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

近三十年来,中国作家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曾发生过多次转变.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激变,他们隐性出场并开始发言.时至80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显现出了其精英立场.90年代,他们首先表现出大众化与狂欢立场;其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重新定位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90年代末,知识分子出现了精英立场与自由立场的分野.新世纪以来,身为作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种种困难,大部分作家表现出沉默与失语的状态.     

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

文章对周恩来重视、关怀知识分子的思想作了全面阐述。周恩来认为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关键,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为此,周恩来提出了四项具体措施:要客观地实事求是评价知识分子,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和工作条件上关心他们,调动其积极性;要热情地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要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扩大知识分子队伍。     

对鲁迅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认识

鲁迅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是本着爱护他们的精神,着重通过表现知识分子的不幸,来解剖他们生活的环境.他写知识分子的弱点、缺点,也是出于同情,而非主要是批评.     

知识分子的苍凉人生——《围城》与《我是猫》之比较

《围城》与《我是猫》分别是中国、日本现代小说史上长篇小说的佼佼者,这两部小说在题材选取上有着相同之处,都选择了将普通知识分子作为描述对象,通过对年轻知识分子的学习、工作和爱情的讲述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这两部作品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不只能代表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也能作为当下知识分子心灵的反映和投射。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特点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学业、事业都牢牢粘上了时代和社会的标签,他们的爱情也总是不如意,尽管他们对爱情有着强烈的追求和相当高的期许。本文拟从知识分子的学业、事业和爱情这三个方面对知识分子的人生进行说明和剖析,以解释为什么知识分子的人生如此荒凉。     

浅论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革命

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大脑.中国革命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现代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传播的深度与广度.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独立思想人格的知识领袖对于中国社会的不同认识,致使他们在革命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分化,无意中充当了某一阶级的代言人.但他们作为当时社会的牛虻与医生体现出来的精神却有着恒久的历史意义.     

浅析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思想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给予高度重视,他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并采取一切措施在生活上、政治上和事业上关心、信任、使用知识分子,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重用·疏离·批责——论降清士绅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依附性特点,决定了其人必须在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和许可下才能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理想,所以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往往是以统治阶级的需要为转移.在统治阶级需要他们为政权建立和巩固出谋划策的时候,是他们才能得以施展的时候,也是他们和统治阶级关系的融洽期;一旦政权巩固下来以后,统治阶级为加强专制王权,从而开始限制知识分子的权力扩张,此时,他们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恶化,处在了统治者的严厉约束之下.降清知识分子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也是如此,经历了一个由密切合作到逐渐疏远乃至于最后的严厉批判和打击过程.     

索尔·贝娄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是索尔.贝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人公形象。他们学识丰富、思想敏锐,但在探索精神家园的道路上屡屡受挫。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他们的心灵背负了太多的迷惘与压力。本文力图对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以及在困境中的抉择进行分析,以期对他们的形象有一个深入的认识。     

从《风雅颂》看传统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及其悲剧根源

<风雅颂>是阎连科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写的一部精神自传,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传统性与知识分子现代精神之间的不谐调,反映了他们的自我身份确证的悲凉和艰难.这里从小说主人公杨科的身份问题出发,借以剖析知识分子无法转轨的精神现实及其内在的软弱性和悲剧命运的根源.     

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

在半个多世纪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正确地估价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关心他们政治上、业务上的进步和生活中的疾苦,并且亲自同他们交朋友,进行言传身教,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贴心人。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是我们党的重要理论财富。认真地学习这些论述,对于清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正确地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准备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深化党员先进性认识

共产党员要保持党员先进性，就必须加强对党员先进性认识，尤其加强对党员先进性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的认识，把握党员先进性的标准和特点，才能打牢党员先进性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提高保持党员先进性的能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民国时期留学生爱国感情的生活基础--以留法官费生为例

民国时期留学生群体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爱国感情十分浓烈,他们的留学生活与祖国的经济关系是影响他们对祖国感情的一个重要因素。留法官费生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的群体。对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档案中留学生书信的梳理表明,在当时国内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的年代,国内各地政府虽也勉力扶持留学教育,但所提供的官费资助不仅数额有限,难以满足留法学生的实际需要,而且即使那些名义上享受官费保障的官费生们,也长期被欠费和经费缺乏问题所困扰,致使生活学业常发生问题,时有中辍之虞。他们在求学期间困窘的经济状况,与家乡政府勉力提供官费资助的紧密关联,使他们深深感受到国内家乡官民父老的勉力支持,使他们与祖国之间产生了休戚相关的血肉联系,从而成为激发他们爱国情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壮族机智人物故事中智人形象浅探

壮族机智人物故事中的机智人物主要有公颇、老登、汪头三、公天、佬巧、波荷等，这些智慧形象具有其他民族同类形象的共性，也具有本民族的个性，他们在斗争艺术中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智”性：（1）深谋远虑、游刃有余的运筹术；（2）处事不惊，化险为夷的应变术；（3）请君入瓮，以毒攻毒的思辨术；（4）善用诡辩、滑稽、幽默的口才艺术；（5）大智若愚，狡黠聪慧的处世术。     

论解放思想和遵纪守法的关系

解放思想与遵纪守法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是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处理得好,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处理不好,就会陷入误区,出现偏向。党员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在解放思想中强化法纪观念,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提高防腐拒变能力,走出为政的误区。     

《木氏宦谱》所载木氏土司联姻分析

土司制度在丽江地区设立之后,木氏土司政治势力日益发展壮大。为了稳定既有的权力格局,巩固与发展在当地的统治,木氏土司以联姻的方式与周围的土司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网,这不仅调节了联姻土司之间的关系,扩大了木氏土司的势力范围,还巩固了其在滇西北地区的统治地位,增强了与中央王朝政治博弈的资本。     

思政理论课教师双重角色定位的冲突与化解

因为思政课教师角色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同步、角色的职业特点与高校现有的考核方式不协调以及角色扮演者的职业活动空间对政治性角色功能的制约等原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定位和职业定位之间存在角色期望、角色地位、角色行为冲突.化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角色政治定位和职业定位之间冲突的途径是强化政治性角色,在发展中理解和把握政治性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共生点.     

阶级阶层利益整合与和谐社会构建——中国农民阶级阶层分化研究

在一个社会里,只要存在阶级,就会存在阶级矛盾,它表现为利益双方的相互对立和依存.利益对立导致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便发生社会冲突,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而利益依存凸显了矛盾双方合作的必要,双方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以自己合法的方式获取自己的利益,双方相伴相生,相互依存,这就是阶级整合. 因此,阶级整合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对立的边线--矛盾双方共同一致的利益,并随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边线的移动,这个边线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     

试论魏晋风度──名士理想人格的美学透析

魏晋名士崇尚超尘绝俗,注重人格生命。魏晋风度的产生和形成,标志着名士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本文论列了魏晋风度的主要表现形态,并对其产生的社会思想背景及历史意义作了多角度的分析。     

新旧人文主义思潮的较量--评新文化倡导者与学衡派论争

时至今日,学界多数学人已不再把新文学倡导者与"学衡派"的论争看作革新与守旧、进步与反动的文艺思想斗争了.然而,他们当初的分歧何在?造成分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文对此作了深入地论述,客观公正地评析了这场论争的是非功过.     

Cultural valu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the malleability of ways of knowing

This research tes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cultural values and the malleability in their ways of knowing in two social contexts. Two hundred and ninety-two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either business or social sciences initially received two priming conditions (two weeks apart) where they reflected on either their in-group or their out-group. Then, their adherences to ways of knowing: separate knowing (SK, being a devil’s advocate) and connected knowing (CK, being perspective taker) and cultural values: collectivist-horizontal, collectivist-vertical, individualist-horizontal and individualist-vertical were assessed. Analyses revealed a priming condition X ways of knowing X cultural values interaction. When students had their in-group in mind, their CK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ir SK score in all cultural categories. When students had their out-group in mind, their CK scores decreased to comparable levels of their SK score in all cultural values except horizontal-collectivist. Students with a dominant collectivist-horizontal values maintained higher CK scores compared with their SK scores in the out-group condition. Implications for perspective-tak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