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三袁与袁枚性灵说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袁枚性灵说是对公安三袁性灵说的继承与发展,对此,学术界予以研究与考证。但由于时代背景、理论基础、个性气质等方面存在差异,公安三袁与袁枚性灵说存在诸多差异。本文以公安三袁与袁枚性灵说为基点,对二者的相似性及差异性进行分析研究。     

“性灵”说与诗法论——论袁枚诗学的综合向度

袁枚是激进主义诗论家,又是深知创作甘苦的诗人。所以他的"性灵"诗学一方面讲究性情、灵机和天分,另一方面还要求博雅,广泛汲取前人艺术经验,对音节、体格等艺术法度也颇有讲究。融会"性灵"说和诗法论使袁枚诗学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也使他异于明代公安派而呈现出清代诗学特有的综合性特征。应从"性灵"说与诗法论的矛盾与综合角度对袁枚诗学作全面理解。     

从袁枚《子不语》看明清小说中的“佛道合一”现象

袁枚的《子不语》收集了各种怪力乱神的故事,其中多有涉及僧道之作。这些故事中出现了僧道混居、僧道身份轻松互换、僧道教义趋同等特征,从中折射出从汉代以来已见端倪的佛道合一现象,在佛道自身世俗化、统治者提倡和老百姓诉求等原因之下,佛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化,这一现象在明清其他小说中也多有反映。     

从《说文》语言本义看中国先民的语言审美意识

《说文》为我国第一部字典,蕴涵丰富的语言审美意识内容,文章以《说文》中涉及审美范畴的语言本义解说为对象,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在语言内容的充实性、语言教化的伦理性、语言运用的思辨性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先民的语言审美意识,从中发现先民语言审美意识与道德教化、传统修辞等有着密切联系,进而发现《说文》中蕴涵的中国先民语言审美意识始终洋溢着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火”车》看老舍小说的语言特色

以《＂火＂车》为例,从北京话的运用、短句子的运用、比喻借代等修辞方式的巧妙运用、核心词语的反复使用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老舍小说的语言特色,从中一窥老舍先生驾御语言的杰出功力。     

从《说文》“鹿”、“羊”、“穀”等字看汉语词义运动和字形分化

对《说文》中"鹿"、"羊"、"穀"等字所联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词义演变作了纵向考察,并对与之相关的字形分化作了动态分析。对"禄"字的说解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认为"禄"字所从之"录"跟"鹿"没有关系。     

《说文》“我”字训释考辨

考诸甲骨文、金文,"我"有两源:一从手从戈,一从禾从戈,以"割手"、"割禾"为造意,以"戈"为声;"戈",方言读guó,与"割"的方言读音一致,故"我"乃"割"之本字,有宰割、宰杀之义,甲文里有此用例;"我"被借作自称之后,另造"割"表本义;手的古文作、禾穗作,垂的古文作,三者相近,导致混同,故有许慎这样的说法。,从爪从戈,是"我"之金文字形。     

从《共产党宣言》看“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是他们对未来新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和在实践上为之奋斗终生的主题。胡锦涛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深刻地体现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思想。     

从《易经》中“德”看师德

《易经》闪耀着理性主义的光辉,闪耀着人文主义的情怀,闪耀着道德主义的理想。孔子以传释易,极大地丰富了《易经》的文化内涵,增强了《易经》的教化功能。《易经》中关于教育者的德之培养、德之树立、德之施于人等方面的阐述,给后人以无尽的联想、有益的启迪。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现实的个人”

个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标和终极价值,有关人的问题历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则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关注探索"现实的个人",这内涵丰富的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马克思来说,他的起点源自于实践,他不认同费尔巴哈的观点,批判费尔巴哈从"真正的人"的角度来看哲学人本主义价值,正因为此,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提出了新的"新唯物主义"这个历史观。     

从《墨经》“悖”思想看墨家逻辑

悖论是逻辑学中的一个常用词,从某种意义上讲悖论也反映了逻辑的本质。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墨经》最能表明这一点。其中,记载了各种关于悖论的分析和论述。它们都是严格悖论的最早雏形,与此相通的是,在古希腊也同样产生了类似的悖论理论。这反应了人类早期的思想认识中的某种共有的东西。本文通过对墨家理论中的“悖”思想和其与古希腊悖论思想的对比分析,认为在早期人类思想中关于悖论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的起点都是一样的。在后世的逻辑发展演进中,中国和西方可以说是走的不同的道路。即由于现实的需要和汉语文字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逻辑发展成为更倾向于事实的类比推理的逻辑,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形式的逻辑。     

从中国诗论的“入出”说看诗歌翻译

中国古典诗论的“入出说”理论用“入”与“出”来形容诗歌欣赏审美活动的两个环节，很好地揭示了诗歌阅读欣赏的审美规律。作者应用这一理论研究了诗歌的翻译，发现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入”与“出”的循环。第一循环中的“入”指的是“入以知音”，理解原诗的内容美和形式美；“出”指的是研究与原诗有关的背景资料，以加深对原诗的理解。第二循环中的“入”指重新与原诗作者感情上的同化，实现原诗内容与形式之美的传达与转换；“出”指的是对译诗作远距离审视，使之日臻完善。这样就从理论上论证了案头研究工作和不断修改、精益求精对诗歌翻译的重要性，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诗歌翻译审美的规律。     

从殷墟卜辞和典籍看酒祭

甲骨文记载了众多的祭祀方式,酒祭是其中之一。酒祭体现了先民的酒崇拜,同时,频繁的酒祭也反映了商代发展比较好的农业生产。     

《说文》谐声字声符分析举例

从《说文》谐声字与谐声偏旁的上古语音关系入手,结合《说文》的构形系统和出土文献材料,对《说文》谐声字的声符进行考察,认为：大徐本《说文》对、磬等字声符的认识存在问题,应当根据多重材料的综合分析重新加以界定。     

从小说《嘉莉妹妹》看城市化中的“欲望都市”

小说《嘉莉妹妹》的时代背景设定在美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十九世纪末,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影响了人们的交通、住宿、穿衣、娱乐、传媒等等各个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快速现代化的同时,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远离人们。     

从李白《侠客行》看金庸的“侠客”世界

侠客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在其诗歌《侠客行》中展现出了为国为民的侠客形象,同样在金庸的笔下也有郭靖、乔峰这样舍生取义的大侠,也有不计功名,锄强扶弱的侠客形象。     

从《老友记》的“顺应”看语篇教学

文章根据维索尔伦的顺应论,对《老友记》剧集中的特色话语进行分析,从而证明顺应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也说明顺应论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理论,也从中得出一些英语口语教学的启示。     

从《法显传》看“住”的词义来源

分别从词义、语音、字形三个方面讨论了"住"实际上就是上古汉语中的"驻"和"逗",并在东晋的《法显传》中找到了例证。并指出了现代汉语中的"住"的意义来源。     

从《风筝误》看李渔的“立言本意”

本文主要论述了李渔在《风筝误》中情节的发展、结构的安排上如何运用其“立言本意”的戏曲理论,取得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从“三角苦恋”看《呼啸山庄》的情爱模式

艾米莉·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以独有的"三角苦恋"模式贯穿小说的主要内容,使小说的情节呈现出两条线索发展的模式,同时也揭示了主人公在爱与恨的关系中对于生与死的深深困惑,从而实现了《呼啸山庄》情爱模式的双层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