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是我们的“名片”

我在军事部后勤组实习近两个月以来，感受最深的就是：新闻稿件是我们每个人的“名片”。从这张“名片”上，可以体现出作者的写作水平和风格。而只有不断丰富这张“名片”的内涵，才能使别人愿意接受这张“名片”。一、老师帮我做“名片”新闻以时效新、内容新、写作形式新而取胜。但在编辑部实习期间，时效性不强的稿件经常见到。比如有篇通讯，说的是一位计生工作者在计生战线上默默奉献，被人们称为巴蜀大地上“不知疲倦的战士”。聂中林编辑让我把稿子改成一篇消息。稿子编好后，聂编辑对我讲，导语没有合适的由头，因为主人公被评为全…     

我们这一代

我今年35岁，即将步人中年，因为没有做生意，所以没人叫我“狗总”。但因为一直写东西学化，所以有很多比我小的人叫我“狗老师”，而且是不带调侃很真心地这么叫，也好，我就当他们是在骂老师吧。     

“嫁裳”与“新衣”

《大学出版》编辑部的曹巍老师几次约我写一篇“我与大学出版”的章以纪念该杂志创刊十周年，我虽满口应允，但说实在，我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工作18年了，要谈这项自己十分熟悉的工作，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这几天我接待了几位年轻的作，言谈中突然理出一条思路——“嫁裳”与“新衣”哪个更需要，而事实上这个话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     

对于不可言说者的言说

很多人都对“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情有独钟,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由此而引发出来的很多问题、甚至悖论,却往往被人忽略,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全文的结尾处对这句话稍作一点辨析。     

“文化反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这两年，我对上高中的儿子，在学业上的解惑空间日渐萎缩。数理化早在初中时就拱手相让，现在语政外也节节败退。倒是儿子，成了我“五十岁学吹打”，按弄鼠标的老师。尽管我不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但这种“父为子纲”亲子关系的“颠覆”，还是会让人感到难堪。     

一位好编辑

《女麦客王出征陕甘宁》一稿获得了第二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同事们纷纷向我祝贺,我告诉大家一个实情:获奖证里有方维学老师的一半。1991年6月初,我将采写何俊英带领联合收割机去陕甘宁割麦的消息稿送到省城一家新闻单位,被一位编辑老师“枪毙”了。我不死心,赶到西安晚报碰运气。恰巧碰到方维学老师,方老师看了稿子喜形于色:“好东西,这样的好稿有啥说的!”他放下他自己正写的稿子,逐字逐句地推敲起来。他提出“麦客王”前面应加上“女”字,使标题更加新颖吸引人。他反复推敲,收割机的颜色是“桔红色”还是“桔黄色”,他同我商量,删掉了原稿百十个字的“多余话”,使稿件短小精悍。方老师     

陈老师的乌托邦和莫须有

大凡习惯于“老师”这一角色的人，都喜欢发“世风日下”之浩叹。最近陈村老师又在叹息了，是在“榕树下”为“网络学”叹息。陈老师觉得现在那些网络写手们已经破坏了“网络学”繁荣时的良好氛围，认为“自由、随意、不功利”是“网络学”的基本特征，而现在的网络写手们都争相在传统媒介上露脸扬名，以出版个人作为荣，陈老师对此感到痛心疾     

民国时期的山西:政治发动与经济剥夺--兼议同期之山西社会发展主线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二十世纪被称为革命的世纪是非常合乎实际的。虽然现在学界一些大腕级人物认为“革命”不如“改革”，呼吁要“告别革命”。但其动机虽好，书生意气太盛，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残酷一面；也有学以现代化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主线，但其实也未得要领，因为除了世纪初、末不到30年的“新政”与“改革”外，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革命的口号与战争的炮火中行进的，     

读书与人生

上海这个地方,我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自己学艺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老师:一位是潘一鸣老师,另一位是全国钢琴界的“第一把手”、教授、学者朱工一先生,他们都是上海人。在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中,学钢琴、学音乐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学做人,学习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精神。读书与人生@滕矢初$中国广播艺术团     

我的“徽学”情结

近些年来,领导和同事为鼓励我治学,称我为“徽学专家”。能被人发现自己的“亮点”,心里总是高兴的。但人要有自知之明,要真正成为被学术界认可的“专家”是很不容易的;我只是对徽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下了一些功夫,写了一些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真正的“徽学专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也许有同志会问：你作为一个省报的编辑,怎么会和徽学结缘？一个“徽学专家”对办报有些什么好处？你又是怎样向“学者化”努力的呢？初识徽文化 我的家乡安徽歙县,地处皖南,黄山脚下,是古徽州府的首县和州府长期所在地,也是后来国务院首批…     

“种菜经”与新闻写作

江西省某地一位老菜农,种菜功夫胜人一筹,一亩地每年收入两千余元。当人们问起诀窍时,他说“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多,人多我早。”由此我联想到新闻报道,颇受启发。“人无我有”,说的是奇货可居。新闻虽不同于“猎奇”,但确实要独具个性,切不可千篇一律,老生常谈.“人有我好”,讲的是以质量取胜。写文章,搞报道更是这样.同样的内容和体材,同一类型的新闻报道,你的稿件能不能被采用,当然要看稿子质量的高低了。“人好我多”,这里讲的是莱的品种多。我们搞新闻报道不能只会写消息,还要写通讯、评论之类,这样就能根据需要运用自如。“人多我早”,是指时效性。早     

知“恐慌”而后勇

看到这个话题,虽感到有话可说,可也产生某种恐慌：我能说得清新闻人承受的“恐慌”吗？能为此提出可资参考的应对之道吗？显然,“恐慌”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遇啊。     

在群众热唱的大海里“捞针”

我是《新闻三昧》的忠实读者,平时关注媒体,业余爱好写作。今年3月还参加了编辑部组织的“让什么样的歌声响彻传媒”的讨论,不久前,在我关注其进展时,又发现了北京的一些公园和社区里活跃着很多喜欢唱歌的人,就很想了解一番。也就在此时。编辑部的同志主动与我联系,提出能否采访此事,并探讨一下其与媒体的相互关系。接到这个任务后,我很高兴,我虽不是那些有线索积累的专业记者,但我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善观察,爱思     

体育教学如何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体育课如何吸引学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作为一名体育教师,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引下,要不断探索如何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如何在体育教学中让学生充分体验运动的快乐,把快乐带人课堂,以快乐教学为宗旨．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让学生喜欢上体育课,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一总结我多年的体育教学实践,有以下几方面的尝试和探索：     

一篇报道给我带来20年厄运

这是一次难忘的采访，我也为此遭遇一场巨大的厄运。 1956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此风不可长》杂文。翌年，“反右”风暴中被指控为“挑起群众对党不满”、“向党进攻的毒箭”。编辑部领导过我的人和支持者、包括我这个采访记者，都被无辜打成“右派”，报社内外受此事件株连的不下数十人。     

幸福的伪球迷

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我刚刚到北京,在一家杂志帮忙。让我吃惊的是,编辑部办公室里居然公然摆上了电视机,以方便大家在上班时间收看比赛直播。但让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只认识罗纳尔多等少数几个人,而目基本上没有—个人能说出“真臭”“真棒”之外的任何具有专业性质的词。     

水漫墙头

今有论坛灌水,古有墙壁题诗。回想起来,宋唐年间流行题壁诗,跟当今论坛灌水真是差不多。好比那年李白李老师误入黄鹤楼BBS,见到一堵好墙忍不住手痒要灌水,定睛一看,上头崔老师已经先发一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老李沉吟半晌,苦于“眼前有景”,但已被别人道尽,     

文革暴力表演

文革为很多人提供了表演暴力的大舞台。 公开地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只能叫做野蛮,而比野蛮更卑劣的心思和行为尤令人寒心。我从一名被人崇敬的“好老师”,易为被“革命青少年”叫骂的“反革命”,只有几天。他们是怎样突然地“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的?我茫然不解。我只是看到:他们挥起了拳头,举起了鞭子,     

记者来信

《新闻爱好者》的叔叔、阿姨： 你们辛苦了！ 我与贵刊结识一年整了,这是我第一次与贵刊通信也可以说,贵刊是我的无言老师,自从认识了她,我觉得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也赶走了我的孤寂。我真的感谢你──我的无言老师 我是一名军人,我的愿望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通讯员正当我满怀激情时,却听到一些人 这样说：“写稿子要写好人好事;一些连队的问题最好不要写,写了,政治处也不给盖 章”还有的说：“投稿子在 编辑部没有关系,再好的稿子也 不给发”虽然我心里不这样认 为,但我也不敢肯定,请你们直 接回信给我好吗？ ２０００年 ５月 １…     

朱笔改文的断想

“对调”笔法启迪妙某日之夜,李君来访。我们无所不谈。谈到社会不正之风污染了某些青少年的纯洁心灵时,李君忽然从衣袋里掏出他儿子的作文本,翻到《今天应怎样向雷锋学习?》一页,指着一行字给我看:“今天,我听到看到的多是如何多捞钱,钱捞得愈多愈吃香!象雷锋这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我学不来。”语文老师用红笔把“我学不来”一勾,改成了“我不来学”,并作了旁批: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