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的史学特色

现代史学大家吕思勉 ,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 ,在中国通史、断代史、专史等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治史范围广博 ,规模宏阔 ,既重史实考证 ,又能融会贯通 ,积极提倡历史学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且关心国计民生 ,谋求社会改革 ,是一位醇正朴实、立言行事多为社会着想的真学者     

浅论吕思勉的史学

吕思勉是现代史学大师，他被严耕望誉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但在大陆一直被忽视。本文从他的史料观、史学功能论、著史倚重札记和语言风格等几方面，粗略地加以介绍，希望有更多的学人关注研究吕思勉先生。     

史学大师吕思勉与历史考试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吕先生毕生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风格，其中的一些做法，对我们今天的历史教学实践仍是非常有启发与借鉴意义的，如吕先生倡导的独具一格的历史考试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吕思勉史学思想三题

半个多世纪前,吕思勉先生在史家治学之动机、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知识的致用等问题上,有过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回顾70年前的这些理论观点,不仅有史学史上的价值,且对当下的理论研究也多有启发。     

钱宾四先生教学轶事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国学大师。早年他曾在苏、锡一带设帐授业，诸多轶事，约略述之。     

钱宾四先生与《清儒学案》

钱宾四(穆)先生早年著《清儒学案》,因稿沉长江而失传,所幸有《清儒学案序目》将其大要先期刊出,因此,原稿虽失,精义尚存。研读《清儒学案序目》可知,钱先生以为,以学案体记清儒学术,有唐镜海(鉴)、徐菊人(世昌)二家在先,但一嫌陋狭,一嫌泛滥,均无法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相提并论。清代学术有两个特点最宜注意。第一,“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清代并非“理学之衰世”。第二,清代理学“无主峰可指,难寻其脉络筋节”。故仍主张用学案体。他的《清儒学案》即围绕64位案主,分四阶段述一代理学之演进。第一阶段晚明诸遗老之精深笃实,远迈宋明;第二阶段顺康雍时理学成为压束社会之利器;第三阶段乾嘉诸儒沉浸经籍,“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与晚明诸遗老异曲同工;第四阶段为晚清70年,道成同光四朝,理学俨若复兴,然而,倏尔之间便成陈迹,其成就尚不及顺康雍时期,问题之症结乃在不能因应世变,转而益进。     

吕思勉的宗族史研究及其史学意义

吕思勉第一个对中国宗族制度进行了通贯的研究，并对先秦至隋唐五代的宗族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吕思勉对宗族史的研究突破前人研究的视角，把宗族放在社会整体背景之下进行宏观把握，其研究又建立在其深厚的国学功力及对史料谙熟的基础上，其对宗族史的分期研究及其宗族史宏观分析构架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宗族史研究．     

浅谈史学大师吕思勉的三大教学方法及其价值

在中国教育史上,历史教育年代悠久、影响深远,所积累的经验、方法异常丰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深入总结历史教育的经验与教法,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的经验与教法,对当前历史课程改革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读书广博而又重视贯通创新,著作等身而又讲究实际的史学家、史学教育家,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我国现代四大史学家。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构成部分,是     

论吕思勉“经世致用”的史学观与实践活动

传统国学、新史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吕思勉先生“经世致用”史学观的理论基础。“研究学问，为当世效实用”、“讴歌进化，寄希望于未来”是吕氏“经世致用”的两大特征。先生一生写了大量的时论性文章，倡言社会改革，在学校建设和改革、饮食革命、教学改革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     

梁启超论中国旧史学四弊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众;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 ——引自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第八章第三节 转引自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     

史学批评传统与中国史学的变革

关于史学批评的零散言论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两汉时期,司马迁评论《春秋》、班彪评论《史记》,奠定了史学批评传统的基础。魏晋隋唐时期,史学批评传统从具体的批评上升到了理论阐述的高度。至清代章学诚,史学批评传统实现了哲理化的提升。史学批评传统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史学批评是引领史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第二,史学批评是史学创新的前提;第三,史学批评在晚清民国的史学革命中扮演了急先锋和催化剂的角色。传统强调传承,批评则指向变革。史学批评传统是理性的反省,是理智的观察,是深沉的思考。历代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中获得了研究的灵感与动力、取得新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也在史学批评传统的指引下不断地完善自我、走向繁荣。     

史学四题

本文认为：１．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离异与回归都需要适度：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在资本家个人与资产阶级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别,可弥补既往阶级分析的缺失,所得结论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史学的发展,需要通识与通才,通识非但可贵,形成亦殊不易,史家如缺乏通识,则易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之学;识山不易,识史更难,史感并非与生俱来,昔人诗词中亦有富于史识史感者,读之可以增添治史悟性     

青年吕思勉与《中国女侦探》的创作

吕思勉是现代著名的史家,然鲜为人知的是,他在青年时代还写过一部名为<中国女侦探>的小说.本文通过具体资料,论证署名"阳湖吕侠"的作者实即吕思勉.由此不仅揭示了一篇久觅无着的吕氏佚作,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研讨其早年思想与活动的资料;以近代小说史研究而言,则解决了一项长久以来未获解答的疑难,使这部笔名"吕侠"的小说有了明确的作者归属.     

司马迁:中国史学之祖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这些历史依靠史书的记载保存、流传下来。最早的历史著作有《尚书》、《春秋》等,但它们对历史的记载要么不够完整,要么不够纯正,所以最     

邓小平与中国史学

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面伟大旗帜,史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史学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对我国的历史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邓小平的历史观、史学理论、治史原则和方法的剖析,可以推动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