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的税契问题

封建社会后期，政府对民间田宅契买活动的管理集中体现在税契这一环节，如何规范契税的征管工作，成为明清政府一直关注的问题。通过乾隆年间的契尾改革与契税整顿，古代的税契制度已相当完善。但是，长期以来的吏治问题和财税体制弊端，使得清代的税务沉痼难治。清末，地方政府为分摊朝廷的巨额赔款，同时又要自筹经费、大举新政以图自强，不得不大力开辟和疏理财源，原属杂税项下不太引人注目的税契收入，竟成为晚清政府的“岁入大宗”，从中可以看出清代财税中的巨大黑洞和乱税亡朝的命运。     

元代买卖奴婢手续——从敦煌研究院藏元延祐三年永昌税使司文书谈起

施萍亭同志于《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刊文介绍敦煌研究院藏元延祐三年(1316)永昌税使司文书,并对其中许多问题进行详考,读后甚有教益。但施萍亭同志认为此件文书的性质不是“官给公据”、也不是“税契”,而是“红契”,笔者却以为欠妥。元代契约,存世不多,目前仅见福建晋江陈埭丁姓家谱所录元代买卖田宅的契书两组(共8件),安徽省博物馆藏徽州祁门《郑氏誊契簿》所录元代地契13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至大元年(1308)徽州路祁门县在城税使司颁契尾一件,敦煌研究院藏延祐三年永昌税使司文书一件。其中,有关奴婢买卖的,仅上述延祐三年永昌税使司文书一件,故尤应重视。该件虽无标题,但若联系东晋以降税契文书的演变,联系元代“典卖田宅人口头疋”税契手续,就不准判明其性质。     

民国徽州的孪生土地卖契

在同一次土地买卖过程中,形成了正契与附契两份具有同一卖主、同一买主、在同一时间出卖同一块土地,有着相同中人代书人的土地卖契,正附两契的卖价之和构成该地卖价,这样的两份正附契称为孪生土地卖契。徽州的孪生土地卖契,据已发现徽州文书,起源于清代嘉庆年间,迅速发展于民国期间,具体表现形态有A、B、C、D、E五种类型。据抽样统计,民国徽州孪生双胞契中向政府呈验过的正契价与未向政府呈验的附契价比率为28.5%,呈验过的正契价与整个卖契价比率为22.2%。若用价格低的正契办理赤契,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可以少纳契税68.2%,民国期间可以少纳契税77.8%。民国徽州抽为样本的25对孪生土地卖契,皆是未缴纳契税、办过赤契的白契。这些表明,民国徽州的孪生土地卖契,主要是适应买主减少契税或者躲避契税的利益需要而产生的。     

王导的“愦愦”之政与东晋初期的北伐问题

王导是缔造东晋政权的主要人物,他辅助司马睿制定了立国的基本政策,史称其“匡时辅政,契叶三主”。前人不管是褒是贬,都不能否认他对东晋一代政局的重大影响。王导的“匡时辅政”可以概括为“抚绥新旧”,“务在清静”八个字。这种施政方针得到当时南北士族的普遍拥护,使他获得了“江左管夷吾”、“业同伊尹,道隆姬旦”之类的赞语。晋人对王导诸如此类的评语颇得现代一些史家在不同程度上的赞同,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     

徽州土改后的一个田地卖契系统--徽州休宁北山乡土改后的田地卖契研究之一

文章阐述了由白契、草契、赤契和对所卖土地办过契税过户注销手续的土地证所构成的一份完整的徽州休宁北山乡土改后的田地卖契是一个卖契系统,并根据该系统内的一条普遍的规律性联系,指出了消除办契过程中因宣布白契“失效”而产生的逻辑矛盾的方法。     

传统社会契约的纠纷规避机制探析

以契约等为代表的民间习惯和“乡法”调解民间的民事行为是中国古代社会管理、规范民间民事行为的主要做法。民间纠纷双方选择民间调解方式的原因在于：官府受理各类民间纠纷是有时间限制的;避免诉讼中的追证,节省时间;降低诉讼成本。对各种诉讼成本的顾忌,会使民众产生厌讼、畏讼的情绪。规避机制一般为：对与“乡法”相关的借贷利率有所限制,对契约当事人身份有所限制与规定,对契约履行过程有所限制与规定。官府对民间私契的主要态度是不会轻易介入和干预。只有当民间私契以及借贷、买卖行为影响“国家根本”时,官府才会积极介入,进行干预。     

西夏池盐的生产与征榷

西夏池盐生产大致由封建政权与部落大姓控制，依附于封建政权和部落大姓的“畦户”在官府的监督下进行生产，所产池盐必须由官府统一征税后方能出售。池盐年产大致在二十万石、一千万斤左右。盐利在这个“旱海小邦”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元昊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     

清代至民国时期徽州田面赤契现象探析——兼与黄宗智先生商榷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田面权只是一种民间习俗,并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故学术界一般认为田面是以白契进行交易,不存在经过官方税契的赤契.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徽州却存在田面赤契,它是民间和官方以税契为中介进行博弈的结果,表明对于田面权习俗,地方政府向民间作出了让步,而并不是如黄宗智先生所认为的,由于法典和习俗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官方坚持不迁就田面权习俗.     

贵州清水江文书的由来和特点探析

清水江文书是一种以汉文书写的民间契约文本,内容以林契和地契为主体,包括分关契、借契、诉讼词、税契、文告、官府执照等。有关清水江文书的由来与特点,学界有较多讨论,但未达成一致。笔者认为,清水江文书是以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习惯法、伦理规范达成的契约关系为社会基础,以及文字下乡等因素综合作用后的产物。除具有明显的归户性外,兼具活态性、综合性、文化归属性、生态归属性、外延性等特点。     

徽州土地买卖活动中逃税方式略论

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发生转移时,都要缴纳一定的契税。但是由于契税正税率较高,契税附加税及其衍生出的多项杂税等,导致契税征收的实际税率过高,人们负担过重,因此在徽州土地买卖活动中就产生了逃税、漏税的行为。据研究,徽州土地买卖活动中逃税的方式主要有签订白契、低估产价以及立正附契三种形式。对此,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保障契税的征收,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徽州土地买卖活动中逃税行为依然大量存在。     

宋代官员公费用餐制度概述

中国古代官员的公费用餐制度,可以追溯到汉代。此后,经过近１０个世纪的逐步发展,到宋代终于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从西汉至五代十国,官员公费用餐制度初具规模,大致为官员在经过的地点,由地方官府负责供应公费膳食~①;京师各司和各州郡用一部分“公廨本钱”,供应官员和六宫的膳食;官员平时在官府办公,享用“公厨”提供的工作午餐~②;宰臣在政事堂的专门餐厅用餐,称“堂食”~③;常参官每逢朝见皇帝,由朝廷供应一顿午饭,称“常食”或“廊餐”、“廊下餐”~④,等等。到宋代,因为官员众多,该制度对各类、各级官员的公费…     

宋代官员公费用餐制度概述

中国古代官员的公费用餐制度,可以追溯到汉代。此后,经过近10个世纪的逐步发展,到宋代终于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从西汉至五代十国,官员公费用餐制度初具规模,大致为官员在经过的地点,由地方官府负责供应公费膳食;京师各司和各州郡用一部分“公廨本钱”,供应官员和六宫     

“存折”的前身

据史书记载,我国最早的信用机构是南北朝的“质库”（类似典当业）,到了唐朝中叶出现了“柜坊”等,凭证有相互约定的实物,即具体的一样东西,较多的则使用“凭贴”、“书贴”、“文券”、“券契”等,     

‘不求甚解’技自高

读书同做其它事情一样,是需要技巧的。“不求甚解”便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技巧和方法。 “不求甚解”源自东晋末年诗人陶渊明自传性短文《五柳先生传》。原文写道: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不求甚解”四字,丝毫不是马虎、含糊之意,而是指读书不要穿凿附会,拘泥于章句之下,因小失大。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结果,“不求甚解”的诸葛亮在学问和成就上都超过了“务于精熟”的“其他三人”。“读     

略论谢安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在东晋初创时,“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他是“民族之功臣”①。继王导之后,“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②谢安是在孝武帝时位至宰相的。他执政时发扬土族政治统治的优势,妥善处理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东晋“君臣辑睦,内外同心”③,为东晋开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376年,前秦苻坚统一     

回眸一笑百媚生——例说考场作文结尾方法

俗话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所谓“收口”,就是结尾。古人云：“为人看晚节,行文重结穴。”古人在谈到文章结尾时常以“豹尾”为标准。所谓豹尾,就是指文章结尾时笔法要简洁、明快、干净利落,犹如豹尾劲扫,响亮有力,留有余味,言有尽而意无穷。文章结尾是文章的压台戏,更要唱得精彩;也可说是大音余响,须唱得荡气回肠,韵味绵绵。     

论明中叶至清前期乡里基层组织的变迁——兼评所谓的"第三领域"问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加剧，自明中叶开始，为维护农村的稳定，最高统治阶级建立了旨在“缉奸歼盗”的保甲和“劝善惩恶”的乡约等基层组织。至清代前期，封建统治者更是积极提倡乡约，致力教化，由地方官府负责宗族中“族正”的选举与任免，从而将宗族组织控制在国家政权之下。所谓独立调解与裁判民间纷争的“第三领域”，在明清专制主义政权统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     

近代土地产权转移的新方式——以获鹿铁路购地为中心

传统的民间土地买卖与近代出现的铁路购买民间土地是土地买卖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相同点是两种形式都包括订立契约、投税印契与过割粮银三个环节。不同点体现在具体操作上。传统土地买卖在签订契约时除了采用官版契纸外,也有在白契之上加盖官印成为红契的。近代以来出现的新式的铁路购买民地在签订土地契约时,由铁路局统一刊印契纸,只需交付地价时由卖主签字即可。在投税印契这一环节,由于各种原因,铁路局向国务会议提交了国有铁路收用土地免纳契税的五个理由并获得了议准,因此铁路购买民地之后是免纳契税的。在过割粮银中,两种方式都需要将粮银过割清楚,这说明只有完成最后的推收过割,土地产权才能完成最终的转移。同时,处于晚清民国时期的铁路购用民地,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发生较少土地纠纷的情况下,使获鹿县的农民土地产权转移发生了新变化,促进了土地的综合利用。     

孔子在教育史上的贡献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被尊奉为“圣人”、“万世师表”。固然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有关,但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决定的。 一、创私学把教育推向民间 我国是世界上教育发生、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据《尚书》记载,舜时即设学官,由契负责道德教育,由夔负责音乐和诗歌的教育。但是,在奴隶制度下“学在官府”,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把典章制度、图书资料、礼器、乐器藏在宫廷之中,由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担任教师,实行官师合一,政教一体。不仅平民、奴隶受不到教育,即使奴隶主下层的子弟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随着奴隶制度的不断崩溃,大量典章制度、图书资料、礼器、乐器流     

汉人未论大赋原于古诗之赋说

历来讲论汉代大赋渊源者,莫不征引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为据,似证明汉赋原于《诗经》之“赋”。从东晋至于近世,陈陈相因,已成定论。然而,我们细按班固原文,并无丝毫探讨赋做为一种文体的源流之意。连类而及,细考两汉人论赋之文,竟也没有一人,一文谈大赋与古诗之“赋”渊源关系的。所谓赋原于古诗之“赋”的观点,乃是东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假班固之片言推演出来的“新说”。今略论说于次,又以见汉人审美追求之所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