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动态能力与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实证分析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对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讨动态能力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机制以及CEO开放性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对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倒U形影响;动态能力在上述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CEO开放性显著调节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与创业板企业动态能力的倒U形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理解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影响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丰富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研究成果。     

高管团队断裂带、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企业决策制定和执行者——高管团队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2016-2020年中国A股中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与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高管团队关系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动态能力中的适应能力在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在高管团队关系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意义建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组织能力的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传统企业拥抱技术趋势、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关键。现有文献虽然对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前因进行了探索性分析,但是对于认知因素如何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尚不明晰。鉴于此,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视角,文章研究了组织意义建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通过对411家企业管理者的实证研究发现：（1）组织意义建构能够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2）系统能力、协调能力、感知能力均对组织意义建构与数字化转型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组织结构惯性会弱化意义建构对系统能力的促进作用,且进一步调节系统能力的中介作用;组织认知惯性会弱化组织意义建构对协调能力的促进作用,且进一步调节协调能力的中介作用;而组织认知惯性对组织意义建构与感知能力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以上机制的揭示能够更好地从认知层面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并寻求化解困境的有效路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必然选择。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在数字化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化导向与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关系研究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创新。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变革准备理论,引入了数字化组织准备作为中介传导机制和数字化能力作为调节作用机制,构建了数字化导向对数字化创新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通过回收的336份有效问卷对文中的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导向对数字化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组织准备在数字化导向和数字化创新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化组织准备与数字化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数字化组织准备在数字化导向与数字化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能力越强,则数字化组织准备的中介效应越显著。研究结果丰富了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也为企业的信息化、数智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节奏与创新绩效——数字化转型与环境动态性的作用

在数字化引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适应并调整自身创新节奏,成为企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组织适应理论,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创新节奏—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并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基于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不连贯、不规律的创新节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创新节奏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形的影响;创新节奏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节奏的正向影响以及创新节奏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研究结论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动态创新轨迹与创新绩效联系起来,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节奏领域的研究,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高质量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数字化转型对员工越轨创新影响路径研究

本研究从组织变革层面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的作用机制。通过问卷调研收集有关数字化转型企业样本数据,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个体内在资源和组织外在资源两个层面入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与Bootstrap分析方法,分析促进调节焦点、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上级发展性反馈在数字化转型与促进调节焦点及工作重塑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在二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上级发展性反馈不仅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的积极影响,还调节促进调节焦点和工作重塑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越轨创新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因此,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应注意挖掘异质性资源,激活个体促进调节焦点、诱发个体工作重塑,并活用上级发展性反馈,从而获取更多创新成果。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绿色创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本文以200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与绿色创新内容区分了节能型与环保型两种绿色创新模式,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企业对节能型绿色创新的选择,这种作用主要源于数字底层技术的运用。数字绿色研发投入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市场竞争、非正式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均能调节企业的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策略。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制造业等对绿色改造需求较大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更大程度地推动了企业对节能型绿色创新的选择。研究结果在理论层面明晰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在实践层面对我国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大数据资源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下，制造企业利用大数据资源促进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运用Mplus8.0软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SEM),以427家制造企业为样本，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惯例理论，对制造企业大数据资源、数字动态能力、组织惯例更新与数字化转型绩效之间的影响展开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大数据资源、数字动态能力的3个子维度：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利用能力和数字重构能力以及组织惯例更新都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绩效；数字利用能力、数字重构能力和组织惯例更新分别对大数据资源与数字化转型绩效关系具有中介效应；数字动态能力和组织惯例更新对大数据资源与数字化转型绩效关系具有链式中介效应。本文将在理论上拓展数字化情境下大数据资源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推动从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惯例理论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探索；在实践上有助于指导制造企业在动态环境下借助大数据资源，提升数字动态能力，加快组织惯例更新，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融资约束纾解与创新促进的中介传递

基于文献梳理及理论演绎,提出相应假说,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察金融科技发展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效应及其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全域促进效应,但就不同性质的企业而言,该效应差异明显,高科技企业、非国企和东部地区企业相对显著。进一步中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有效纾解融资约束、实现财务稳定、降低杠杆水平、提高研发投入等,进而传递驱动企业行为选择并实现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结论蕴含了实施差异化政策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促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价值。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在政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但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却进展缓慢的背景下,厘清阻碍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并探寻可能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降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减少数字化转型补贴以及加重超额税收负担,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增强银行业竞争程度可以减弱这一负面影响。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和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上不仅为减轻老龄化的不利后果提供了决策参考,也为促进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积极启发。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

将数据要素引入C-D生产函数,建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要素投入模型,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规模效应、生产率效应、工资收入效应及替代效应影响劳动需求的理论机制。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基于201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强度和机理。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显著促进了劳动需求,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匹配-双重差分法等识别策略控制可能的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其中,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和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企业、外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劳动需求,尤其是中高技能劳动需求的促进效应尤为显著。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规模效应和生产率效应,部分受到工资收入效应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员工顾客双主体参与的中介作用和企业声誉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顺应数字时代的关键变革对企业创新实践产生重要影响，但其如何影响微观员工创新却不甚明了。鉴于此，分别基于企业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将数字化转型（企业变革）、员工/顾客参与（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声誉（企业身份信号）和员工创新行为（员工产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开展了两项子研究，旨在明晰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影响机理。子研究一聚焦内部员工视角，对来自30家企业的322份领导—员工两阶段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员工参与均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员工参与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声誉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参与间的关系，且进一步调节员工参与的中介作用。子研究二聚焦外部顾客视角，对来自4家虚拟社区（含22个分社区）的208份会员两阶段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顾客参与均促进员工创新行为；顾客参与在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声誉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顾客参与间的关系，且进一步调节顾客参与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并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员工创新提供...     

政治关联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政策感知能力和市场感知能力的中介作用

    针对“政治关联是否促进以及如何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本文构建了直接和间接政治关联在政策感知能力和市场感知能力中介作用下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315家中小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1）直接政治关联正向影响政策感知能力、负向影响市场感知能力,政策感知能力和市场感知能力在直接政治关联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2）间接政治关联正向影响政策感知能力和市场感知能力,政策感知能力和市场感知能力在间接政治关联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均有利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本研究为理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治关联的新视角,深化了政治关联的双刃剑效应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揭示了政治关联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作用机制,有利于中小企业更好地通过政治关联实现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扩张劳动力需求、拉动就业的强劲驱动力。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市场规模效应、经营范围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三条途径促进劳动力就业。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对于高科技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促进效应更加明显。最后,本文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高学历人员占比和高技能人员占比,优化企业的劳动力结构。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中国的数字转型与创新发展态势广受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企业战略如何提升数字创新绩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是当前产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热点。本文基于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数字企业的1612条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的中介效应分析与调节效应分析探索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在数字化转型战略与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2)产权性质正向促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3)企业所有权集中度负向调节了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帮助企业明晰数字创新路径,助力企业数字创新成功,提升我国企业数字创新能力,服务数字经济发展。     

用杜邦分析方法解数字化转型“黑匣子”——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财务报表的实证研究

以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杜邦分析方法,从财务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提升资产周转率降低财务杠杆,但销售利润率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的应用能促进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并不能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大型和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抑制了小型和外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而对中型和国有企业的能力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的上升是数字化转型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绿色技术创新 节能减排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明晰绿色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机制及效应差异,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绿色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结构优化、要素效益、品质品牌、速度效益、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八个维度综合测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30个省级层面样本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节能减排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效应及机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9年间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在不同的区域间差异性较大,“东高西低”的特征较为明显。（2）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节能效应、减排效应和价值链提升效应是绿色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3）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     

智能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化能力的视角

本文基于211家智能化企业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智能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智能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装备数字化能力、人员数字化能力在智能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起中介作用,但管理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战略匹配正向调节智能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4)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企业智能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智能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果对于企业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人力资本与双元创新的中介效应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否切实提升其全员劳动生产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造了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数,以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检验了人力资本和双元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能促进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位数回归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2）企业的员工素质和高技能人才占比均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中介;而相较于渐进式创新,数字化转型更多地是通过颠覆式创新提升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3）异质性检验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能够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产生更强的带动作用;与非消费行业相比,消费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