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往研究不论是否支持"波特假说",但一个政策共识都是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此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真是线性关系吗?为此,首先利用我国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与地区层面判断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而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波特假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重门槛,GDP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做出合理的解释。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强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方法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来源分解进行测算,进而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3.4%,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技术创新又进一步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表明环境规制确实能够通过促进技术革新这一路径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结果;环境规制和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抛物线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某一"门槛"值后才能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强波特假说"是否成立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大小,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     

“波特假说”20年——环境规制与创新、竞争力研究述评

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设计良好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创新,进而建立起竞争优势。本文从"波特假说"的起源和内涵阐释出发,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对20年来"波特假说"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文献梳理和述评,并指出了主要研究不足及政策启示。最后,提出了环境规制与创新、竞争力关系的研究展望:改善数据和研究方法,加强针对环境政策设计特性效应的研究,加强环境规制影响的动态研究,拓展研究层面,加强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和应用。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中国30个省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例

采用中国30个省市(不包括西藏)大中型工业企业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滞后1或2期的R&D投入强度、专利授权数量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三者分别增加0.12%、0.30%和0.22%。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兼与“波特假说”的比较

"波特假说"论证了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的关系,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科技的创新且对科技创新的短期效应为负,而长期动态效应为正。运用安徽省的生产数据对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传导机制进行了验证,并与"波特假说"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原因。建立了一个滞后变量回归模型验证了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这和"波特假说"是一致的;但和波特假说不同的是,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短期效应为正,长期动态效应(滞后1、2、3期)也为正。从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不同以及农业科技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方面对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农业污染条件下,政府需要积极面对环境问题,主动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以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最优化。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37个工业行业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产业经营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能够引致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是,环境规制的创新引致效应不够充分,导致对产业经营绩效没有产生促进作用。另外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的不同经营绩效指标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发现说明,“波特假说”提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通过引致技术创新,部分甚至是完全抵消环境规制施加给的成本,进而能够提高经营绩效的观点在我国目前没有得到支持。最后,探讨了相应的政策涵义。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一套涵盖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规制力度综合指数,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最终得到1539家上市公司样本,共计899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力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具体表现为研发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即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长短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两阶段分析

基于价值链视角,将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分解为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在构建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利用2004-2011年中国工业3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长短期促进效应,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2)环境规制对技术转化能力的长期促进效应大于技术开发能力,但不同行业的阶段异质性效应明显;(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长期均衡具有显著的短期修正效应,技术创新能力向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4)部分行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出现了长短期不一致的情况。最后,基于价值链视角提出了促进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力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冶金企业环保规制、低碳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以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的冶金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冶金企业环保规制、低碳技术创新及企业绩效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保规制抑制了企业绩效,显著地促进了低碳技术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黑色冶金企业中更强;但低碳技术创新并没有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中国冶金企业并不完全符合"波特假说",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基于2005—2015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31个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输出体现了我国环境规制工具绩效的地域差异性。此外,引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4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4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实施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影响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的创新效率吗?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就环境规制等因素对清洁生产型产业2004—2010年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有"度"的限制。与整个工业相比,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驱动效应更大。倒U型曲线具有更高的拐点,表明在不损害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政府对清洁生产型产业实施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具有更广阔的空间。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相对较弱;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相比,强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更大。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以高端制造企业为例,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程度。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中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行为有显著的直接正向诱导作用,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诱导性更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诱导性更强;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能够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具有差异性,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这揭示了“不完全规制”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以及“波特假说”得到进一步支持的中介变量。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数据和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逐渐提高,但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研究进一步发现,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能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断弥补创新的"遵循成本",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产率提高的"双赢"结果。     

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努力研发？——来自火电企业数据的实证

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将现有区域或行业层面的研究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选取中国火电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零膨胀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增强能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环境规制增强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也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强度过大会导致企业专利申请数量降低,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这一问题将有所缓解,甚至会出现逆转。因此,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激励作用并不能一概而论。     

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摘要 采用2013-2017年中国重污染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非线性的视角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并分别以政府补助和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讨了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对于我国重污染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U型门槛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有着正向的非线性效应,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特征。（3）在政府补助强度差异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呈现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在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     

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协调环境规制与工业行业的产业绩效这对矛盾体的有效途径,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观点存在分歧,需要在理论和经验上进一步证实。本文建立了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关系的理论模型,并采用2003-2012年间我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考虑异质性行业的环境治理动机差异,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趋势呈现"U"型曲线特征,即弱环境规制不利于工业技术创新,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U"型曲线拐点以后,环境规制会促进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污染密集行业比清洁行业的"U"型拐点出现更晚,污染密集行业的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反应更慢,目前两类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都处在曲线拐点的左侧。因此,我国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工业行业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从而有效推动我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政府资助、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比较

基于我国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同时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该效应的差异。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该影响;政府资助显著促进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政府资助对重污染企业的U形影响;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对非国有企业调节作用更强。据此,政府在加大对企业绿色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应该结合环境监管政策,采取差异化的资助措施,重在引导企业以追求低碳化目标为导向积极开展绿色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