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论秦汉时期汉文化对交趾的影响

秦汉时期越南内属，称为交趾。随着中央政权对交趾统治的加强，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在交趾地区得以传播，不仅促进了当地文化发展，而且为以后越南吸收中原文化奠定了基础。     

蒙古国接受儒学论考

以《元史》为主要史料,从两个方面对蒙古国接受儒学的过程进行了论考,即传统儒学对蒙古国的渗透过程和蒙古统治者自身对儒学的接受过程。认为异族间的战争是民族文化互相渗透、融合的媒介,蒙古贵族经略中原的过程就是其逐渐接受汉文化的过程。而在征战中汉、蒙两族中的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为这一文化交融作出的种种努力,客观地促进了这一进程的实现,其历史功绩应予重视。蒙古游牧贵族征服中原以后,必然地要适应高度发展的中原汉族农业封建文明,这是13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     

两宋时期儒学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发展

春秋时期产生于中原本土的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学,不断发展演变,经历了两汉经学化、魏晋玄学化的不同发展形态后,呈现出儒、释、道合流的新发展趋势。两宋是儒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儒学理学化阶段,儒学以崭新的理学形态在中原王朝统治地区兴起、发展以致盛行一时,而与中原王朝北宋、南宋鼎足而立的辽、西夏、金以及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由于与中原王朝的频繁往来与接触,也深受儒学影响,儒学在各少数民族区域     

论辽代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建树与儒学发展

众所周知,辽代自内蒙古龙兴,内蒙古可以说是辽的本土。辽是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辽朝的统治者汲取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教育体系,这就使辽代内蒙古地区的文化与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本文欲从辽代的文化建树、儒学在辽代的发展方面简要阐述辽代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与儒学传播。     

论元代统治对云南科举的推进

元代对于中原文化的进展并未有太多深远且积极的影响,但对云南而言,其统治对加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南诏、大理时期封建割据的终结使云南地区能够和中原保持相对同步发展。科举制度的推行和儒学的推广使得云南文教获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关系初论

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属于大区域中的核心地域文化,两者之间的亲缘性有唐代两次移民史实作依托,而且还具有以光州固始为根基的血亲认同、以二程洛学为源头的儒学传承、以语音为标志的中原唐音保留、以中原名人为原型的神祇崇拜等四个主要特征。两者的关系,在中华地域文化中具有样本示范意义。     

汉末文化环境与诸葛亮成才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其成才道路颇具典型意义和特殊性。在汉末儒学地位动摇、士风变迁和儒学向玄学过渡的文化背景下,齐鲁之学以其博大兼容的气度,在汉末形成了以儒为主,兼收各家而富有进取精神的特点。荆襄文化在中原南阳文化影响和中原士人参与以及当地学人的努力下生机勃发,它荟萃南北博采众长而士风淳朴。诸葛家族文化以学以致用和重节尚义形成家学传统和文化优势。这种适于变异创新的文化环境,为杰出人物的成长提供了富足的文化基础和纵横驰骋的选择空间。诸葛亮面对生逢乱世、家庭变故等灾难的考验,临难进取、趋利避害、心系天下,励志育德,终成一代伟人。这一切主客观条件综合造就了诸葛亮。     

元代中原士人与文化传承

元代北方游牧民族入统中原,传统的儒家文化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以姚枢、许衡、姚燧、孛术鲁翀、王恽、马祖常等为代表的中原士人在社会动荡、文化衰微的背景下,慨然以道自任,传承儒学,推行＂汉法＂,治理地方,教化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一定贡献。     

元代江南儒学的小学与大学考

元世祖至元末年，随着江南儒学小学的逐步建立，元代小学到大学的二级教育体制建立起来。小学和大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管理也趋于定型和完善。在蒙古统治之下，江南儒学的大小学呈现出一些与中原王朝统治不同的特征。     

论儒学对西夏社会的影响

与中原王朝北宋、南宋、辽、金鼎足而立的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与中原王朝的频繁接触,相互往来,儒学对西夏党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的儒家思想文化具有稳定、和谐、整体化的发展模式和强烈的辐射渗透力,对于由单纯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党项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从而使儒学在西夏党项族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魏儒风与河西文化之东渐

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文化,随着北魏儒风的高涨而逐渐东传,并与中原文化及北渐的江左文化相融合,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从而奠定了隋唐文化繁荣的基础。河西文化的东渐及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演进,以及中国历史的进程均有深远影响。     

贾谊与西汉封建文化的多方位建构

随着中原文化研究的升温,中原名人文化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中原名人文化是中原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对中原名人文化作专题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中原文化的历史贡献,也是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打造中原文化形象、提升文化自信力的重要手段,更是进行当代中原核心文化深度开发和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为此,本栏目邀请了中原名人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推出三篇笔谈。罗家湘教授的文章以黄帝为题,认为黄帝以战争制止侵夺,维护和平交往,以其事功与道德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精神数千年的偶像;王保国教授的文章以贾谊为题,认为贾谊提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重农抑末以及推重儒学等主张,不仅为汉代封建文化的奠基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文化的面貌;王士祥、李华梅的文章以杜甫为题,认为杜甫以博采众长的心胸成就了诗艺的精湛,因儒家情怀的熏染成就了人格的伟大,以诗歌的外在形式和深层文化内涵所形成的圣者形象沾丐世人。他们分别从武功、文治、诗歌三个角度对此课题予以观照,从宏观到微观多层次展示了中原文化垂范后世的品格。我们推出这组笔谈不唯为了呈现当前这方面研究的实绩,更希望借此推动中原名人文化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黄帝——降服战争的圣人

随着中原文化研究的升温,中原名人文化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中原名人文化是中原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对中原名人文化作专题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中原文化的历史贡献,也是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打造中原文化形象、提升文化自信力的重要手段,更是进行当代中原核心文化深度开发和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为此,本栏目邀请了中原名人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推出三篇笔谈。罗家湘教授的文章以黄帝为题,认为黄帝以战争制止侵夺,维护和平交往,以其事功与道德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精神数千年的偶像;王保国教授的文章以贾谊为题,认为贾谊提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重农抑末以及推重儒学等主张,不仅为汉代封建文化的奠基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文化的面貌;王士祥、李华梅的文章以杜甫为题,认为杜甫以博采众长的心胸成就了诗艺的精湛,因儒家情怀的熏染成就了人格的伟大,以诗歌的外在形式和深层文化内涵所形成的圣者形象沾丐世人。他们分别从武功、文治、诗歌三个角度对此课题予以观照,从宏观到微观多层次展示了中原文化垂范后世的品格。我们推出这组笔谈不唯为了呈现当前这方面研究的实绩,更希望借此推动中原名人文化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杜甫:万方同感圣人心

随着中原文化研究的升温,中原名人文化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中原名人文化是中原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对中原名人文化作专题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中原文化的历史贡献,也是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打造中原文化形象、提升文化自信力的重要手段,更是进行当代中原核心文化深度开发和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为此,本栏目邀请了中原名人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推出三篇笔谈。罗家湘教授的文章以黄帝为题,认为黄帝以战争制止侵夺,维护和平交往,以其事功与道德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精神数千年的偶像;王保国教授的文章以贾谊为题,认为贾谊提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重农抑末以及推重儒学等主张,不仅为汉代封建文化的奠基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文化的面貌;王士祥、李华梅的文章以杜甫为题,认为杜甫以博采众长的心胸成就了诗艺的精湛,因儒家情怀的熏染成就了人格的伟大,以诗歌的外在形式和深层文化内涵所形成的圣者形象沾丐世人。他们分别从武功、文治、诗歌三个角度对此课题予以观照,从宏观到微观多层次展示了中原文化垂范后世的品格。我们推出这组笔谈不唯为了呈现当前这方面研究的实绩,更希望借此推动中原名人文化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儒学的传播与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

汉代自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便成为中原的主体文化,儒家思想便成为汉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重要策略.儒家重视道德感化,主张以德治边、慎用武力的治边思想在西南地区得到极大推广.儒学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不仅促进了西南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为汉中央王朝提供了大量的管理人才,加强了汉朝对西南地区的控制.     

莫氏袭官与忻城士县的教育文化--广西忻城土司秘史之三

忻城县学（也称儒学）由兴至废，历时57年，受教育者寥寥无几。莫氏袭官后500余年，县学废而不立，史称“忻城土县例不建学”即沿例不建县学）。自第四任土官后，始建官家私塾，又建社学、义学，“诗书之声渐出蛮乡”，使“边城之地，QinQin乎向化”。第十二任土官制定《教士条规十六例》，是忻城迄今为止发现的明、清时期莫氏土官有关教育文化思想理论比较完整的文献，也是其他土司记载教育文化史料文献所罕见的。从中可以略窥古代汉儒学在忻城的传播手壮民族接受中原教育文化熏陶的一个侧面。莫氏袭官实行愚民政策，搞文化禁锢，实施“文致治平”。     

从剧目看河南濒灭剧种的审美形态

河南地处中原，以“儒学”为核心的农耕化孕育了丰富的中原化，造就了淳朴善良、崇礼习尚的朴实民风。中原化的理性内省精神，人士大夫传统的忧患意识、参政意识，“儒家”化的“忠、孝、廉、节、义”的道德观念，造就了河南人民独特的艺术审美情趣，确定了河南地方戏曲的审美选择。     

儒学:“语法”还是“词汇”

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确实充当过文化“语法”的角色，然而这种语法与其说是文化的自然选择，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且，在佛、道文化的冲击下，儒学曾几度动摇过其一尊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各种社会变量的活跃与改新，儒学业已失去了其“语法”地位，成为一种富有历史美学意义的“词汇”。因此，固守儒学“语法”意义的观点是不明智的，我们应当从文化生命的变易无常来看待儒学的当代命运。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纳西族的影响

改土归流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采取的一项重要政治改革。从政治上讲，改土归流政策是成功的；从经济和文化方面讲，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各民族的影响又是不一致的。对纳西族而言，改土归流政策促进了其政治上的发展和进步，而在经济文化方面，中原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传播与纳西族的自然观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最终是儒家文化占据了统治地位。综合评估儒学思想对纳西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其负面作用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