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部门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异质效应

利用中国工业部门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在考虑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情况下,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异质效应。研究发现:当前较低的贸易自由化水平并不利于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绩效提升,但贸易自由化与技术创新绩效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即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负向效应有"度"的限制,当贸易自由化水平超过一定强度时,则会促进技术创新绩效提升;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技术密集度较低,规模较大和污染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大。     

国际投资法律关系的自由化趋势

在投资自由化的趋势之下,各国对跨国直接投资取消了贸易壁垒,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投资的自由,于是出现了投资立法上自由化特点,本文主要是从投资自由化的概念、特征引出各国投资立法的自由化趋势,最后又从我国的立场出发去分析如何应对投资自由化。     

产品市场竞争、政府控制与投资效率

选择沪深股市2004～2008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参照Jorgenson(1963)的古典投资模型、Richardson(2006)的投资效率模型,从企业投资支出模型出发,以政府控制为研究背景,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从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产品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的行业,投资效率越高;政府控制的企业对产品市场竞争的敏感性较低,由此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降低了投资效率。     

国企性质、高管特征和投资效率

本文以2003-2013年发生高管变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企性质和高管特征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若国企由市场性变为行政性、高管由非行政背景变为行政背景后，企业投资效率降低；若高管由非专业背景变为专业背景，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进一步发现：在行政性国企中，行政背景高管对投资效率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影响，而在市场性国企中，专业背景高管对投资效率影响更大；此外，相对于高管特征而言，企业性质对投资效率起到了更加主导的影响。本文对深入理解国企投资行为，国企性质和高管特征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有重要的意义，也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和国企高管的选拔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

基于2004—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3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技术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贸易自由化与研发技术进步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贸易自由化水平由低变高,其对研发技术进步会产生先降低后提高再降低的影响规律;(2)贸易自由化的研发技术进步效应还取决于市场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等影响,在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及行业利润门槛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的影响总体呈负向效应,而在市场化水平门槛条件下呈倒"U"型特征,在企业规模门槛条件下呈"U"型特征;(3)不同门槛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其中具有负向影响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04—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3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技术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贸易自由化与研发技术进步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贸易自由化水平由低变高,其对研发技术进步会产生先降低后提高再降低的影响规律;(2)贸易自由化的研发技术进步效应还取决于市场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等影响,在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及行业利润门槛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的影响总体呈负向效应,而在市场化水平门槛条件下呈倒"U"型特征,在企业规模门槛条件下呈"U"型特征;(3)不同门槛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对研发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其中具有负向影响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考察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对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影响对于深入探讨能源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3年1季度-2014年1季度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的IV-GMM方法,从销售收入增长率和资本存量误差修正项两个方面考察了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能源价格不确定性通过减弱投资对销售收入增长率的正向反应来降低企业投资,与实物期权理论相符;②通过比较发现,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对高能耗行业销售收入增长率与企业投资之间关系的负向影响要大于低能耗行业;③计算企业投资对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弹性发现,能源价格不确定性的出现使得高能耗行业企业投资对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弹性下降幅度大于低能耗行业;④能源价格不确定性还可以通过减慢企业资本存量向长期理想水平调整的速度来降低企业投资,且相对于低能耗行业而言,高能耗行业企业投资调整速度下降较大。     

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分享

人力资源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替代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存在着数量充裕与质量较低的矛盾,需要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针对员工个人、资源型企业和资源型政府在人力投资收益中的不同价值取向,设计了投资导向型、利益导向型、外部导向型和双高平衡型的投资分享机制,并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技能培训政策中进行了应用.     

R&D投资越多越好吗?——基于中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R&D投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我国研发经费支出的持续增加,作为要素投入的R&D投资是否越多越好成为亟待讨论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中国36个工业行业2002-200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R&D投资对行业绩效的影响,来自全部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R&D强度存在唯一的门限0.0089。分大类行业的估计结果表明: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在不同属性行业中存在明显差异,机械电子和资源加工业的R&D投资门限效应较为显著,且门限值(0.0125,0.0020)反映了行业生产的要素密集度特征;轻纺制造业由于R&D强度处于较低水平,不存在门限效应。     

融资约束与中国公司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运用异质性随机边界模型,定量对融资约束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投资效率低于最优效率程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2007-2014年样本公司研发投资效率平均为0.643,不同行业之间差异较为明显;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融资约束程度和增加未来融资的不确定性;股权融资对融资约束没有显著影响,但可以降低未来融资的不确定性;内部融资能够降低融资约束程度和未来融资的不确定性.     

基于系统论的科研机构研发协调度评价国际比较

从微观主体科研机构研发投入现状的角度,以协同学为基础,利用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研究测算了我国1992—2006年间科研机构研发投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结果表明,我国科研机构研发投入与经济的协调性在所对比的国家中较高,且呈现逐年提高的态势,但这种提高主要依靠研发经费的增长,而科学家、工程师的投入数量却显不足。主要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研发经费投入呈先增长后下降态势。     

道路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扩大市场空间,诱发更多的研发投资,从而提高技术进步。基于2001—2015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首先,道路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其中通讯基础设施投资的促进作用略大。其次,分时间段来看,两类基础设施投资均在2008年之后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均有下降；分地区来看,两类基础设施投资对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最大。最后,门槛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支出均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门槛值的增大,不论是道路基础设施投资还是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也不断增强。     

投资部门结构调整的部门产出效应机理研究

投资部门结构调整是指调整投资资金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本文根据投入产出理论建立投资部门结构调整的产出效应机理模型,深入透析投资在部门之间的转移所带动的各产业产出的连动效应机理,并以农业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研究,投资部门结构调整的产出效应与该产业或产业群的生产直接消耗系数、投资直接消耗系数以及总投资额密切相关.     

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区位比较研究

随着第四波台商大陆投资热的形成,我国台商对大陆投资的重心由福建、广东转向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区域间投资分布极不平衡。文章运用区位优势理论,以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珠江三角洲的广东及福建为例,分析三地区在几次台商投资热中的得失原因,并就我国台湾及大陆如何实现投资、引资的双赢提出建议。     

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投入

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并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源泉，但是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中国企业常常借助政治关联而非技术创新来开拓市场。在制度基础观的分析框架下，本文以2009-2016期间在深圳、香港和美国创业板市场上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混合截面层次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境外上市、中央强力反腐败斗争和行业管理决断权的调节作用。本文结果显示：（1）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相比境外上市企业，境内上市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3）当企业所在的行业管理决断权较高时，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4）对非国有企业而言，中央开展大力反腐败斗争后，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明显增强。研究结论拓展了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深化了制度基础观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具备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方向的选择

由于石油行业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等特点,石油公司投资方向的选择应该被提到公司的战略地位。中国石油作为国内最大的国有控股企业,作为在石油勘探和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内最大的石油公司,其投资方向选择的正确与否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分析了中国石油投资力量的分配情况,指出了公司投资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公司投资优势和劣势的分析,提出了公司投资方向应该以上游业务为投资重点、加快下游炼化结构调整、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以天然气发展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国际投资和科技投资力度等建议。     

日美风险投资模式的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分析,日美风险投资模式在资本供给主体、组织形式、运作方式及政府充当的角色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不能照搬外国模式,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动态风险投资模式。     

R＆D专用投资和风险共担的不完全契约分析

采用不完全契约分析的思想,分析了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R＆D最优契约的设计问题,构建了R＆D契约模型,并分析了在双方专用性投资和研发风险共担条件下的契约特性,得出了在简单契约设计下可获得有效的关系专用性投资结果,并能减轻由契约不完全性导致的无效率.     

中国能源投融资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环境保护的视角,运用协同学理论对能源投融资的耦合协调特征进行分析,认为能源投融资对气候环境具有胁迫效应,气候环境对能源投融资具有约束效应。在不考虑气候环境的情况下,能源投融资之间的交互作用逐年减弱。在考虑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情况下,通过统计分组发现,能源工业温室气体排放较高地区的能源投融资耦合性相对较低,协调性相对较差;能源开发建设仅是区域性复合式大气污染的原因之一;气候与环境保护政策对能源投资的约束性不强,但对能源融资具有重要影响。对全国30个省（市）的能源投融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综合评价,认为各地区能源投融资发展不均衡、耦合程度不高、协调程度较弱。     

公共研发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杠杆作用的研究

在我国,由政府支持的公共研发部门(主要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和企业构成了社会研发系统。在此系统内,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变化,会影响公共研发投资杠杆作用的效果。本文运用FGLS方法,利用2009-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从社会研发系统的视角,探讨了当系统内企业受政府RD资助强度变化时,公共研发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杠杆作用的变化。研究发现公共研发投资的杠杆作用存在区域差距,在政府对企业RD资助强度大的地区,政府支持高等院校研发会促进本地区企业研发投入,且促进效应会因其对企业RD资助强度大而加剧,但支持科研院所研发会挤出本地区企业研发投入;而在资助强度小的地区,影响则完全相反。因此各级政府在进行公共研发投资时应注意科技投入的精准化,合理搭配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