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经济思想

学者杨帆日前撰文指出,1993 年7月中国实行“软着陆”以来的经济政策,是朱镕基主导的。5年来中国经济政策所反映的朱镕基经济思想,有如下几个内容:     

我们需要"发展科学"

在最近的20年中，虽然有过波动，但是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特别是最近几年，宏观经济从早期的“通胀”状态转变到了一个稳定增长率附近。究其原因，我国刺激消费的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与改革带来的经济“驰管制”政策相互补充，并相得益彰，经济没有衰退，也没有“滞胀”，经济增长政策无疑是恰当的。     

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的焦点变迁与演进规律

中国为发展数字经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目前已形成较完备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规范与引导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为了揭示不同时期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变迁的演进路径、内在逻辑与基本规律,本文在构建中国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对1977—2023年国家层面颁布的数字经济政策展开文本挖掘与政策梳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政策历经萌芽、信息化、“互联网+”、数字经济四个演进阶段;(2)政策发布数量阶段性差异明显,总体呈现波动性增长,政策发布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3)政策焦点具有阶段演化性,随着国内外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以及国家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在关键历史事件推动下,数字经济政策重点从基础生产制造逐渐转向研发与应用。     

经济波动理论与财政宏观调控政策

中国经济学者通常运用年经济增长的环比指数描绘出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波动曲线，然后再选择这条曲线中的“波谷”或“波峰”作为坐标来划分经济周期，由此来判断宏观经济的态势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我们认为上述的坐标选取方法是不适当的，而应该选择经济“常态”为坐标来划分经济周期。本文还认为根据经济周期来判断经济态势是不可靠的，更不能直接作为政策依据，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根据体制改革的目标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来确定。     

中国进入县域经济大发展时代

中图经济在向城市经济侧重近20年后,正进入向县域经济侧重的阶段转换。最近三年,中央重新审视“重城轻乡”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态势,首次突破性地提出“县域”概念,并将“县域经济”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对县域经济内涵的三年“明确探索期”完成:宏观经济部署也走出“重城轻乡”的非均衡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出向县域侧重的明确的方向性变化。这些转折性信号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大发展时代到来。     

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的增长和开放度的提高,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和客观条件已经逐渐成熟。但由于在宏观上我国激励和保护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还有待完善,相关的服务体系也未建立,在微观上我国企业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竞争力薄弱,这就决定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种种困难,前景不能盲目乐观。文章对比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策学习与全球化时代的话语权力——从政策知识到“合法性”的寻求

 跨国家层面的政策学习是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原本旨在“解决问题”的政策学习却在造成大规模政策趋同的同时,也不断剥夺着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力。拉美国家经济政策和中国技术标准政策学习的两个案例,都表明了传统政策学习理论所信仰的政策知识中立的预设难以成立。引入STS建构主义的视角则可揭示出：一方面政策话语作为一种边界对象,更多是为发展中国家的施政提供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话语权力的建构形塑发展中国家的认知和行动。在发达国家过河拆桥地限制真正的“好”政策并通过智库渗透等更加隐蔽的手段宣扬所谓的“好”政策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对政策学习中的话语权争夺提高警惕。     

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新近推出了一档课堂形式的特别节目——“中国经济大讲堂”,每期节目邀请一位知名专家登台演讲,和观众共同探讨中国经济政策、发展趋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受到各界欢迎。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应邀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做了题为“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演讲。节目播出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本刊在今年4·26到来之际,特刊出田力普局长这次演讲后的整理稿,以使广大读者能够详细了解田力普局长演讲的精彩内容。田局长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编者     

我国确定未来几年经济发展重点

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甘子玉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投资政策报告会上说,“九五”期间我国要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放到突出位置,并提出了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重点。甘子玉说,“九五”期间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点,一是继续加强     

知识产权政策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基于对广东的考察

将在广东实施的知识产权政策提炼成三大方面,分别是提高知识产权维权效率的政策、维护产业创新活力的选择性政策和促进生产要素向高质量知识产权集聚的政策,从理论上论证知识产权政策对广东创新发展和经济质量提升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十四五”期间借助知识产权政策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政策建议。     

基于县级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政策选择

现阶段严重的收入和地区不平等、大城市具备良好的自我发展能力、城市倾向的制度根深蒂固等现实决定了以大城市作为城市化的“政策主导”既不应该也无必要,否则既不公平也很危险;不以大城市作为“政策主导”并不否定大城市的“主导地位”;小城镇发展的实践、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小城镇缺乏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等因素决定了以小城镇为“政策主导”也不可行;县级城市作为联系城乡的关键节点和兼顾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重要切入点,应当得到政策上的重点倾斜,这具有多方面的优势,适宜在政策上成为“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项战略选择,但同时也应避免“一刀切”,注意具体措施的因时、因地制宜.     

“信息社会50人论坛”2013年会暨“边缘革命2.0与治理创新”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13年12月14日,“信息社会50人论坛”2013年会暨“边缘革命2．0与治理创新”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信息社会50人论坛”是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息化研究部、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信阿里研究中心等五家单位共同倡议并发起．由信息社会研究领域的有识之士组成的学术群体。论坛以“开放分享。相互学习,平等争鸣、文责自负”为原则,共同研讨中国信息社会发展的问题,为中国信息社会的发展提出建议。     

“好”“坏”不确定性与企业R＆D投入强度

以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已实现波动率、已实现波动率的正半方差和负半方差分别度量经济不确定性、“好”的经济不确定性和“坏”的经济不确定性,选取2009—2019年中国1126家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实证考察“好”“坏”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及异质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起到了促进作用,“好”的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坏”的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效应;这种效应对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第二产业的企业的作用更为明显。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该研究结论对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启示。     

库兹涅茨假说及中国地区差距的实证研究

对库兹涅茨假说的内涵、实质进行理论表述与分析,简述了学术界关于该假说的争论,提出了该假说成立的三个隐含条件。应用“各态历经理论”,以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为实证研究对象,研究表明无论是中国东西地区人均财富差异、经济密度差异,还是经济总量差异,均符合库兹涅茨假说。文章提出中国应积极寻求发展与公平之间的平衡点与结合点,尽快培育由发展与公平“两难”境地向“双赢”局面转化的政策环境,以及中央政府充当“道德人”角色的功能作用要进一步强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美元加息对人民币汇率的传导及影响研究

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倡导了“强势美元”的政策,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但是进入到21世纪以后,尤其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开始呈下跌之势,为了扭转美元近年的不断下跌势头,美国在利率方面进行了加息调整。美国经济政策(利率、汇率政策等变化)的调整,必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样,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到中美贸易、资本流动等,因此弱势美元的政策及其调整无疑会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从美元调息的背景开始论述,然后重点从利率平价理论出发分析了美元利率政策特别是近期来美元13次连续加息对中国的汇率的机制及影响,最后谈到了我国应相应采取的对策。     

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外资引进初探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 2 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八个方面的任务 ,其中之一就是“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强烈共识 ,将直接影响整个中国的发展前景 ,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若干年前政策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调整地区发展战略 ,要不要实施加快西部开发战略 ,那么现在的政策争论焦点是西部大开发内涵是什么 ,如何加快西部…     

中国股市政策效应的演变研究

中国股市素有“政策市”之称．股市的“政策效应”刻画了股票市场对政策出台的敏感性和反应程度。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股市对政策的反应逐渐趋于平淡。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股市政策效应发生演变的原因,同时提出了完善中国股市的建议。     

建立新体制新机制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中国农村经济论坛在重庆举行

4月18日,由农业部、重庆市人民政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政策顾问团共同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论坛”在重庆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出席论坛并讲话。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翟虎渠为论坛致辞。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政策顾问团团长万宝瑞主持开幕式。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鸿举在论坛上作了总结讲话。     

增长、通胀、内需与人民币升值问题——基于动态多区域CGE的模拟分析

“十二五”期间人民币很可能保持持续升值的态势,增长、通胀和内需都或将面临压力,因此制定化解升值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政策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基于动态8区域CGE模型和自主开发的DMCGE．C政策模拟系统．通过模拟分析3种典型的人民币升值情景发现,即使在不包含中国进出口定价权的“最坏情况”下,升值和“涨工资”同时运行的组合政策也可以显著对冲单一升值政策对增长、进出口与内需的不利影响,而对于推高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大,同时对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区域差距,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诸多方面都有促进作用,从而建议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加快提高居民工资水平。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数据,结合Super-DEA方法对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中国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节能减排效应差异.结果表明： 市场激励型比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更具减排灵活性和激励长效性,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对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关系,基于经济激励方式下“利用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收费制度效应为正,而“建立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未表现出显著稳定的效应;东部地区的规制运行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次之,中部最差;环境法制的完善对政府“利用市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建立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健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