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风俗描写

汪曾祺小说以自然风景为背景,叙写故乡的风俗,表达对美好的人情和健康的人性的憧憬;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民风民俗融合在一起,加深了人们对当地风俗的印象;独具特色的风俗描写背后传达出温馨与和谐的人情、仁爱与率性的人性。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自然纯朴的民风民俗和美好健康的人情人性,共同构成汪曾祺的风俗小说世界。风俗描写在汪曾祺的文学世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使他的小说焕发出巨大的魅力。     

《小二黑结婚》中的民俗性元素探析

<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作为一位卓越的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以本乡本土最生动的民俗性生活为素材,充分展现了浓郁的地方色彩,成为赵树理所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品最具地域特征的魅力之源。可以说赵树理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民俗性,是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的现代小说。其代表性的作品当属《小二黑结婚》。《小二黑结婚》讲述了主人公小二黑与小芹争取婚恋自由的故事,二诸葛与三仙姑滑稽而生动的行为话语,在那个时代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继而被以各种文艺方式搬演、传播,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与辐射力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代表性     

赵树理小说:民间性与现代性

赵树理小说体现了民间性现现代性的统一，其民间性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全面口语化上，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农村民主实现、人性解放、民间文化生态的独特理解等方面。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思考，是以一种传统文学的“载道”性方式表达出来的。     

信守灵魂的天真——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生命美”

沈从文以他古朴、雅洁、随心而又明澈似水的笔致．以诗化和散文化的小说体势,展示了一个遥远亲切而带点神秘色彩的山间水上世界,展示一片纯朴强健而来被都市文化污染的自然人性的天地。本文将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入手。通过对湘西边民的人性人情、风景民俗的探讨。研究蕴藏于其中的“生命美”的深层内涵。     

浅析赵树理《邪不压正》的艺术特色

《邪不压正》是赵树理在1948年发表的一部关于土改内容的中篇小说。小说以恋爱为线索,通过选取土改中不同的四天时间来反映下河村土改过程的全貌。和同类题材相比较,小说《邪不压正》不仅在主题表现、叙事方式和民俗描写这三方面显示了赵树理独特的文学造诣,同时更彰显了赵树理执着为农民写作的文学理想。     

论王跃文小说《漫水》的浪漫书写

《漫水》是王跃文近期创作的中篇小说,他以自己的故乡漫水为创作原型,为我们书写了充满人间温情的诗意乡土。小说语言元气弥漫,醇厚生动;民俗韵味悠长,古老而鲜活;人物大爱无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作者抒写的是乡土里依然留存着人性的温暖和人情的纯美,浪漫书写的背后也许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对都市生活、知识阶级的疏离。     

李惠文小说的民族风格

被称为辽宁的山药蛋派的李惠文的小说,所以受到中外读者的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传统,学习了赵树理小说的风格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缘故。李惠文近三十年来一百五十多万字的短、中、长篇小说都是采取民族风格的创作手法,反映人民群众同“四人帮”斗争的英勇机智、不屈不挠,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     

从“方向”到“边缘”的赵树理——以《卖烟叶》为中心的考察

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主流文学谱系中,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经历了从“赵树理方向”到逐渐边缘化的过程。“农村题材小说”主要指20世纪40—70年代一种以农村阶级斗争、敌对斗争、路线之争为题材,具有主流政治色彩的小说样式。作为被批判的典型作品,赵树理最后一部小说《卖烟叶》是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小说中源于民间的“说故事”叙述模式和写实精神也意味着赵树理对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形式与内容的潜在颠覆,这构成赵树理被主流文学边缘化的重要内因。因此,赵树理作为新文学主流乡村书写由“乡土小说”向“农村题材小说”转型的重要作家,其写实主义的“民间”色彩蕴含着竹内好所言的“新颖”性,从而沟通并超越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被遮蔽的现代性:对两种"否赵"观点的驳论

目前赵树理研究中存在两种解构倾向:一是认为赵树理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水准是从鲁迅等人的现代文化高层次向农民文化低层次的倒退,只有普及意义而无提高价值,是农民立场与农民水平。二是认为赵树理创作是学习《讲话》的结果,是把文学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的典型。其实,这两种倾向是对赵树理小说的极大误解,其原因是缺乏对赵树理整个创作文本的整体研究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复杂背景与作家主体的复杂心理的整体把握,尤其是轻信作家对自己小说的评论与别人特别是官方对其小说的评论,而忽视了研究的最基本对象即文本本身,从而导致了对存在于赵树理小说文本深层的现代性的极大遮蔽。     

盲视与洞见--赵树理建国后小说创作的修辞行为分析

以1959年为界，赵树理在解放以后的小说创作，其修辞行为呈现为前后否定的状态。“现实”“历史”与“权力”是构成其修辞语境的三个重要因素。赵树理在其小说本中，通过对这三在修辞预设与动机、修辞语境与策略、修辞效果与检测等方面作用的不断调整，使其主体性始终贯穿于修辞全程中。赵树理创作的独特性，在其修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交织状态里，被体现得极为明晰。     

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民间文化因素

赵树理的小说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这种独特性不仅在于其小说外在形式上的民间性和通俗化,更在于赵树理本人一贯坚持的民间立场和精神上的个人性。龙其小说的语言包含着多种民间文化因素,试就语言的可听性、口语化、形象性、戏剧性进行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民间文化因素。     

批评的错位--关于赵树理的身份问题

对身份定位的漠视往往造成批评与言说对象的错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赵树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该文通过考察赵树理对文学的最初选择、创作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及其最终对小说形式的放弃这三个阶段，得出结论：从主体的角度来说，越树理对“作家”这一身份缺乏自我认同感；但从文学创作的客观事实来看．赵树理的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文本。这是评价赵树理文学作品的一个基点。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杰作——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

赵树理是文艺界大众化、民族化的旗手.早在上世纪50年代,赵树理作品就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赵树理作品更会走向世界,为全球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一位杰出代表.《李有才板话》就是杰出代表.     

行吟在山水之间——萧红、迟子建乡土意识之比较

萧红和迟子建都有浓厚的乡土意识，但是她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并不一样，在萧红笔下，大自然在更多的时候被暗示为东北乡民奔放、强悍、坚忍的生存方式，他们沉寂单调的生活一如荒凉的自然。萧红是要透过自然的荒凉来写人性的荒芜，同时，她借助对风物习俗的描绘展现了这里的人们的宿命与挣扎，并对风俗中的迷信予以化批判的观照。迟子建怀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圣洁情怀抒写大自然。她笔下的自然，与小说中人物的纯朴至善的美好情怀相得益彰。她在描写风俗时，不是审视、批判，而是有意略去其中的迷信性质，欣赏其作为人的生命意识的表现，她对风俗更多的是持有审美的态度。她刻意描写东北边陲的自然景致和宁静悠远的民俗风情，是为了借此召唤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     

阐释中的差异--论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创作的差异

周扬的双重身份，使他在评价赵树理小说时既能高屋建瓴地看到它的价值，又深谙艺是“党”的艺而有所规避。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周扬既确定了赵树理在解放区艺界“方向”性作家的地位，又有意识地对赵树理小说中的不和谐音进行了消解，赵树理的作品在大量普及时，赵树理追求的价值被逐渐置换，赵树理的真实面目逐渐远离了读。     

论赵翼诗歌之“江山之助”--以其在贵州的创作为例

赵翼在贵州任职贵西兵备道的一年时间里,对贵州的自然山水、人文风情给予极大的关注,创作了100多首诗歌。贵州的高山峻岭和深渊大川、山区秀丽景色、独特气候下的景致、浓郁的民族风情等都对他的诗歌创作的内容及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石阡县志·艺文志》的文学文体观

《石阡县志》是贵州省现存为数不多的一部旧地方志,其内容涵盖面广,包括人文、历史、地理、资源、艺文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当地历史、人文、地域风貌等的宝贵资料.作为该志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文志》,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伴随着历史的流转而沉淀下来.文章立足于文学角度,就《石阡县志·艺文志》的文学倾向、文体分类、“采诗、观风”观念等方面做浅要分析,并试图揭示它的文学文体观.     

赵树理的创作思维与晋文化的联系

对于赵树理的创作思维,以往的研究者多从作家的人生经历和身份出身等作家自身的因素去探究,,这种视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免狭隘单一,作为一个晋味浓厚的作家,他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语言习惯都与晋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本文试着从赵树理功利性的创作动机,平易通俗的艺术追求,戏剧化的创作模式等三个方面来探讨赵树理的创作思维与晋文化的深刻联系。     

西北民歌音乐美探微

西北民歌是中国民歌的脊梁,是中国民歌之魂。它浩如烟海,以自己别具地域特色的演唱风格,传承着西北人的生活习俗和民族精神,形成了壮阔而寂寥的地域美,也塑造了性格鲜明的高原文化。文章拟从旋律、节奏、调式、唱法等方面不同层次地剖析这一特定区域的民歌,对其独特的演唱特征作一番有益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