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弃疾的《新居上梁文》

上梁文不仅大盛于宋代,且文章体制规模亦定型于宋代。但两宋上梁文有区别。北宋多应制、范式之作,使用范围十分固定;由于社会政治的巨变,南宋上梁文开始走向个性与抒情。如大词人辛弃疾的《新居上梁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为南宋后期文人提供了一个范式,使上梁文更向着审美的方向发展。     

“上梁歌”刍议

上梁歌与上梁文一样都是施用于建筑物上梁活动的实用性文体,也是我国古代体式独特的建筑民俗文体之一。上梁文多是文人的案头之作,上梁歌则常与地方风俗相结合,跳出歌功颂德的定制,蕴含了上梁活动祈愿消灾、求福祝吉的最初本义,体现出浓厚的乡土气息。本文从民间上梁歌出发,探讨了其中蕴含的小农思想,并分析了这种思想的表达方式以及产生原因。     

南宋初作家陈克论考

陈克是南宋初期台州著名作家。他因吕祉之荐而入仕,但未死于绍兴七年的淮西之乱中,而是被贬远郡,稍后移官浙东。陈克是宋代浙东文学的杰出代表,诗、词、文三体俱佳。其诗能将身世之感与国事之忧融为一体,表现了正直无私、一心为国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抱负。其作品中词的成就最高,历代最受关注,多以闺音形式出现,以女性视角抒发幽怨之情、忠贞之节,可认为是以香草美人寄托政治情怀。其四篇上梁文意识形态色彩鲜明,凸显了作者对南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赵氏王权的拥戴。对陈克这类浙籍作家的文集进行地毯式的整理探究是加强当代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柳宗元“骚体文”在宋代的接受

柳宗元的“骚体文”因其文体的特殊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在宋代受到一致好评。北宋时期的晁补之第一次大量地评点柳宗元“骚体文”,初步确立了柳宗元在“骚学史”上的大家地位。南宋的朱熹在晁补之的基础上编订《楚辞后语》确定了柳宗元在“骚体文”创作上的经典地位。刘克庄对柳宗元“骚体文”艺术的高度认同,标志着柳宗元“骚体文”在南宋接受过程的趋于完成。柳宗元“骚体文”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息息相关,其中透射出宋人“古中求变”的决心与勇气。     

程颐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

基于宋代理学思想广博富赡,影响久远,学术界多专注于此,而忽略了对理学家文学成就的研究和总结。实际上,理学家程颐的散文创作特点鲜明,其中奏议文说理透辟、气势夺人,尺牍文用语亲切、思理周密,哀祭文角度独特、质实情深,杂说文议论畅达、气势充沛,其中阐发的"文道观""性情思想"对宋代及后世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全宋文》补遗四篇

《全宋文》作为有宋一代的文章总集,网罗繁富,嘉惠学林。然亦难免存有疏漏。现根据《永乐大典》等文献,增补《全宋文》漏收冯梦得文4篇,分别为《跋贬通州遇赦自便谢表》《江州濂溪书院后记》《开庆修建昌府城门记》《考亭书院上梁文》。     

南盘江特大桥拱上梁支架法施工技术

云桂铁路南盘江特大桥是目前世界上客货共线铁路、跨度最大上承式钢筋混凝土拱桥。根据云桂南盘江特大桥主桥上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的结构形式,拱上梁中间六孔梁部采用拱上支架法对称进行施工,介绍了拱上梁支架法施工主要施工工艺和控制要点,为今后国内类似的拱上梁支架法施工积累了经验。     

文与道争鸣中宋代之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

宋代的宋玉批评。是在文与道争鸣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当时,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文道观。常常以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为例论证各自的主张。于是他们有关宋玉的批评就在文与道的争鸣中展开了。考察宋代的宋玉批评。绝大多数批评家对于战国末年的辞赋家宋玉与其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只有极少数理学家持否定态度。这有力地说明。肯定宋玉的文学史地位。肯定宋玉作品的讽谏内容和创作艺术,不仅是宋代宋玉批评的主流。而且有着超大比例的强势。     

宋代文书吏制度考——以令史与书令史为考察核心

宋代文书吏制度是宋代吏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令史和书令史可视为宋代文书吏的代表.以令史和书令史为中心,考察他们的职官构成、入仕途径、迁补、出职、俸料以及奖惩.在宋代官方礼制中,一般以三省、枢密院的书令史为政治阶层的最低限来参加国家的重大的活动.研究宋代文书吏制度,有助于深入了解宋代吏役合流、以文人为主体的政治格局、官与吏分层、文与伎分道而行等历史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在史学研究思路上由传统的精英思维向社会扩散,将居高的眼光向下沉,由下而上寻找新的阐释方法.     

浙东文派文章批评与宋代文章学的成熟

宋代浙东文派是北宋中叶至宋元之际流衍于浙东地区的散文流派。该文派在文道论、文用论、文体论、文风论、文意论、文势论、文法论等文章批评核心范畴上,都有比较成熟的观点,具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与欧苏古文派、道学文派、江湖文派等宋代其他文派相比,浙东文派的文章批评理论,更为周全,更为细致,更成体系,也更为成熟;同时,在文章批评体式的丰富性和创新性上,浙东文派较之其他文派也更为突出。浙东文派文章批评体系的完备、体式的丰富,分别从内核和载体两个维度共同推动着文章学的成熟。文章学在宋代的成熟,浙东文派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宋代法律在民间的传播

宋代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使得经济纠纷日增，而宋代法律务文非常繁杂，百姓要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就必须知法懂法。虽然宋代统治者禁止百姓学法，但法律在民间的传播成为必然之势，传播的结果不仅促使宋代出现尚讼的风气，而且推动了宋代司法建设的进程。     

侗族传统民居上梁仪式的田野民族志

上梁仪式是侗族传统民居建造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仪式活动,也是侗族传统仪式文化中典型的仪式活动之一。从梁树选择到赠与答谢礼,上梁仪式一共包括七个细分仪式程序。整个上梁过程的繁复仪式展演和严格程序规则,呈现了侗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综合性外在表征,也是理解侗族文化逻辑和象征表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具有文化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双重功能。     

高中语文课本注释商榷三则

众口烁金,积毁销骨1988年版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琐忆》一文的注释,将其溯源于《史记·张仪列传》。其实此语在邹阳笔下就有,语见《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故偏昕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     

宋代“脚体”时文与元代“股体”时文

在现存宋代文献中朱熹最早提出时文"脚"的概念。宋代经义脚体与宋元十段文其实是一致的,争议的焦点是在破题和论述的散与偶上。从北宋熙宁至南宋庆元间,士人们对经义的形式更偏重于从破题对偶脚体时文角度来作经义,而不太强调十段文。元代"股"的概念及其经义考试继承了宋代的"脚体"时文的形式特点。这与宋代经义影响有关,元人尊朱,朱熹《诗集传》解题也常分两方面来说,所以元人套用两股之说来迎合朱熹之说。     

论宋代武举崇文抑武的异化特征

宋武举制度体系的发展较唐时期相对完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崇文抑武的异化特征。该文通过资料法,对我国宋代武举体系进行了探究。分析表明这种异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宋代武举考试内容表现出以文为主;宋代封建皇权重文治不重视武举选拔;武将人才的补充和晋升渠道不以武举选拔为主;宋代理学思潮崇文抑武的特征对其武举科考的消极影响;以及宋代政治腐败都加剧了宋代武举崇文抑武的这一异化特征。     

宋代俗赋考略

宋代罕见俗赋是因为随着文学形式的多元化发展．俗赋的“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形式所吸收同化,从而融会、旁衍到其它文学形式中去了一本文从俗赋体制分类和题材两个方面对宋代俗赋进行勾稽．试图探讨俗赋在宋代的留存与旁衍情况．     

“右文说“的文字学研究之重要性

宋代学者提出“右文说”本是基于文字学领域的,但自清代至今,“右文”研究的重心却落在了训诂学上。文字学上的“右文”研究和训诂学上的“右文”研究应各有侧重、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礼仪与风俗:宋代男子簪花述略

宋代男子簪花现象多见于正史、诗文、笔记小说中,根据男子簪花的场合,可以将其划分为"朝廷礼仪簪花"与"民间喜事、节日簪花风俗"两大类型。男子簪花在宋代发展到了极致,这与宋代社会的高度繁荣以及花卉文的成熟密不可分,另外皇帝个人推行、朝廷倡导节俭和民俗民风影响也是促进男子簪花在宋代成为流行风尚的重要原因。     

苏轼与宋代绘画

苏轼作为宋代大家,除了诗词文赋方面的巨大成就,在宋代绘画,特别是文入画的兴起上也有着重要地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理论影响。研究苏轼的绘画理论对宋代乃至以后各代的作品进行深入探讨大有裨益。从苏轼论画诗文着手,对其绘画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     

论三苏干谒文——兼与唐代干谒文比较

千谒文是我国古代一种应用文体,从应用文的实用效果来看,这种文体的真正成熟应在宋代。本文通过三苏的干谒文,兼与唐代干谒文的比较,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三苏干谒文的成功之处,即构思纡徐婉曲,曲折往复;自我展示,恰如其分;言辞得体、不卑不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