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伪政权在广州的“社会救济”

抗战时期广州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长达七年,战争阴疆中的广州经济凋敝、社会动荡,贫民缺衣少食、生计维艰,生活的困顿倍于以往。为此日伪当局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社会救济”措施敷衍应付,试图舒缓民怨,维持其傀儡统治,然而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却使得这些工作大多都虎头蛇尾,成效不彰。     

抗战期间广州生活必需品价格研究

1937年8月31日,日军首次空袭广州,经历一年多的轰炸,广州于1938年10月沦陷。沦陷期间日军对广州的工业、商业、金融业的全面统制和掠夺,导致广州生活必需品价格较抗战前动荡多变,呈现出高涨至低廉,再由低廉至高涨,并最终走向崩溃的折线。抗战期间生活必需品价格畸形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战争;日军对广州实行经济操控以达其“以战养战”侵略政策导致金融秩序混乱;国民政府为了平衡收支大量增发货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以及商人囤积居奇推动物价进一步高涨;加之抗战期间广东自然灾害频发,加重物资短缺。生活必需品价格动荡严重影响百姓生活,致使商业萧条,人民生活极度困难,饿殍载道,沦为难民者多。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南京大屠杀时期留宁美国传教士活动述评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兵分三路向南京进犯.在日军兵临南京城F的危机时刻,美国传教士却毅然决定留在南京.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城里的十多个美国传教士竭力保护中国难民生命财产、阻止日军烧杀淫掠、向外界揭露日军暴行,谱写了一曲壮烈的人道主义圣歌,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暴行

对于日军暴行的研究,早在抗战初期就已经开始,如郭沫若于1938年4月2日发表的《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杜呈祥于1939年所著的《日寇暴行论》(专著),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明确揭露日军暴行的帝国主义实质,指出日军暴行与日本政府发动帝国主义战争战略目标的直接联系。本文想就此试作分析。     

桂林抗战损失程度及调查研究工作的基本估计

抗战时期,桂林遭受日军飞机反复轰炸,又被日军直接侵占,难民数量很多,结构很复杂,疾病不断流行,救济代价很大。这些因素决定了桂林受损失的程度是很严重的。抗战尚未结束,当时广西省政府就开始组织力量对抗战损失进行调查,相比之下,广西的抗战损失调查工作位居全国的前列。由于桂林是广西的省会,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最多,因此,抗战损失的调查工作处于广西的前列。日本的末次情报研究所收集了许多日军轰炸桂林的信息。抗战后期桂林所具有的特殊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国际上的许多媒体经常报道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为我们了解桂林抗战损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不容抵赖

最近,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公然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事实,把当年日军对南京人民的大屠杀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但是,狡赖岂能掩盖血写的暴行。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进行了血腥的“南京大屠杀”,时间长达六月,恐怖残酷之状惨绝人寰。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当时中国军民被集体枪杀的达十九万多人,零散杀害尸体经收埋的达十五万多具,被害总数在三十万以上。这里仅录三个历史材料,将日军的暴行示众:     

上海南市难民区述略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法籍人士饶家驹等人的发起下,经中国政府同意,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上海南市划出特定区域,专以收容、安置中国难民。该区成立于1937年11月9日,曾设130余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最高达十余万人。其经费主要依靠国内外团体与人士的捐助和中国政府的津贴。同年年底随着上海的沦陷,日伪势力侵入,至1940年6月30日停止活动。     

日军“百人斩”部队的下场

在侵华战争中,日军“第16师团”这个番号是与一系列暴行划等号的：参与实施南京大屠杀,开展“百人斩”比赛……就连当时的日本陆军部人事局长都说：“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战斗指导是违背人道的。”可见其暴行是多么的惨绝人襄。     

侵华日军南京暴行心理成因探析

抗战时期,日军在中国的战争与施虐罪行罄竹难书。而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则是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使日军形成了征服中国的心理基础,是导致暴行发生的直接原因;普遍存在于日军士兵中的大和民族优秀论意识以及蔑视中国人的认知心理,是暴行发生的内在原因;长期的侵华战争使日军形成了变态的畸形心理,是暴行发生的深层因素;在对被征服者的凌辱与毁灭中,日本士兵恐惧报复的心理,是暴行全面发生的原因;日军在战争中遇到中国军民的顽强反抗,形成了其强烈的复仇心理,是暴行发生的重要诱因。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企业形象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在企业的竞争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21世纪的企业究竞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毫无疑问,“企业绿色形象”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形象发展的主流。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宪法社会化: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宪法实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宪法主体的交互行为。知晓并理解宪法则是各宪法主体交互行为有效发生的逻辑前提,由此要求宪法必须以"公开的大众知识"和"被广泛知晓的法律常识"品格出现,才能使知晓和理解宪法成为可能。两种品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宪法社会化的过程,其有助于宪法实施文化基础的形成、实施实效的巩固以及实施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不同的宪法主体,宪法社会化的媒介与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审美视野中的娱乐节目现状分析

娱乐节目如今在国内各电视台已成为与新闻、电视剧比肩而立的主打节目。本文从审美的角度对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在新旧交替以及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正是娱乐节目中的诸多娱乐元素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奇妙契合，成为娱乐节目火爆荧屏的关键。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写在纪念建党80周年之际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作出的公正裁决,是人民大众意志的选择,也是共产党自身的本质特点所决定.     

“选科”、“选课”与“走班”的测量学基础问题辨析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了"选科"和"走班"两类新的问题,"选科"的结果是"定向"(或分流),"走班"是"选课"的结果。科学的"选科"是基于能力倾向测验的分类决策,"选课走班"是基于学业评价的安置决策。这两种测验的目的不同,优秀的标准不同,施测的时间不同,效度要求不同,参照的选择不同,编制的依据不同,计分和结果呈现的方式不同,结果的解释不同。     

论“响堂样式”的特征及形成

本文通过对响堂山石窟的类型进行分析,得出分期结论并总结其不同的特征。进而通过对响堂山石窟与东魏-北齐其他石窟的比较,发现东魏-北齐初年响堂山石窟的独特性极为鲜明,到北齐中期以后,响堂山与其他地区石窟特征趋同,形成所谓的"响堂样式"。而这一变化过程正是高氏家族由"胡化"转为"汉化"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