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化的法律要件

国有化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但是，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各国对国有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国有化的实施应具备四个法律要件：国有化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国有化过程中不涉及歧视；实行国有化的国家应给予外国投资者以补偿；国有化应依正当的法律程序要求进行。     

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

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确认与保障,是宪政的本质。行政机关只有追求公共利益时才能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必要的干预。因而公共利益不仅限定了公民的权利界限,也为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界定了边界。然而公共利益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性概念,行政机关掌握着巨大裁量空间。为避免行政机关盗用公共利益之名而谋非公共利益之实,应在立法、执法及司法等环节中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和审查,把行政机关的权力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蒙古实行新的外国投资法

1993年5月10日,蒙古国议会通过了新的外国投资法。新法律同年7月1日生效。1990年通过的旧投资法失效。新投资法共4章26条。 新的外国投资法规定的宗旨是鼓励和支持外国对蒙古国投资,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和财产,协调与外企经营活动有关的问题。所谓     

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规则问题

国际投资仲裁坚持秘密性原则,注重对投资者私人利益保护,而忽略对东道国公共利益保护,有损东道国利益,引发国际社会对仲裁公正性的质疑,应改革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增加仲裁程序透明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早提出关于投资仲裁透明度的规定,并通过实践建立"法庭之友"制度,随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也对仲裁规则进行修订,增加有关透明度的规定,这些都促进了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发展。     

公民意识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良性互动的价值

公民意识是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良性互动中生成的,对于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唯物辩证法视角考察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内在联系,分析公民意识对促进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良性互动的重要价值,通过开展公民意识教育活动、完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等方式推进公民意识培育,实现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良性互动。     

我国反倾销制度中公共利益的思考

公共利益问题已成为我国政府实施反倾销措施时应积极考虑的问题。完善反倾销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应以“保护竞争”标准改革倾销行为的判断标准，公共利益的利害关系方应明确包括倾销产品工业用户以及消费者，并建立利害关系方的权利保障机制，引入较少征税原则，细化反规避问题。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及其对中国外资法的影响

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生效，使传统的国际投资法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并且使中国的外资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完善中国外资法应着重以下方面：进一步修订相关内容；重构外资法体系；立法应结合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最新形势；保持外资法修改的灵活性。     

公众人物名誉权限制的法学思考

与一般人的名誉权相比，公众人物由于其具有公共利益性和公众兴趣性等特点．其名誉权应受必要的限制。它是人类社会自然属性的根本要求；是基于宪法价值的判断；既是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具体体现，更是“权利”对“权力”的制衡：是维护民众知情权的基本要求；是现代社会表达自由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民众“话语权”之需要。对公众人物名誉权的限制必须坚持人格权保护优先、维护公共利益、容忍正当舆论监督和差别对待等基本原则。     

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探讨

公共利益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概念,但是,为了保障权利、控制权力、社会和谐、公正司法,必须界定公共利益。界定公共利益的方法有概括法、正面列举法、反面排除法、程序限定法等,尽管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缺陷,但是每一种方法也都有其价值,几种方法应结合运用,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弥补各种方法的缺陷。界定公共利益与实现公正补偿要两手抓,同时应当加强立法、司法对行政的监督。     

WTO体制下国际投资法的嬗变之分析

WTO协定蕴含大量的国际投资规范，这些规范深刻地改变和重塑着国际投资法，它不仅使国际投资法的内涵更加丰富，从单纯的投资规范走向投资与贸易、服务、知识产权等相融合的规范,而且使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开放化倾向更加明显和迅速，同时，它还推动了国际投资法的多边调整机制的建立，使国际投资法更具有强制力的保障。     

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视角

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是关于谁有资格提起公益诉讼的问题,讨论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时,必须弄清楚公益的概念和范围,以及提起公益诉讼的诉讼形式,在此基础上的得出的结论才有科学性。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是在这些基础上确定公益诉讼提起主体的,虽然将个人排除了出去,但是并没有不妥。     

公共利益的法理学思考

公共利益的概念尽管历史久远，在现行法律文本中反复出现，在学界却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在众说纷纭的公共利益面前，提炼出公共利益的基本要素，揭示其与政府利益、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准确把握公共利益的精义所在。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对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行政公益诉讼的基本涵义入手,阐述了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并对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了几点设想。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为避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受行政权侵害,监督行政权行使,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刻不容缓。从行政公益诉讼概念和特点出发,分析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原因,如公共利益遭受严重损害;行政公权力监督机制不完善等,进而思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受案范围、举证责任等问题,希冀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创设有所裨益。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现代环境问题的突出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成为热点问题,其制度设计更是问题焦点所在.从我国现存的问题出发,论述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起诉资格、受案范围、举证责任和诉讼费用等具体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     

试析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在我国现阶段,一些经济主体不择手段地牟取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司法实践中一些基层检察院尝试提起了公益诉讼,但因缺乏法律规定而困难重重。本文阐述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公益诉讼提起权源于对当事人起诉权的监督职能,是国家的代表。它在公益诉讼中处于一方当事人的地位,与被告平等。     

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现状的几点反思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架构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存在严重缺陷。作为一项新事物,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行政公益诉讼,造成了行政法治在保护公共利益领域方面存在盲区,也即公共利益在受到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时得不到司法救济。     

论PPP领域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PPP领域的事项往往涉及广泛人群和较大社会公共利益,这些公共利益一旦受到损害,通过事后救济途径难以挽回所受损失,难以达到完全救济的效果。为此,在PPP领域,应当建立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损害未发生之前,由检察机关提起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及时阻止侵害后果的发生或防止危害后果的扩大。PPP协议的行政性属性以及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缓冲机制,为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可行性。当下,要完善相关立法,进一步拓展诉讼范围、明确提起的时机、建立证据规则、采取适当的判决形式,为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法律依据。     

浅论环境公益诉讼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国家行政管理的局限和传统法律制度(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缺失,已无力为环境公益提供有效保护,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比较健全的公益诉讼模式,在传统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在实体法上创设环境权,然后在诉讼法上放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原告资格,扩大民事、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并采取各种合理、有效的保障措施。     

公益性教师培训的现实与未来

教师培训的公益性是公益性教育事业理念的延伸与发展,即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形成全免费的教师义务培训制度,使教师培训确实成为一种"公共福利",惠及全体教师。尽管长期以来存在着教师培训的公益性与私益性的争论以及参与教师培训各方的利益博弈,但基于公益性教师培训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现实,公益性教师培训必然有着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