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与北平文学的交汇点——论吴组缃早期小说的艺术风格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吴组缃以其融合北平作家和左翼学艺术风格的小说创作引起了坛的关注。吴组缃早期的小说创作对妇女的悲剧命运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他以深刻的社会剖析意识，将时代社会变迁与人的生活处境的变动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吴组缃的现实主义创作为现代学史贡献了“量”少而“质”佳的艺术精品。     

吴组缃小说创作论——略论吴组缃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

吴组缃的小说以忠实严肃的创作态度,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动乱和农民的贫困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吴组缃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罪人”形象,但作者以现实主义精神通过对这些“罪人”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的罪恶与黑暗;吴组缃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美丑必露”而“心存泾渭”,同时也大胆灵活地运用了象征主义艺术手法。     

对乡土中国的深邃洞察与观照——鲁迅与吴组缃小说之比较

鲁迅以其小说创作关注着乡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吴组缃的创作有着对鲁迅创作的精神血脉的继承。这里试图通过对鲁迅和吴组缃的小说加以比较,对其在主题表达上的异同进行观照,挖掘其精神层面的相承。     

论吴组缃的“破产”小说

吴组缃是以少数量高质量的小说创作饮誉现代文坛的。在这些作品中,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取材方面,大多写内地农村,其中又以反映农村破产时期动态的居多……、而这所谓“动态～浮非很多左翼小说家所写的革命动态,而是破产时期乡村的经济破产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变动。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将吴组拥这部分破产题材小说简称为“破产小说”。这些小说包挪小花的生日N杨子花》（1931年）《官官的补品V1932年）《黄昏w一千八百担》（1933年）《天下太平w樊家销》（1934年）等作品。这部分小说与他早期偏重于心理分析的小说以及四十年代那…     

论吴组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散文创作

吴组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散文,以"人物"为中心.其散文常常通过化"圆型人物"为"扁形人物"、人物细节描写等方式刻画出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这一特点的形成,既是其强化散文社会使命感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文坛"综合的艺术"的大氛围使然.     

从众声到无声——吴组缃小说论

吴纽缃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与左翼风潮所不同的艺术追求：以他所熟悉的湿热废墟为地基,用中国的笔,沉着地绘出众生百态,录下众声喧哗。40年代的《山洪》则显示出吴纽缃创作风格的转变,小说叙事话语的断裂流露出他在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上的矛盾心态,以及由此而来的审美困境。这也成为吴组缃在《山洪》之后走向缄默的重要原因。     

论吴组缃小说的审美意蕴——兼与夏志清先生商榷

深厚的中西文学素养及儿时乡村生活经历使吴组缃的创作在充分吸收以往小说优秀技巧的同时散发出浓烈的乡土气息.但因自身文化底蕴的缺乏,作者无法站在人类、人性高度俯视芸芸众生.这极大制约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深度.     

苦难中挣扎和抗争的人们——论吴组缃笔下的破产农民形象

作为一位秉承现实主义的皖籍作家,吴组缃以一位＂乡下人＂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破败的皖南乡村经济崩溃、道德沦丧的社会图景,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和抗争的旧中国皖南乡村破产农民形象,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同时也透露出那个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     

赞美与悲悯:茅盾、吴组缃小说人物塑造之比较

茅盾和吴组缃都是社会剖析派的代表作家,但他们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茅盾对他的“民族资本家”系列和“时代女性”系列显现了赞美的主流态度,却影响了主题与人物的一致性,成为茅盾巨大艺术成就中的遗憾。吴组缃对他的“失业店伙”系列和“乡村女性”系列则表达了深切的悲悯,成为他作品中的作家、主题、和人物彼此之间的和谐与完整的自然成份,较为完美地体现了作者的含蓄深邃的风格。     

论吴组缃小说中的“人的异化”

吴组缃小说中“人的异化”主题呈现出多层次性:其对“人异化为鬼”的描绘,达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人异化为兽”的描绘,达到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批判;对“人异化为物”的描绘,达到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三者共铸,从而彰显出对“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秉承和“人的文学”的书写.     

文学史在等待着——新时期以来吴组缃小说研究述评

吴组缃是20世纪30年代乡土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重要作家,其小说具有高度现实主义成就。因为历史原因,以及吴组缃小说创作数量并不多,在新时期之前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书写中吴组缃并未得到重视,甚至受到文学的"外部关系"影响被错误批评。进入新时期之后,文学研究者对吴组缃小说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在形象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叙事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吴组缃小说研究还有一定提升空间。     

论吴组缃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吴组缃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对女性悲剧命运独特而深刻的思考。他指出了封建婚姻制度和宗法家族观念对女性人性的戕害,思考了知识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在剖析农村社会现状时,给与农村底层女性特别关注,指出女性不仅与男性一样受经济和阶级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等级观念的压迫。吴组缃同情受迫害的女性,谴责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歌颂敢于反抗的底层女性,颠覆父权制等级观念。吴组缃与“五四”及30年代女作家一起,推动了女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     

乡土中国的观照者——吴组缃小说论

吴组缃的小说始终关注着乡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关注着"人的解放"、知识分子命运以及乡土中国等话题。作为30年代的社会剖析派小说家,他的创作在现代中国文坛不容忽视。     

论吴组缃的散文观及艺术特征

吴组缃以小说闻名,其实他的散文创作也颇具特色,只是评论界长期以来对其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综观吴组缃一生的散文创作,记叙真情实感是其创作的宗旨,真实地反映时代和社会是他的创作理念,他坚持以写人物为中心的创作主张以及圆熟的写作技巧,使他跨越了文体的疆界,不因内容而拘谨于某种表现形式,丰富了散文的审美张力,形成了自己的散文观及艺术特征。     

民俗学视域下莫言小说的恋乡情愫

莫言作品中持久弥厚的乡恋情结是通过对故乡民俗文化的叙述而表现出来的。他以对故土最朴拙的情感,寻找高密故乡那些过往的日子,寻找故乡至今仍在流传的传奇、鬼神故事,寻找故乡那些美丽的童话。     

民俗学视域下莫言小说的恋乡情愫

莫言的乡恋情结在他的作品中持久弥厚的原因是通过对故乡民俗文化的叙述而表现出来的。他以作家对故土最朴拙的情感,寻找高密故乡的那些过往的日子,寻找故乡至今仍在流传的传奇、鬼神故事,故乡的那些美丽的童话。     

吴组缃的“倔强”

吴组缃上世纪30年代创作小说《官品的补品》,声名鹊起。40年代开始,先后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50年代初浸淫于古典文学,特别是对明清小说的研究,并担     

在个性追求中走向规范———试论吴组缃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就与局限

吴组缃早期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三十年代的文坛极具个性, 但后来逐渐走向规范化的写作, 其间的缘由值得探究。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话题: 他们这一代是如何从艺术个性的追求中趋归规范化的创作的。     

文化审视与人性剖析——论张艺谋电影的民族性表现

张艺谋的系列电影以他个人的方式传达了一种民族风格和民族个性:《红高梁》中的“我奶奶”等人物散发着野性光芒的人格是对这个古老民族沉寂而压抑的传统人性的一种反叛,同时也是对民族活力的一种呼唤。后来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则逐渐转入对文化与人性的审视、反思与批判。有些批评家仅仅根据张艺谋电影的外壳便认定他是对民族的落后与蒙昧进行赏玩,是为了取悦并吸引外国人的目光,这其实是对张艺谋电影的最大误读。     

中国文人恋乡情结之文化成因解析

恋乡思归,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普遍情怀。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为文人们铸就了故土难离的恋乡情感模式。儒家教化又强化了人们眷恋亲故、依恋故土的情感指向。以儒道两家学说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哲学,又为文人们的恋乡情结提供了一种哲学模式。这些最终构筑了中国文人的恋乡情感心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