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回归生活世界

现代教师发展的困境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主义的扩张，在工具理性盛行的背景下，教师发展封闭于科学世界，一切变得过于被动、机械和有章法。     

试论新公共管理的工具理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本文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出发,分析了工具理性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由于其过度扩张会在实践中导致弊端,因此在新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中应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明确以价值理性校正工具理性的必要性。     

重建当代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类在自身实践活动当中对于价值和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在世界的现代性过程中，随着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和价值理性的萎缩与迷失，形成了人类的价值理性危机，并由此而导致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因此，重建价值理性是人类摆脱生存危机的首要任务。     

邓小平科技教育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邓小平科技教育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邓小平科技教育观不仅重视工具理性的基础作用,而且十分重视价值理性精神的导向作用。学习研究邓小平科技教育价值观有利于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刻内涵,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性和指导作用,努力培育科技教育的价值理性精神。     

科技价值理性缺失的哲学思考

科技越来越发达,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却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科技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应当由价值理性占主导地位才能引领科技的为人类造福。而当今科技工具理性的泛滥而导致科技价值理性的缺失,使得科技应用中的负效应日益显露,使人类生存受到了威胁。     

工具理性至上:近代工程师传统的工程思想

近代以来科学进步及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同时也使工具理性急剧膨胀并与价值理性分裂开来。人们认为在工程实践中人只是工具强力意志的践履者,这为工程的全面进步提供了的合理性,同时也形成了以工具理性为指归的工程师传统的工程思想。工具理性单向度的扩张进一步使近代工程的工具旨趣增强,工程的形态展现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工具。工程作为力量的象征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和延伸,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工具理性的传统,同时也为工程哲学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些哲学思想在本体论及认识论向度上都带有明显的工具主义特征。     

学科评估主义的困境与突围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学科建设与评估所蕴含的两个重要方面。但近年来在学科评估过程中,工具理性过分扩张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僭越并形成学科评估主义。学科评估主义的问题主要表征为强调评价显性指标忽视学科内在价值、强调学科评估统一性忽视学科差异性、“马太效应”明显、手段与目的本末倒置四个方面,问题根源主要在于学科评估动力机制为行政而非学术、学科评估定位是管理工具而非学科建设本身、评估结果的使用捆绑太多利益三个方面。为解决学科评估主义的困境,实现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回归,要进一步强化学科分类评估,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评估体系,淡化学科评估的行政色彩,使学科评估回归评估本身。     

构筑告别科技拉普他岛的道德天梯

现代科技革命给人们的绝非只是快乐和希望，生态明与物质明的破坏、精神信仰危机的引发、以及人性的蜕变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工具理性的险恶一面。科技局限的无视、经济主义的实践、“为我”价值取向的奉行分别是拉普他之厄得以产生的认识、社会与化根源。科技专家道德责任的自觉承担、政府和企业对科技功利的正确摆放、人学同广大公众从舆论及实际行动上支持科技正义是人类告别科技拉普他岛的坚实道德天梯。     

社会转型期中国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

人文学者担当着社会的道德规范、意义模式和生活方式建构的使命。然而，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的扩张使人文精神日益衰落，人文学者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丧失，人类精神家园在功利化和物欲追求中坍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展亟待重振人文精神，人文学者要勇于肩负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坚守真理，弘扬人文精神，繁荣人文学科，推动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全面进步。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作为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而兴起的。在实现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主义走向了极端,走向了它的反面：理性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人道和人权服从于工具理性,人成了工具理性的奴隶,因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源于现代主义,     

关于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观的探讨

科学主义的教育管理观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关注组织结构而忽视组织中的人,对人只强调人的理性因素而忽视人的非理性因素,在人的理性因素中注重人的认知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人文主义的教育管理观以“主观主义”的哲学为基础,关注组织中人的因素,注重人的价值理性而忽视人的认知理性。这两种教育管理观还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管理观。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管理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主体教育管理观。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组织与组织中的人、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以及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等能在人的主体的实践活动中达到相对统一。     

论儒家理性在后现代教育中的意义

西方理性追求的是普遍性的形式理性、工具理性，它导致了西方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东方儒家理性追求实质内容，提出适度原则，它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后现代教育反对现代教育的客观主义知识观和普遍性原则，这些都是由形式理性、工具理性的极权地位所致。此时，作为形式理性、工具理性对立面的儒家实质理性对教育的意义再次在后现代教育中彰显。后现代教育随东西理性的融合而发展。     

波普科学合理性理论研究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科学合理性问题如同休谟归纳问题一样，是一个让哲学家寝食难安的问题。为此科学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合理性模型，试图澄清和解决这一难题。波普提出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客观知识理论和科学知识进化论是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否定和对科学合理性的重新说明。因此，系统地分析、阐述和评价波普的科学合理性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科学合理性的现代意蕴

科学合理性是科技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代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到现代对科学合理性的解释；从逻辑实证主义的释义，直至科学实在论和后历史主义把它当作科学哲学核心问题加以重建，不断赋予科学合理性新的意蕴，不断完善人们探索和利用科学的根基。     

正本清源:西方理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作用

西方理性是自然哲学观主导的,是超越性与通透性、批判性与探究性、证据性与求实性、启蒙性与存在性、人本性与自由性的统一,这对现代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科学理性的滥用给人类和科学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从20世纪末期,西方哲学开始反思科学理性、科研方法、科学伦理、科学价值以及科学发展模式等基础问题,重返理性。     

地方政府行为取向变革低效的制度反思——兼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政府制度安排

地方政府是在制度规则下,基于自身本质进行行为选择的个体行为者。对地方政府行为取向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本性”和规范它的制度规则。要改变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取向,必须通过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化,即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正确引导激励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地方领导的个体利益与地方的科学发展统一起来,使之在尊重个体理性的基础上达到集体理性。     

试论教育活动中的具体理性原则

教育具体理性是教育具体活动中应该依据的一种思想意识和活动原则,体现了教育在具体活动中所依据的思想、意识、方法的科学性、先进性和文明性水平,能够引导教育活动在科学、文明、先进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具体理性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合理性、普遍性等基本特征,其在现实教育中的缺乏具有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双重原因,其模式的建构和落实具有理论研究、观念更新、制度转型等多种途径。     

试论美国科幻片赖以生成的文化语境

本通过将美国科幻片与人类远古神话相比较的方式，论证了以工具理性为核心而创造的资本主义化符号系统乃是美国科幻片赖以生成的语境，并进一步探讨了工具理性依据其固有的逻辑道路在四个层面显示的怀疑与追问的倾向。     

科学预设的合理性及其法律应用

科学预设是作为科学活动的不证自明的前提的观念。其合理性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从逻辑经验主义到历史主义,再到自然主义的变化过程。科学预设是科学理论建构的主导因素,也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和标准建构的前提或指南,科学哲学应提供一套高层的科学预设来指引科学活动,而不能因为预设的可误、可变化而否定其合理性。科学预设不仅能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侦查讯问,也是法庭审判中常见的语言现象。