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彰显与遮蔽——《新青年》的"女子问题"探考

在一个国家危亡的时代,女性身体解放的私人性一面往往被忽略,而其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公共性一面则被凸显出来和刻意强调。《新青年》中的“女子问题”讨论,男性论者更多地申述民族自强、国家独立对于女性的要求,彰显女性意识与国家思想相交融的一面。女性成为在场的缺席者,导致女性身体解放的私人性的一面被遮蔽,这种遮蔽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使其作品成为男性启蒙话语的传声筒。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加强,其文学创作逐渐摆脱了男性的话语权威,确立了女性的独立身份和话语体系。     

颠覆和重构——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视角下《比利·巴思格特》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E.L.多克托罗的经典之作《比利·巴思格特》颠覆和解构了传统的女性形象。文章借助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了小说中被置于边缘语境中的女性人物,认为比利为主导的男性话语遮蔽了女性人物真实、自主身份意识,隐含父权制权力对女性身体和话语的双重控制,而多克托罗通过女性形象的重塑,实现了对此权力控制的消解和颠覆,展示了叙述世界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     

革命叙事模式下茅盾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转变

茅盾的小说创作通过对女性形象的书写重构革命理性的秩序,一方面,革命叙述不容许女性的个体感觉和情欲空间的独立存在,这一主题必须与男性话语民族国家话语相互缝合;另一方面,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导致了国家叙述与个体叙述的渐行渐远。女性形象自身的女性意识逐渐被遮蔽和涂饰,完成这一转变才能成功地指称革命方向,获取自身在革命序列中的身份角色。茅盾的创作从与主流话语的交锋到最终回归社会和时代认可的主流,最终难逃流行的革命叙事模式。     

性别视域下的“文革”叙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作家笔下的“文革小说”1研究

从一贯的男性话语遮蔽下呈现女性的生存经验并由此延伸对历史的不同把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鲜明姿态。这一时期的女性更注重挖掘革命历史话语背后女性在历史及现实中的真实处境、欲望及心理。在她们笔下,不仅"文革"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而且也是女性寻找自身合理位置,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完成女性作为女性的历史存在的主动与自觉。     

论《美杜莎的笑声》及"身体写作"的文化悖论

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女性通过写作,通过“写身体”、“用身体去写”的策略,颠覆男权、建构女性话语．在写作-话语-身体-女性主体间拉起了一夸紧密的关系链．直接影响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写作和“身体写作”。但因其理论资源、核心概念及表述方法的悖论．对人的社会性及文化特性的生物性窄化,其思想和观点时常互相抵牾．在解蔽的同时也不断地遮蔽,甚至自我消解。故身体写作理论在发端处,即含有其无法超越的尴尬宿命。     

虚妄的女权话语——试论海男的小说《桃花劫》

女性主义作为舶来的前沿思想,其固执而强劲的话语表达无疑是在增加自我的社会价值砝码,从而谋求话语权力的内在平衡。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伸越和行走受到了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制约,女性意识的驱动力更是男性的话语遮蔽和女性的失语焦虑。海男的《桃花劫》背离了女性的经验世界,因而它所展示出来的身体传奇和女权神话便显得分外虚妄,这个显在的女性主义文本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委曲求全的话语困境。     

性政治下的“在场者”与“缺席者”——论《夜》中丁玲的女性主义书写

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女性作家,作者在短篇小说《夜》中设置了两种状态下的人物形象,其中何华明作为"在场者"拥有两种话语——男性话语、政治话语,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是小说中的"缺席者",她们的话语是缺失的。丁玲正是借助"在场者"与"缺席者"的不同话语形态揭示了革命政治下两性的不平等的秩序,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必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男降女不降”:第三世界的战争、女性和性——以电影《南京! 南京》和《金陵十三钗》为中心的考察

在电影《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中,战争成为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角逐的场所,角逐的工具就是性即女性的身体,它实现的是双重拯救。首先女性通过身体拯救他人和民族,然后再借其拯救自身。这种拯救体现出鲜明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性质: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的革命过程中,把对妇女控制的权力"从亲族转移到国家步骤的一部分",从而让妇女问题与民族国家话语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虽然这带来了女性发展的新机遇,但是由于国家话语(通常由男性掌控)对其的控制与吸纳,第三世界的妇女在性别、种族、国家和阶级等多重话语的缠绕中始终是身份未明的。     

男权话语下的女性抒写——论李清照词作中的女性意识

李清照在她的词中凭借其独特的女性自我意识,突破了男性视角和男性话语体系,以其独具魅力的女性创作心态及女性气质向我们展示了女性被历史和封建束缚的灰尘所蒙翳的心灵世界,展现了女性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和温婉执著的品格.她用女性独有的方式发出了对女性悲剧人生的呐喊,首次呈现了女性自己对世界、人生和情感的认知.     

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悲剧

萧红近十年的创作都不脱一种悲情的色彩,作者以自身的悲剧人生为基底,用女性的话语视角在她的小说中反映了许多乡村女性的悲剧命运。通过对她们长期的卑贱处境和无助状态的展现,深刻揭示了男性为主宰的父权文化体制下的女性在生存、婚恋、生育过程中必然的悲剧属性。     

论女性文学“裸奔突围”叙事情结的生命意蕴

新时期女性文学叙事情结始终呈焦虑态,显出对现实生活中坚挺的男性中心话语的柔软无力。为此,女性作家群体被迫无奈地转向寻觅自我的身体、内心、性灵,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文学演义业已突破了男性文化霸权的困境,反而是过多彰显了女性自我灵魂的分裂、搏斗和挣扎。可见,中国女性文学似乎总是在刻意突显女性长期被遮蔽的情欲渴盼,肆虐袒露女性隐秘的本能欲望,张扬个人化的性爱自慰体验,从而始终洋溢着女性主义文本叙事的生命意蕴。     

女性形象的类型与空洞--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分析

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五类：受难型、理想型、畸变型、叛逆型、社会解放型。这些女性形象在带有遮蔽性的男性话语权威的挤压下,同时代主流话语相呼应,加上女性作家自我的隐匿和回避,造成了女性形象的空洞化。     

荒诞世界的身体镜像——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霜降》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霜降》叙述了权贵家庭的保姆霜降的沉沦悲剧。通过权贵家庭男性的身体书写，从控制与失控、疯癫与理性、逃逸与陷落三个向度，揭示出荒诞世界正反颠倒的幻象及女性悲剧之源。     

凸显与遮蔽：媒体中的女研究生形象研究

分析媒体呈现的女研究生报道的叙事文本后，发现媒体的报道特点是突出女研究生的负面新闻，凸显其婚恋、情感和私领域的活动，遮蔽和忽略其在学业、事业上的成就。运用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揭示媒体如何把女研究生客体化、公共角色私人化，建立其心目中的女性形象标准，进而把女性社会角色边缘化。这种对形象的歪曲和重塑事实上是男性话语霸权控制了媒体传播，男性话语形塑着男女两性角色的结果。     

幽暗中的女性声音——琦君小说解读

琦君是一位在创作中较早显露出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作家,她的小说常常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以婚姻爱情为切入点,去展现女性的生存状态、精神困惑乃至宿命悲剧。本文主要从女性悲剧、男性话语的侵权以及女性话语的弃权等方面解读琦君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女性话语的身体性

身体在伊瑞格蕾（Irigaray）的“女人话”（parler-femme／female language）,西苏（Cixous）的“女性写作”（ecriture feminine／women＇s writing）和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符号界”（the semiotic）理论当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但前两者所强调的女性话语依然是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女性身体基础上的,因此在颠覆男性-意识／女性-身体这个西方传统二元对立项的同时又无形中使之强化。克里斯蒂娃则摆脱了本质主义的身体,倡导回归母性空间和身体性的符号界。这就取消了原有的二元对立,使女性话语成为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介入的反男性中心话语和理性主义的表达方式。     

夏娃的独白——论身体叙事在《情人》中的运用

埃莱娜·西苏所倡导的身体叙事理论是法国女性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突破了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控制的话语权力,展现女性独有的内心体验和颠覆男性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的创作充分体现了这一理论。文章从女性独有的话语空间、思维模式和人物塑造三方面论述了身体叙事在《情人》中的体现,以及它在理论建构和文本实践中的缺憾之处。     

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创作中“水仙花情节”倾向的美学空间

本主要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女性小说创作中“水仙花情节”倾向。认为这种倾向恰恰有力地表现出女性作家正以独有的女性方式向男性话语体制、男性价值成规、男性权力发起挑战;用女性的身体和情欲去解构男权化,并构筑女性创作的美学空间和化空间。     

革命和伦理双重压迫下的伥鬼——小说《色戒》再解读

通过对小说《色戒》的解读指出,在战争和社会转型时期人性被扭曲。女性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和社会人格,她们的躯体往往被异化为革命工具。反过来,用躯体进行革命的女性又往往遭到革命同志的鄙视和唾弃,革命和伦理因此构成了对女性的双重压迫。以易先生、邝裕民为代表的男性占有政治话语和男权话语的双重优势,终于成了"虎"。而王佳芝承受了革命和伦理的双重压迫,她的心理和情感困惑不仅导致刺杀行动失败,也必然沦为"伥"。     

寻找自我的呼喊——论新时期以来陈染等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

长期以来,女性的身体隐失在男性话语中,失去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新时期以来,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创作打破了文学书写的身体禁忌,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独特的身体体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自身的解放,对于女性寻回失落在男性话语中的自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男女二元对立的创作思维方式,以及对西方"身体写作"理论的误读与消费文化的侵蚀,女作家们的身体书写存在着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