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上帝的思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且深刻的思想家,他本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一生中最关心的是有关于上帝的三个问题,即上帝是否存在,如何论证上帝存在以及真理是否与上帝同在.无神论者曾以“为何上帝的世界充满恶和苦难”来质疑上帝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殊的人生经历也使他较早时候对上帝存在产生怀疑.但他倾其一生去思考、探究,寻找答案来反驳无神论者的质疑,最终他找到了.即是人类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求构成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并且陀思妥耶夫斯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上帝与真理同在.     

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上帝的思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且深刻的思想家,他本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一生中最关心的是有关于上帝的三个问题,即上帝是否存在,如何论证上帝存在以及真理是否与上帝同在。无神论者曾以"为何上帝的世界充满恶和苦难"来质疑上帝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殊的人生经历也使他较早时候对上帝存在产生怀疑。但他倾其一生去思考、探究,寻找答案来反驳无神论者的质疑,最终他找到了。即是人类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求构成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并且陀思妥耶夫斯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上帝与真理同在。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犹”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视为一个反犹主义者.但陀氏为什么反犹,却一直未得澄清.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廓清陀氏笔下“犹太人”的两层含义：一,犹太种族;二,“犹太人思想”.陀氏的大部分反犹话语是将矛头指向以功利主义为道德表象、以资本主义为现实形态的“犹太人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立场使他走向民族主义,我们应有所反思,警惕对陀氏的“圣化”.     

在反叛中走向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观解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大多是关于基督的 ,但它并不是肤浅的礼赞和膜拜 ,在作家那里 ,信仰不是那种廉价的、可以俯首拾来的恩赐 ,相反 ,它总是伴随着怀疑、反抗和拒斥。如果说 ,他最终在自己的作品中传达了上帝的声音 ,但有一点不容忽视 :他也始终保持着对上帝的怀疑     

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是十九世纪文学与哲学领域内的两位怪杰。一个是带着哲学的深沉的诗人,一个是带着诗的激情的哲人。他们承受着数世纪以来人类精神的苦痛,从彼此的领域出发,探索着人生的奥秘,对“理性王国”中人的灵魂进行着残酷的拷问。他们的揭露与呐喊,动摇着迄时为止支配着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与基督教传统。这一对“新生世纪的早熟的孩童”,及早地感到了未来世纪人类精神的危机,以他们的怀疑、否定和预言,为后人留下了形形色色的选择,以至于现代西方的文学与哲学几乎都将他们奉为自己的先师。在陀氏研究中,我们常常会提到尼采,同样,在尼采研究中,陀氏的影响亦在受到相应的重视。事实上,尼采本人是不否认他与陀氏的联系的。他在1888年10月20日致勃兰兑斯的信中说:“我将所有俄国人的著作,首先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兼评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局限性

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物质决定论对立的角度评价了陀氏的“现实主义”，重点分析了陀氏的现实主义所涵盖的心理内容，包括二重人格、心理分析、下意识和梦等；同时指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忽视了陀氏的价值立场，即其宗教信仰。从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角度看，陀氏对物质决定论的抗议为人类选择生存方式，寻求个体的生存意义，留出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空间。     

试论陀氏作品中人物杀人的逻辑

"杀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重要事件,且具有陀氏的独特风格,但历来对这一问题缺乏整体关注。陀氏小说中的杀人包括杀人和自杀,它指向毁灭生命的行为。人物的杀人不同于以往单向度的动机,其杀人行为有着内在辩证的推理逻辑。是理性在对上帝的质疑与挑战下为了人的价值,与信仰的矛盾斗争,这种斗争主要表现为道德与个人意志两方面。有其独特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形见解与其作品中的“他人”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每部小说描绘的都是多个具有充足价值的完整的“声音”,塑造的都是一个个互不融合的“他人”形象。正是这些声音、意识、形象的相互争辩和斗争,构成了陀氏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基础。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他人”何以具有这样的特点呢?本文试图从陀氏构形见解的角度来洞悉小说世界中的“他人”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心理描写艺术管窥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反映的内容是奇特的。陀氏总是热衷于揭开“小人物”的心灵隐秘;将表现人的分裂意识当作贯穿终生的创作题材;在他的小说中隐藏着一条作家寻求自我的心的轨迹。随着对心理领域的不断开拓,陀氏在表现手法方面也大胆创新。在他常用的几种表现手法中,有的将传统艺术手法直接用来表现人物心理;有的对传统艺术手法既有所继承,又有所突破;有的则纯属陀氏独创。陀氏洞悉内容与形式间的辩证关系,顺应了其作品的内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最有宗教虔敬感的作家，同时又是宗教信仰方面最尖锐最深刻的怀疑者。他的虔敬与怀疑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不仅使他的一生备受折磨，而且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以致于使上帝问题成为作家本人异常关注的一个主题。本文结合他的部分作品对这一问题予以梳理分析。在强调上帝问题与人的问题之间的相关性与同一性的同时，特别点明，强烈的怀疑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作家的信仰虔敬。     

论《伪币制造者》叙事结构的独特性

纪德既继承了巴尔扎克将小说分为三部分的框架结构和场景置换法,又继承了雨果的结尾统摄全局式结使《伪币制造者》这部现代小说富有法国传统小说的气魄和光辉。并且,纪德是第一个提出“嵌套法”的作纪德的嵌套式结构是对传统小说和戏剧中的“戏中戏”的超越,表现出更强的自觉意识,影响了后来的“新小说”派。     

谵语与对话--巴赫金对话诗学窥隐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源于陀思妥耶夫基小说的复调性、对话性，不过却否认与疯癫之间的联系，显然是不符合文本事实的。因为第一，巴赫金恰恰是在陀氏的而非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了“对话”的，而疯癫却正是陀氏小说明显的特征；第二，实际上，巴氏所举的“对话”例子，从形式上看并不是“对话”而是某种“拷问”，从内容上看，更象精神分裂病患者的谵语。据此，可以说明“对话”与“疯癫”之间的联系并由此角度审视“对话”的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宗教意识和困惑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意识的作家。这种宗教意识的形成有—个渐进过程，以西伯利亚流放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上帝的意义和苦难的价值。此外，作为—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陀氏的宗教意识中还存在着深深的困惑。     

深刻的心理现实主义——论陀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独特视角

文章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核心是“寻找人,“把握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笔者在此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文章首先从“失美“与“求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陀氏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对社会的巨大而深刻的批判力度,而后,在与现代派,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比较中凸现陀氏“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特色与重要意义。     

“两山也有碰头的时候”－－论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心理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多限于对其中某一位作家的本体研究，偶有比较，却不言其同。而在俄罗斯，这一对研究仍相对鲜见。其实，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长期深刻，且互为影响的文学关系。作家在创作中所选取的艺术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对历史与人的认知。屠氏的“隐蔽心理学”隐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公开”，而陀氏的“公开心理学”更不乏屠格涅夫式的“隐蔽”。     

苦难的史诗－论《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苦难的史诗,让人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苦难,并告诉人们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应该怎样克服世界的荒诞和“卡拉巴佐夫式的气质”：那就是象基督一样为信仰受难。《卡拉马佐无兄弟》并不是一部“复调小说”,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特殊方式写成的“启示录”。     

生活是最好的完满与永恒——马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三）

<正>马勒和陀氏还有一点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就是他们对“永恒”的追求与思索。我们通常会认为马勒和陀氏的作品都具有宗教精神,希望通过对尘世生活的超越来实现“永恒”,但实际上他们都将“永恒”植根于对尘世生活的热爱之上。马勒几乎所有交响曲都有着对永恒的追求。他的第二交响曲、第三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第八交响曲和《大地之歌》的歌词中都反复出现“永恒”（Ewig）一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地之歌》。     

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史观中的社会和谐思想

19世纪俄国著名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对社会和谐的追求是他至死不变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的自由看成是社会和谐的保障;道德的完善看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他一生仰望上帝,所期待的理想社会是人间的天堂——“黄金时代”,这是一个永恒和谐的时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由直觉联系经验向理论联系实际发展— 在“复调”语文的探索中成长

“复调”这个词来自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巴赫金是苏联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论家。他在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中发现陀氏的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互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每一种声音都具有充分的价值,它们组成了真正的复调”,巴赫金因此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复调小说”。他认为,在“复调小说”里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统一的作者意识,小说不是按照这种统一意识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的,而是展现具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     

论1940年代中国文坛的"纪德热"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

作为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纪德是法国小说流派承上启下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影响了西方整整三代人,成为西方在现实的压抑下痛苦地追求真诚和自由的一个代表。纪德的名字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坛。进入1940年代,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股翻译、阅读和研究纪德作品的热潮。“纪德热”在1940年代中国文坛的出现,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思考和精神境遇息息相关,同时也与这一时期文学界探索新的文学表现方式,努力追赶世界文学发展脚步的追求相契合。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凸现,文学“一元化”进程逐步加强,1940年代的“纪德热”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1949年后,这个名字很快便淡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