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与场——韩愈《论佛骨表》与王阳明《谏迎佛疏》比较

王阳明的《谏迎佛疏》与韩愈的《论佛骨表》都是反对皇帝崇信佛教的文章,但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韩愈的文章富有战斗精神,象投枪一样投向了他所反对的佛教。而王阳明则更象一个雍容大度的大师,不说佛教一字不好,而是用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衬托出了佛家思想的各种不足。     

《师说》中师道思想的延伸评析

《师说》是韩愈的名篇,也是各种版本高中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文中,针对中唐时期社会众人"耻学于师"而致"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陋习和一旦"从师学道"就会招致世人"群怪聚骂,指目牵引"的弊端,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倡导人们要"尊师学道"。何为"道"?文章注解为"儒家之道"。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一文中,自云:"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可见,     

关于《师说》一处标点的商榷

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所收韩愈的《师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隋树森同志编辑 注释的《古代散文选》亦如此）,有一处编者是这样标点的: 问之,士大夫之族则日:“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 盛则近谀。” 古文是没有标点的,我以为如此标点不符合作者原意,似乎改成这样为好: 问之,士大夫之族则日:“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 足羞,官盛则近谀。（去掉删节号也可。） 就是说不把“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这句话看作是士大夫的话,而看作是作者韩愈 的分析评论,所以应该放在引文之外。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韩愈的道、道统说及《五原》的写作时间辨析

韩愈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道的核心是仁、义。此乃古代圣贤所传的人生准则,从皇帝到庶民,都必须遵守。韩愈的道统说,乃“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道的传承关系,是谓“道统”。道统说的形成主要受《孟子》卒章及典籍的影响,或谓自新禅宗慕袭得来。韩愈的道统说形成于贞元十九年,成熟于谪贬阳山。《五原》的写成,亦在阳山。     

王阳明“龙场三卦”诠解

龙场时期,王阳明居夷处困,精研易道,加上独特的“悟”,其以《恒》《遁》《晋》义理为基础,然后借卦辞、彖辞与象辞呈现出对儒家价值的坚守,现实遭际的自省。具体来说,就是从占卜出发,容纳了义理解释,以占卜预视的吉凶为警醒,将所知的变化之道引入到自身的德性修养中来。以《恒》《遁》《晋》三卦中包含的道德价值激发自己的理性和生存意志,进而自昭明德和挺立独立人格。     

《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比较教学一得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都是他们因为倡导改革政治而被贬谪降职后的发奋之作,都是为表述他们虽遭贬谪却仍存济世安民之心的主题的散文名篇。尽管这两篇佳作在主题立意方面相近,但在表达方式、结构技巧、语言运用等方面却迥乎不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原道》到《辨道》：－韩愈和荻生徂徕关于道的学说的比较

道,是儒家学说的重要概念,历史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儒家各派对道作出了各式各样的界说,在中国唐朝,韩愈为辨别儒家之道和释老之道的区别而作《原道》,提出以仁义为道。日本江户时代的荻生徂徕为辨别先王之道和儒家之道的区别而作《辨道》,提出以礼乐,六经为道。《原道》和《辨道》以于道的解说虽然明显不同,但是两之间却存在着继承,发展关系。通过分析、比较韩愈、荻生徂徕关于道的学说,可以进一步揭示韩愈和荻生徂徕的思想特征,以及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流传发展。     

由韩愈《师说》谈几个核心概念的异议

《师说》是古文运动领袖韩愈的一篇著名散文,文章的核心概念如“师”、“道”、“师道”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释：广义的“道”指的是一切规律、学问、知识、特长;而狭义的“道”则专指儒家思想;“师”有“儒家之师”和“技艺之师”的含义;“师道”有“为师之道”之解。     

从《闵己赋》看韩愈儒学思想中的道与利

韩愈《闵己赋》一般认为是伤其不遇之作 ,但其中视颜回箪食瓢饮为细事则反映了中唐进士阶层的新特征 ,即进士官僚实为禄仕代耕 ,追求利欲的新兴阶层。韩愈作为有文化使命的士人又必然反对务利遗道 ,故《闵己赋》的主旨不仅是哀其不遇 ,也是哀叹身处物欲社会精神无所依归。此后其所作《原道》正是出于匡救当时社会趋利而遗道的世俗浮靡 ,试图解决《闵己赋》中的价值二重性问题 ,重新整合道利关系 ,以道统利 ,既要维护一个生养利欲的人伦日用社会 ,又要以仁义之道加以规范 ,以求得物欲社会中士人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     

透过《马说》看韩愈

提起韩愈,我们都知道他是唐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首。每次讲到《马说》这篇课文,我都会讲本文运用了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借有关伯乐与千里马的传说,将愚妄浅薄的封建统治者比作"食马者",以"千里马"喻指人才,以"伯乐"喻指识别人才的人。讽喻和抨击统治者不能识别扣选拔人才,致使众多有识之士埋没于世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的控诉。然而今年当我领着毕业班的学生再次复习《马说》这篇课文时,我对韩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读出了一个想极力推荐自己的韩愈。     

《师说》艺术美四题

一、立意美首先,坚持走正道的人格立意。“不拘于时”之“时”是时俗,指当时耻于从师问道的社会风气;所谓“古道”,则是指古代尊师重道的风尚。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上层“士大夫之族”普遍风行“尊家法”而“鄙从师”。为“广圣人之道”,韩愈“好为人师”,甘冒狂名。在“时人”(士大夫之族)眼里,韩愈的所作所为是魏晋以后从没有发生过的怪异行为。透过《师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韩愈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可以说,《师说》是一篇人格宣言。其次,崭新而高远的师道立意。韩愈突破了过去一般人对教师职责的认识局限,把教师…     

《师说》标点辨正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韩愈《师说》第三段引用:“孔子日:‘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根据标点符号用法,加了冒号和双引号的引文为直接引用,此类引文不能有任何篡改.对照《论语·述而》原文“子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发现,韩愈在引用这句话时增加一个“则”,省略一个“焉”.因此,它是间接引用,课文应把冒号和双引号去掉.     

论《王阳明年谱》的文学手法

王阳明以＂真三不朽＂的伟业彪炳史册,深刻地影响了明中叶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王阳明作为古代圣贤的典范,其影响之大,除了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外,与《王阳明年谱》的编纂和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王阳明年谱》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凭借文学的虚幻艺术、叙事艺术和杂糅艺术,更加凸显了王阳明致＂圣贤＂的形象,其中关于＂天道＂与＂人事＂、＂良知＂与＂邪恶＂、＂现实＂与＂诗意＂的叙事框架显然是受到《史记》等历史文献的影响,并成为后世塑造和解读王阳明艺术形象的文献依据。《王阳明年谱》博大精深,其所包含的文学价值已成为王学研究的新视角。     

唐宋大家的政论艺术——《原毁》与《教战守策》比析

《原毁》是韩愈的一篇政论文章,同《原道》、《原性》一起并称“三原”,但以《原毁》价值为最高。《教战守策》是苏轼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六岁期间(仁宗嘉佑元年至六年),应考时所进时务策的一部分。它是苏轼策论中难得的好文章,堪称政论文的典范之作。韩愈同苏轼,同属“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曾尊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①可见他是推崇韩愈、步武韩文的。从文学主张看,苏轼重视文章的内容,反对“未     

打击的回声:"吾谁与归"与"鸣声上下"——《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臆说

《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两篇名文同样写贬谪,同样是遭受打击激荡出来的回声,范仲淹比欧阳修表现得更旷达超脱些。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已五十七岁,晚年后对一己之升降荣辱得失就看得淡了,而对倾注了自己一生心血的事业则看得重了,自然胸襟博大;而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才三十九岁,正当奋发进取有所作为的年龄,对这一次贬谪他自然十分在意,所受的打击自然格外沉重,反应自然较为消极。     

胸中郁闷气，作诗鸣不平--读《赠何七判官昌浩》和《秋怀诗》有感

中国古代的文学诗人,不仅仅有着极高地文学艺术创造力,而且有着明锐的观察力以及愤世嫉俗的性格。他们有着崇高的理想,怀揣着匡扶济时、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而一旦在现实中遭遇到不公正待遇时,就会将自己的不平之气借助文学之笔倾斜与诗,在这其中所取得的优秀诗句也是不绝于市面。本文以李白《赠何七判官昌浩》和韩愈《秋怀诗》两首诗为例,通过对这两首的品读,感悟中国古代诗人胸中郁闷气,作诗鸣不平的情怀,为今后此类诗句的欣赏和阅读提供参考和借鉴。     

《荀子》三题

荀子讲术 ,一是治国之术 ,二是处世之术 ,三是治气养心之术 ,四是心术 ;荀子讲“君道”,其主题就是劝皇帝修身诚意 ,以礼治天下 ;荀子劝学 ,讲“为己之学”,讲“学以致用”,还自觉地将圣与王、师与君并举 ,想打通学与政的内在联系     

英雄失路 慷慨悲凉——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赏读

愤激的主题和悲壮的情调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派人将释迦牟尼一节指骨迎入宫中,供奉三天后又送到各个寺庙,让吏民瞻拜,一时在整个长安城掀起了接佛的热潮,甚至出现了焚手指、烧脑袋以祈福祐的情形。面对朝野的种种愚昧行为,韩愈毅然向皇帝上《论佛骨表》,极言接佛之非,由于上书的措辞激烈,大大损伤了唐宪宗的自尊,韩愈获罪,远贬岭南。作于贬谪途中的这首诗歌,真实地反映了诗人遭受重大打击后的心情和态度。诗一开头便叙述被贬的原因,“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只因提了一个正确的意见,便朝奏夕贬,远窜边荒。对这样的处理,作者的想法是:“欲为圣时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既是     

性、道、教三位一体:论韩愈《原道》内圣外王的国家治理学说(下)——兼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比较

性、道、教及其相互关系,构成治道亦即政治经济哲学的基础。韩愈用《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纲维《原道》全篇:以"仁义"为天命之性,"正心诚意将以有为"为率性之道,"礼乐刑政"为修道之教,构建出一套性、道、教三位一体,内圣外王的国家治理学说。无独有偶,千年以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同情、合宜、仁慈、正义的理论体系与韩愈的学说高度近似,印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通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