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勇进与退避三舍——曹植与阮籍文学创作之比较

曹植与阮籍两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有同有异，有相近的处境、相近的风格等，同时也有各自所特有的鲜明的特点。将二人的文学创作情况作一试探性的论述，结合分析后可以概括为：曹植——激流勇进；阮籍——退避三舍。     

激流勇进与退避三舍--曹植与阮籍文学创作之比较

曹植与阮籍两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有同有异,有相近的处境、相近的风格等,同时也有各自所特有的鲜明的特点.将二人的文学创作情况作一试探性的论述,结合分析后可以概括为曹植--激流勇进;阮籍--退避三舍.     

从音乐意象看阮籍文学创作与音乐的关系

本文选取阮籍诗文中的音乐意象这一独特视角,以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作为纵横坐标,从阮籍音乐美学思想与音乐意象的内在逻辑联系出发,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了阮籍文学创作与音乐的关系,认为理性主义精神是阮籍诗文中音乐意象的审美特质,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理性思考是其文学创作的核心内容。     

一种创造性解题思维方法——类比

本文介绍一种非逻辑思维方法——类比。借助类比,常能创造性地解决一些十分陌生、十分困难的问题。可以说,能够有意识地通过类比解决问题,是解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的重要标志。 类比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在我们的日常交谈、文学创作和艺术表演中广泛运用的“比喻”就是类比。 相传曹操的长子曹丕十分忌恨才华横溢的弟弟曹植,想找个借口害死他,先是要求曹植按他的命题,行七步赋诗一首,曹植七步成诗之后,曹丕又说:“七步成章,吾犹以为迟,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曹植说,行,你就命题吧。曹丕说:“吾与汝乃兄弟也,以此为题,不     

梗概多气慷慨悲凉--浅析曹植诗歌中的建功立业思想

建功立业思想是曹植诗歌创作的核心内容。曹植的一生为了这种建功立业的理想饱经磨难，备受煎熬，甚至抑郁而死。本文通过对曹植诗歌中建功立业思想的文学表现及其精神实质的分析，意在解读曾植诗歌“风骨奇高”的艺术特色，以及这种特色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释愁》看曹植的思想嬗变

曹植的文学创作随着他的思想变化呈现出建安前、后期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而《释愁》则是他文风转变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分析曹植的后期作品《释愁》来关注他的思想嬗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谈论的曹植思想主要是指他对于人生、对于理想的态度。即积极进取还是消极退避。     

正始玄学与阮籍的游仙诗

由于玄学的影响,阮籍的游仙诗风格清远恬淡,与受名理学影响的曹氏父子游仙诗激昂豪逸的风格不同。阮籍游仙诗中的仙境是他追寻到的玄学的理想精神家园,而不是道教中的大虚幻境。阮籍游仙诗中的仙人并非道教中长生不死的神仙,而是玄学中理想人格——“常与俗人别”的最高级隐士。受玄学思想的影响,阮籍游仙诗有玄理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演绎玄理、引用玄学词语、引用老庄之典、对得道之高峰体验的具体化四个方面。     

才高八斗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都是著名的大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汉末建安时代出现的所谓“建安文学”,其主要代表人物便是曹氏父子,而三人之中,曹植的文才更见突出。人们平常习用的一个掌故“才高八斗”即源于另一位文学大家对曹植的评价。     

嵇康、阮籍的精神个性与文学风格

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的人格形象同中有异.他们以玄学自然观为武器否定司马氏所标榜的儒家名教礼法,追求洒脱不羁、超逸绝尘的玄学人格,行为和思想都具有叛逆性.他们的人格形象在文学创作中充分展示出来,形成了同中有异的风格特点.     

陶潜以五柳先生自称之缘由

陶潜是东晋时期著名的诗人,是田园派的先驱,陶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诗品笺》云: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后世对陶诗风格及美学意蕴等作了各方面的研究,而陶潜为何以五柳自称,本文将对此作系统的探讨。     

湘水女神与汉水女神考略

湘水女神、汉水女神本不是一路神仙。包括楚辞在内的相关文学创作,用典精妙,当不存异议。然而,有当代学者认为屈原在《离骚》、《九歌》中改汉水女神为湘夫人,近来又有学者撰文认同此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湘水女神出处较清楚,汉水女神有待进一步考证。而真正把两路神仙拉到一起的是曹植的《洛神赋,》而不是屈原的《九歌》。     

陶潜以五柳先生自称之缘由

陶潜是东晋时期著名的诗人,是田园派的先驱,陶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诗品笺》云：“古诗李陵,班婕好,曹植,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后世对陶诗风格及美学意蕴等作了各方面的研究,而陶潜为何以五柳自称,本文将对此作系统的探讨。     

论建安七子的处世态度

除曹氏父子和蔡琰而外,建安时代较有成就的作家当推以王粲为首的建安七子。建安时代最有成就的作家曹植曾给王粲等人的文学创作以高度的评价,有所谓“仲宣(王粲)独步于汉南,孔璋(陈琳)鹰扬于河朔,     

玉树临风 独守心月——《将进酒》主题多样性探析

饮酒是许多文人的嗜好,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庄周、曹植、陶潜、李白、杜甫、王维等人不但爱酒且留下了大量与饮酒有关的诗文和传说故事。这其中的李白不但饮酒有名,他的饮酒诗也是有     

论史学对阮籍文学创作的影响

史学对阮籍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大。阮籍在曹魏晚期参与编纂官修史书《魏书》,而编写《魏书》也成为他创作《咏怀》诗的契机。就诗歌内容而言,亲历魏晋政权更迭的经历形成了阮籍盛衰无常的历史观,在创作时他将这种历史观注入诗歌中,使其《咏怀》诗充满了无常之感;由于史学素养深厚,阮籍常用史学家的时空观念来思考人生,从而使其诗歌充满了时空感;此外,阮籍还以诗论史,使其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史鉴意识。就诗歌形式而言,由于文史兼通,他在创作时有时会模糊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史书的体例引入诗歌中,从而形成叙、论结合的创作模式;在阮籍之前,汉魏文人多用“语典”,极少采用“事典”,由于精通史籍,他在诗歌中开始大规模运用“事典”。     

论曹植诗歌的抒情艺术特色

钟嵘《诗品》序说:“陈思为建安之杰。”曹植的诗歌在其文学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曹植就是以他的诗歌而著称于世的。曹植的诗歌创作,交织着慷慨之情和悲愤之情。他的大部分诗歌叙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他以深沉浓重、浑厚委婉的抒情歌喉加入了建安时代“慷慨悲凉”的文学大合唱,赢得了当时及后世人的敬仰和崇敬。     

休闲视野下的三曹分析

从休闲的视角对三曹探讨,有利于理解他们的真实性、丰富性。三曹在休闲之余都热衷于文学创作,曹操对文学的态度是“歌以咏志”,曹丕则认为文学是“不朽之盛事”,而曹植的文学创作只是他寻求政治理想的替代品;游宴活动是三曹休闲的另一种形式,曹操在游宴之时不忘政治寄寓,曹丕的游宴多是娱乐,作为游宴配角的曹植,更多的是附和;关于养生,曹操与曹植一样,由刚开始不相信神仙、方术到后来注重养生、甚至渴望在神仙世界里解脱自我,相比之下,曹丕倒较为理性;曹操对于酒可以说是操纵自如,他饮过酒、献过酒并戒过酒,曹丕认为酒能成礼也能败德,曹植则饮酒不节;在其他的休闲活动中,三曹都喜欢武略,曹丕的休闲更多的是娱乐性、享受型,曹植的爱好则更趋向于文人化;曹氏父子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永远的丰碑,从休闲的角度来观照他们,父子三人在显示各自特点的同时,其实离我们普通人并不遥远。     

论建安二十二年:曹植的人生转折——兼析《美女篇》、《蝉赋》、《节游赋》

从建安十九年到二十一年,是曹植一生的顶峰,也是曹植一生最为快乐的时光,在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事业和情爱人生的两个领域,都达到了一生的顶点。但建安二十二年,对于曹植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被确立为太子,兄弟之间的太子之争,以曹植失败而告终。但与此同时,曹植却焕发出了巨大的写作才华,写作了大量涉及甄氏的诗文作品,主要有《节游赋》、《西北有高楼》,以及后来回忆所作的《妾薄命》等。按照时间次序依次辨析,从而考证出(一)《美女篇》与《陌上桑》:曹植的欢乐;(二)《蝉赋》:曹植的反省;(三)《节游赋》:曹植的节制。即从文本出发,再次论证了曹植一生重要的转折——建安二十二年发生的重要原因。     

曹植文学批评三题——以“缘情”为中心

曹植作为建安之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取得了卓绝的成绩。曹植的诗赋取效风骚,情兼雅怨。基于其自身创作经验,以及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时代风貌,曹植尤其重视文学的情感因素。他所标举的“辞赋小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诗教对文学抒情的束缚；其“愤而成篇”的创作主张,接续并壮大了诗骚以来的抒情传统；他所提出的“大笑吐辞”,体现了建安时期文章娱情的新风尚,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缘情的内涵。曹植的文学批评既出之于他天才的识见,也是汉魏之际思想解放和文学自觉的产物。曹植对文学与情感问题的探讨,为陆机“诗缘情”的提出做了多方面准备。     

正始双璧——阮籍、嵇康比较论

正始年间,“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中虽各有千秋．但都反对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名教,主张“任自然而越名教”,成为当时文化精神的代表,被后人称为“正始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