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与巫诗传统

屈原在湘楚文化的土壤上以其充满传奇色彩的文学世界,开创了巫术与文学相结合且以浪漫主义为核心的巫诗传统;这一传统在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中得到发展。韩少功的寻根小说通过魔幻世界的构造,歌舞氛围的渲染和巫楚文化的显现三方面横向拓展了巫诗传统的内涵,又在纵向上延续了屈原、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再现了这一传统的发展轨迹,使得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学长河中得以复苏和发展。     

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悲剧性意蕴

由于社会、身世、性格、气质等原因，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呈现出浓郁的悲剧性意蕴。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悲剧性意蕴突出体现为具有多种形式的悲剧，充满诗性的审美色彩。悲剧形式主要有四种：无知的悲剧；好梦难圆的悲剧；社会黑暗的悲剧；死亡的悲剧。而诗性则表现为温厚的牧歌情调和淡远的审美情趣。     

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沈从以故乡湘西风土人情和社会历史人生为题材的作品，执着追寻和自己与民族的精神家园，虔诚探索和挖掘健康生命形式，重视展现和批判湘西乡风民俗，具有丰富的深厚的化意蕴。     

沈从文乡土小说模式的三种意向

每位作家的创作经历中都或明或暗的有某种规律性的模式追求，因此研究沈从乡土小说模式就有了特定价值。从叙事结构设计、化冲突建构及审美理想表现三种模式意向的具体存在．可见现代学第二个十年及抗战时期的社会化语境，对作家“湘西”乡村经验记忆更新、深化与超越的影响。     

鲁迅、沈从文与乡土小说

鲁迅，沈从文都是为中兴民族而注目于传统文化的渊薮－地方民族的民风乡俗，一个批判民族文化的劣根性，一个却在寻民族文化的根，赞美自然的人性传统美德；一个为乡土小说奠基，一个使乡土小说分流，都超逸出了乡土小说的普遍特征。     

从湘西方言看沈从文的乡土小说

沈从文小说大量运用湘西方言,增强了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独特魅力.使沈从文小说的前期创作更富有感染力,随着沈从文离乡日久,方言的运用也就在沈氏后期创作中被逐渐淡化了.     

沈从文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和海派小说的比较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异的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以湖南湘西乡野文化与人性个性叙写而闻名于世,同时,也创作了许多都市题材作品。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和乡土小说在文学史上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把沈从文的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和海派小说进行比较是有价值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审美视角的独特个性。     

论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沈从文对民族国家的想象采取的是比较潜隐的想象和叙事方式,即以诗化之笔通过颂扬具有理想人生形式的湘西世界来隐喻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沈从文通过乡土小说将故乡——湘西世界的理想形态呈现出来,并在小说中呼唤张扬着一种健全的、于国家民族前途有意义的生存环境与存在方式,以此来救治现代文明的弊端,重新燃起民族的热情,达到民族重造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二十世纪初沈从文乡土小说的人本哲学

从小生活在湘西边远山区的沈从文,在艺术上追寻着个人的创作踪迹,这就是湘西民俗的“乡土性”。作家以一种热情的笔调对故乡风俗人情进行推崇,字里行间闪烁着人性的返朴归真。体现了最具原生性、“纯粹”性、丰富完整性、蕴涵深刻的人本哲学。     

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事倾向的四重差异分析

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大家,鲁迅和沈从文分别体现了乡土小说叙述的两大倾向,即以鲁迅为代表的“揭丑”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构美”。这两大倾向主要表现在审美追求、叙述立场、写作方式、情感归属四重差异上：崇真与尚美、国民性批判与健全人性重构、真实刻画与诗性写作、无奈逃离与深情回归。     

浓郁、清新的乡土抒情诗--论沈从文小说的风格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具有浓郁地方情调的风情图。那浓郁的乡土抒情气氛、清新婉丽的文笔、牧歌式的诗意，形成了独有的风格，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基本是缺失的。完整的乡土经验进入小说文本,是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相遇的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土小说的分化基本都是政治形势驱动的结果,对政治的不同态度衍化出了不同的乡土小说流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时代呼唤出来的科学话语体系,确立了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主流地位。新时期乡土小说打破了那种整齐划一的文学局面,20世纪以来的本土文学传统被激活,西方文学资源的大量引进催生了中国文学一波接一波的文学思潮。内外共振中,世纪之交的乡土叙事更加厚重、更加开阔、更加圆熟,也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最切近的文学传统。新的文化语境、新的表现题材、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叙事手法,使得“新乡土小说”的生成成为可能。     

独异而和谐的人性交响曲--沈从文与孙犁乡土小说比较

沈从文和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表现浓郁的乡土色彩见长．有着独特创作风格的作家。他们的乡土小说，都有着田园牧歌般的诗情，都以表现美和善的人性为基点。在很多方面展示出相似或相同的特征。但在田园牧歌的调子里，在对人性的探索与追求中，他们的创作思想、艺术手法等又有着很大的差别，使得他们的乡土小说呈现出各自独异的特色，各显风韵。     

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写作话语

正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语言运用是他实现其诗化文体的一个重要形式。"小说文体的实质不在于表达了何种故事情节或思想内容,而在于使用了什么样的语言体式去表达……相同的思想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技巧表达,因而,语言表达体式的差异导致了文体的差异……"。[1]语言的锤炼是沈从文始终重视的因素,他说:"文字是作家的武     

沈从文早期乡土小说民俗叙事与族群认同研究

沈从文于1925年写作起笔开始至1927年底离京赴沪这段时间内写作的乡土小说,建构了以一种“内部他者”身份的视角审视湘西苗族族群的“湘西记忆”。这一“湘西记忆”相对于“地贫民疾”或“香格里拉”的对湘西的偏缪认知而言,无疑是真实湘西镜像的一个侧面;而这一真实的湘西镜像在小说的叙事中得以生成,和沈从文运用民俗书写建构对湘西苗族族群认同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这即是说,在这一阶段沈从文写作的乡土小说中有着一条亦显亦隐的思致脉络：通过对湘西的民俗书写建构苗族族群的集体记忆,进而实现自我对苗族族群的“族群认同”,生成自我对苗族族群的一种心心相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实现对自我在都市早年生活中强,烈失根感的补救．     

沈从文乡土小说写作民俗审美生成与其生命体验关系之研究

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写作彰显出的一鲜明表征即是民俗事象和民俗文化的叙述。可以说,沈从文的乡村生命体验给了他丰富的民俗文化积淀,都市生命体验则给了他理性关注民俗的思致,它们共同为沈从文乡土小说写作言说民俗进而生成文艺民俗美学思想提供了平台;这种对故土民俗事象和民俗文化的眷恋作为沈从文都市社会生存中被现实激励生发出的主体性意识,对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写作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不同的深刻影响。沈从文乡土小说写作民俗审美生成与其生命体验相关联。     

丑的暴露与美的挖掘——沈从文与彭家煌乡土小说之比较

沈从文与彭家煌两位湘籍作家在乡土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美学倾向.彭家煌着力于丑的暴露,沈从文则侧重于美的挖掘.彭家煌企图通过改造国民精神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沈从文则想通过人性的改造来完成国家民族重建的目的.这种不同的美学倾向在他们作品中表现在对人性、乡土风俗、自然景物的描写上.     

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两类写作视角——以鲁迅、沈从文为例

对于许多文学创作者来说,乡土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是作家们无法回避的情节和母题。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从早期鲁迅的启蒙式批判到三四十年代沈从文的田园式抒写．不难发现乡土小说写作视角由“启蒙”到“乡下人”的转变。对这两种写作视角的审视与解读,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乡土文学的演进过程及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