掘和书写,作品洋溢着童年之趣,浸透着童年之美。     

幼儿教师的素质、应对方式与幼儿问题行为的相关研究

目的筛查影响幼儿心理健康的因素,为幼儿教师完善其教育实践提供心理学依据。方法选取沧州第二幼儿园100名教师和230名幼儿进行问卷调查,用SPss12．0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论幼儿问题行为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教师素质中的情绪因子和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题方式与幼儿的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合理化方式与幼儿的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美国“提前开端计划”的特征、经验及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启示

“提前开端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投入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早期儿童教育项目。该项目的基本特征包括：针对“处境不利儿童”,提供基于“全儿童”理念的综合服务;针对儿童和家长的两代人干预,植根社区且赋权穷人。从创办之初,提前开端计划一直在挑战中发展：回应政府提高儿童认知成就的期待、平衡“赋权社区”与“儿童发展”的张力、加强对项目质量的监管和问责、完善与公办学校系统的衔接。“提前开端计划”的经验为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以下的启示：为弱势儿童提供综合性质的早期教育项目、将促进家长投入纳入学前教育的范畴、理性看待学前教育的功效、加强对早期儿童教育项目的实证研究。     

“You need a phone and camera in your bag before you go out!”: Children’s play with imaginative technologies

Early childhood settings value play as the way young children learn and educators encourage children’s re-enactment of cultural practices in the imaginative play spaces provided. From a cultur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ldren expect these imaginative play spaces to contain objects from their social contexts, but what happens when technologies are not provid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children’s imaginative play involving working and imaginative technologies within two kindergartens (the year before formal schooling). Imaginative play spaces are designed to replicate social situations relevant to the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hey occur and as technologies increase in society, their proliferation is reflected within early childhood settings. Understanding the role that imaginative technologies can play in children’s digital literacy learning is important for the early childhood field. Also, these devices are often absent from literature and overlooked in conversations about children’s digital participation. The findings show how the children engaged with the imaginative technologies and raises questions aroun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echnologies on children’s imaginative play and their technological understandings. The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ors’ understandings of children’s play with technologies and the objects they provide in an era where children’s lives are increasingly immersed in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